董仲舒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汉代“群儒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后世政治、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董仲舒的评价分歧极大。本书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学术思想沿革为依托，简述了董仲舒致经著述、出仕践儒、建构理论大厦的一生，重点评述了其改铸的新儒学体系：“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的进化历史观、取法于天的王道论、独尊儒学的大一统论，继乱世必须“更化”的改革思想等，力图真实、客观地展示鸿儒董仲舒的生平及其影响。

王永祥，河北省辛集（原束鹿县）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省管优秀专家。先后担任河北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辩证法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西方同一思想史》、《董仲舒评传》、《矛盾问题新探》、《古代和谐范畴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一次。

序
第一章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
一、西汉前期的社会矛盾
二、西汉前期的自然科学
三、西汉前期的儒法道之争与历史的选择
第二章 建构封建理论大厦的一生
一、生卒与故里
二、生平事业
三、著作简况
第三章 自然神论的宇宙观
一、“天”为元本的宇宙论
二、“天”的构成和宇宙图式
三、封建伦常化的“天”
四、自然神论之“天”
第四章 神秘的“天人感应”目的论
一、自然神论的目的论
二、神秘的“天人感应”论
三、“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社会意义
第五章 “万世亡弊”和“变而有常”的天道论
一、“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具体之道
二、“变而有常”的天道思想
三、“合”“偶”形态的对立统一思想
第六章 辨物理、发天意的认识论
一、辨物理、发天意的名论
二、审得失、著是非的辞指论
三、“无类类比”和“循名得理”的认识方法
第七章 等教而善的人性论
一、性待王教而为善
二、“性三品”说的开山祖
三、较析与评价
第八章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一、确立封建人伦关系的“三纲”
二、作为封建道德原则的“五常”
三、重义理、轻功利的义利论
第九章 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的进化历史观
一、新王必应天改制、应人制礼
二、承认汤武“革命”的天命靡常论
第十章 取法于天的王道论
一、王道取法于天
二、王道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三、治国以积贤为道
第十一章 继乱世必须“更化”的治国思想
一、汉继秦必须“更化”才可善治
二、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独尊儒术”
三、其他诸种具体改革方策
第十二章 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一、关于董仲舒历史地位的总评价
二、董仲舒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附录 董仲舒年谱
索引
其他参考书目
后记

程志华
从事学术研究，一个基
本前提是要弄清楚研究领域
，或者说要弄清楚学科范围
。当前，在弘扬传统文化的
氛围下，一种倾向是认为“
学科”划分“肢解”了传统文
化，故反对以“学科”划分研
究传统文化。这种说法貌似
有道理，其实是不合时宜的
。学科是人类知识探索的成
果，尽管它亦有局限，但总
体上比不分学科要进步。例
如，传统“绝学”到近代以后
区分出数学、物理、化学，
今天我们不会有人接受将数
学、物理、化学退回到“绝
学”去研究。同样，人文社
会科学的学科区分不可退回
到“经”“史”“子”“集”，不可
退回到“国学”去研究。更有
一种说法，认为近代人文社
会学科源起于西方，故应拒
绝这些学科分类，恢复“国
学”传统来研究。这种主张
显然更不具道理，因为学科
是人类进步的成果，无分东
西，凡属人类文明成果，我
们均不应排斥。历史地看，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废除科
举制度，建立现代教育制度
，这是进步，而不是倒退。
常言讲，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其实学科亦是没有国界的
。
从事燕赵文化研究，基
本前提是要弄清楚“国学”“
儒学”“哲学”三个概念的关
系。
“国学”概念出自20世纪
初西学东渐时期，它是一个
与诸种“外学”相对而生的概
念。就内涵讲，凡是中国的
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
地理和风俗习惯等都涵盖于
“国学”名下。质言之，所有
中国传统文化都属于“国学”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
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
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
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
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
其一国者也。”在西学东渐
的过程中，还形成了“汉学”
概念。所谓“汉学”，指国外
学界对中国文化研究形成的
学问，它大致相当于前述所
谓的“国学”。李学勤说：“
汉学一词，在英语是
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
，而前者的意味更古典些，
专指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
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汉学
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
来指中国，和Sinology的词
根Sino-来源于‘秦’一样，不
是指一代一族。汉学作为一
门学科，词的使用范围本没
有国别的界限。外国人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是汉学，中国
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是
汉学。因此有人把中国人讲
的‘国学’就译作 Sinology。
……按照国内学术界的习惯
，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
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
进而，“国学”可分为“先秦
诸子”或儒、道、释三家等
，后来又分为“经”“史”“子”“
集”四部。
毋庸置疑，儒学是“国学
”的核心和主干，无论从儒
学长期居于意识形态主位看
，还是从儒学长期居于传统
文化主位看，这都是史实。
那么，何谓“儒学”呢？章太
炎曾写有《原儒》，专门探
讨“儒”的多层含义，将其区
分为“达名”“类名”“私名”。
所谓“达名”之儒，指“儒”的
最广义。本来，“儒”指专司
丧葬礼仪的术士，由于职业
要求“以柔示诚”，故形成“
柔”的性格。《说文解字》
释“儒”为：“儒，柔也，术
士之称。从人，需声。”后
来，“儒”引申为泛指一切有
术之士，故有“儒商”“儒将”
“儒官”等说法。秦朝所谓“
焚书坑儒”之“儒”即指此义
，故“坑儒”即指“坑术士”。
所谓“类名”之儒，指“有六
艺以教民者”，即有“六艺”
之术且以其教育庶民之人。
这类人以其德行而为“师”，
以其技艺而为“儒”，即现代
所谓的“教师”。所谓“私名”
之儒，为“儒”的最狭义，指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
以孔子为宗师，以“仁义”为
核心，以尧、舜、文、武为
理想人格，以“阴阳之道”帮
助君主“明教化”为理论宗旨
。当前，所谓“儒”主要指“
私名”意义下的儒家学派或
儒学这门学问。
那么，什么是“哲学”呢
？耳熟能详的定义是“关于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
公允地讲，这个定义不为错
，但它过于宽泛，未能具体
说明基于“不是什么”而言“
是什么”。即，它未能区分“
哲学”与科学、宗教，因为“
科学”亦是一种“世界观”，
如物理学就是一种典型的“
世界观”。所有宗教亦是“世
界观”，而且是非常典型的“
世界观”。当然，这些“世界
观”本身亦是“方法论”。为
此，我曾专门写有《哲学概
念三解》，将“哲学”定义为
“对事实、价值或事实价值
总体之超越研究的学问”。
在这个定义当中，关键词有
三个：一为“事实”“价值”或
二者总体，指哲学研究的对
象；二为“超越”，指哲学研
究的方法：三为“学问”，指
哲学研究的性质。进而，“
事实”“价值”或二者总体是
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由
此将“哲学”区别于“宗教”。
“超越”指对经验的超越，为
哲学和宗教的共同特征，由
此将“哲学”区别于“科学”。
“哲学”“科学”均基于理性而
有，故均为“学问”；“宗教”
基于“信仰”而有，由此“哲
学”“科学”与“宗教”区别开
来。
……
上述只是从历史维度讲“
燕赵文化”的贡献、内容及
相关研究，但历史维度之研
究本身不是目的，“据本以
开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作为研究董仲舒的指导思想？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探索，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但也是一个根本立场或世界观问题，即能否做到科学地或实事求是地评价董仲舒的大问题。
本书不仅对董仲舒的思想要“评”，而且对历史上和现代有关董仲舒的观点。

