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鉴古以知今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兵家权谋和政治权术加以分析，一窥中国古代政治，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无疑对认识中国社会有所帮助。

——柏桦

★南开大学教授、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人柏桦多年研究成果汇总整理

★首次将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结合并加以论述

★鉴古以知今，一窥古代政治，知今日之中国

★辅以大量实例，融知识性、可读性及趣味性于一体

★事例结合，要点分析，点燃读者的阅读兴趣

★分析施计经过，帮助读者了解古代特殊的政治状况

★中国著名肖像漫画家王山甲精心绘制内文插画

★印料优良，触感温润，印刷环保，质感十足

★内涵丰富，版式舒朗，阅读、收藏、馈赠皆相宜

《柏桦说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全三册）》是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柏桦多年研究成果的汇总整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首次将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结合并加以论述，兼及普及性，融知识性、可读性及趣味性于一体。

全书共分三册、三十六个章节，按照三十六计的顺序，从推演入手，结合大量史实和案例，分析了三十六计的常用手法、应用范围和基本特点，探索出三十六计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

《柏桦说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上）：亢龙有悔跃于渊——胜战计与敌战计》书名取自《周易·乾卦》的爻辞“亢龙，有悔”“或跃在渊”，为胜战计与敌战计的合篇。

《柏桦说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飞龙在天或见野——攻战计与混战计》书名取自《周易·乾卦》的爻辞“飞龙在天”“见龙在田”，为攻战计与混战计的合篇。

《柏桦说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下）：潜龙勿用日潜潜——并战计与败战计》书名取自《周易·乾卦》的