董仲舒是汉代祖籍广川
（今河北景县内）的一位杰
出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
教育家，因此研究董仲舒尤
其是河北的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作为汉代“群儒首”的董
仲舒，是中国思想家中的一
个大家，要写好很不易，特
别是由于历来对他的评价分
歧很大，甚至尖锐对立，这
就更增加了难度。例如，在
历史上，有的说他“有王佐
之才，虽伊吕亡以加”（刘
向语），也有的说他“言类
淫巫，瞽史，诳乱后代”（
柳宗元语）；在现代，有人
说他“实为儒学庸俗化的典
型”（侯外庐语），其学说
在历史上“发挥着反动的作
用”（于首奎语），而另一
些人则认为，他“是颇有进
步意义的思想家”（张恒寿
语），乃至中国历史上“三
位特大思想家（指孔子、董
子、朱子）之一”（周桂钿
语）。作为“评传”，不仅对
董仲舒的思想要“评”，而且
对历史上和现代有关董仲舒
的观点，也应当“评”。这样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自然
难免有不尽恰当之处。对此
，我不求对我的错评予以谅
解，只希望哲学界的同仁也
能坦诚地给以批评，以期将
研究引向深入。
开展学术批评，我以为
是有关学术命运的大事。这
不单是有了错误不批评，任
其谬种流传，对国家、对社
会造成灾害，而且堵塞了言
路，正确的东西也得不到发
扬。以往在董仲舒的研究上
，有些错误的东西成了定论
，结果对两千年来祖国的优
秀文化遗产也得不到很好的
总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
训。出了错误观点怎么办？
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
为争鸣本身就是发展真理、
增强抗力、消除错误的一个
活的机体。害怕争论，这绝
不是解决学术问题的办法，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所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作
为研究董仲舒的指导思想？
我赞成研究方法多样化，但
我更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是“根本方法”。在此我还
要重申这个观点，而且可以
说，在《董仲舒评传》中，
就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指导进行探索的。这种探
索如何？不能自己妄断。不
过我绝不同意如某些同志所
说，只要采用唯物史观及阶
级分析的方法，就必然“浅
陋”或“乏味”。相反我以为
，如果抛弃了唯物史观这个
根本方法，而去一味追求时
髦的词句，从外国生搬硬套
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名词，
从而把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
问题，却搞得不知所云，这
显然不能叫深刻，而且这才
是真正的“浅陋”和“乏味”呢
！
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但也是一个根本立场或世界
观问题，即能否做到科学地
或实事求是地评价董仲舒的
大问题。而这个实事求是的
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科学
研究的第一要义。只有能够
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基本立场
和基本原则，才有共同探讨
或褒贬的准绳，否则，一切
的争论都将无从谈起。
当然，要做到科学和实
事求是也很不容易。这是因
为除了意气用事或为某种利
益的驱使而采取非科学的、
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外，还有
对材料的掌握上很难做到毫
无遗漏，世界观也难免局限
性和片面性；此外，还有时
代远近，社会情绪、国家的
大政方针等因素，也会发生
某种影响，难以做到实事求
是。然而，一部严肃的学术
著作，必须排除掉这些影响
实事求是的因素，否则，以
往的教训将会重演，“文革”
中“打倒一切”的“左”的思潮
，又会乘机泛滥起来。
我在本评传中的观点，
作为一家之言，虽然水平有
限，但均为本人精心研究的
成果。其中，有些是此前没
有人明确讲过的，如董仲舒
在本体论上的自然神论；有
些是与此前的观点相反的，
如在肯定“万世亡弊”之道的
前提下，较多地论述了他的
辩证法思想；有些是新发掘
出来的观点，如继乱世必须
“更化”和“应人制礼”的进化
的社会历史观；再有就是从
汉代所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
，认为董仲舒是封建社会初
期具有改革意识的思想家的
观点等，都是在书中作了一
番论证的有突破性的观点。
当然，对这些论题，现在还
不能说都已解决了，相反，
还需要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
，以获得更好的解决。
到现在，董仲舒已死了
两千多年，人们也评论了他
两千多年，人们还会评论下
去。不过，人们研究历史和
古人，都是要为现实服务的
。我希望我的评论能够汇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百花园
，为增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发挥些微作
用。
作者1993年1月

第一章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评价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必须把他放在当时历史环境的特殊矛盾之中，从当时社会历史的任务出发，不是根据他有没有提供现代人所需要的东西，而是看其同前辈相比，为社会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这样，判断一个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或者说对社会的发展是具有正价值的还是负价值的，以及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不是以某种抽象观念为标准，而是要看其全部理论及其行动在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历史任务过程中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倒退作用及作用的大小。这当然也适用于评价董仲舒。因此评价董仲舒，首先应搞清其生活时代的社会矛盾、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学术思想的沿革。这些正是正确评价董仲舒一生功过，特别是评价其思想理论的作用和意义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一、西汉前期的社会矛盾
我国从春秋时期便开始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大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便已先后夺取了政权，形成了互相兼并争雄的局面，最后是秦国借助于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先后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不过，秦朝的统治并未能够持久，到其第二代总共不过14年，便在农民起义风暴的打击下，为乘机而起的汉王朝所取代。董仲舒就生活在西汉王朝的前期。
西汉的前期存在着哪些社会矛盾？历史的取向和任务又是什么呢？有的人说，西汉前期，特别是董仲舒所处汉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主要矛盾已成了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新的统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防止农民的造反和为此而编造理论体系了，董仲舒思想由此便应运而生了。这种说法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值得商榷。诚然，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的来说应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因此地主阶级及其理论家总是要把防止农民造反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放在重要位置上，不会稍加忽视；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其基本矛盾并不一定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譬如，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刚刚取得政权的封建主与刚刚失去政权的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往往表现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而在晚期，当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封建政权的主要危险时，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另外，不论何时，一旦外族人侵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民族矛盾也会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对封建社会应做具体分析，绝不可笼统地将社会的基本矛盾等同于主要矛盾。我认为，西汉的前期，包括汉武帝时代，都属于封建社会刚刚从奴隶社会脱胎出来的初期，因而是封建社会的上升及发展时期，当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重要的社会矛盾，它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董仲舒的理论活动，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并成为对董仲舒的理论作出公正评价的重要依据。以下就对这几种矛盾以及由此而应引出的历史任务作一简要分析。
（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也是西汉前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相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奴隶社会的生产主要是使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奴隶主对奴隶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奴隶则只是奴隶主手下的活工具；封建社会则不同，主要劳动力已不再是可以随意杀戮的奴隶了，而是具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和租种着地主土地的佃农。剥削方式已发生了变化。自耕农和佃农除必须为政府服一定的劳役和兵役外，自耕农需向政府缴纳各种赋税，佃农则要向地主缴什五的地租，其余的劳动成果可以归己。这种剥削方式的转变，相对于奴隶制来说，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当然，这一剥削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在奴隶大量逃亡和起义的形势下，统治者被迫实行变法的结果。如《汉书·食货志》说：“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繇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这里所说，就是春秋时期在鲁国被迫实行的向封建制度转变的变法；到战国，这种封建化的变法已遍及各大诸侯国，以至于只有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当时，变法最彻底及收效最高者应属秦国，“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并终至秦始皇而“并天下”。再后，汉承秦制，继续推行了封建化的政策。如汉高祖一方面下诏明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另一方面对于从军吏卒，则按军功大小及从军时间，赐予爵位和田宅，凡在七级公大夫以下者，予以世代免除徭役和户赋，对七级公大夫以上者，另分给食邑。这样，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汉代的封建剥削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领户制，亦即所谓封建领主制；另一种即是豪族地主实行的租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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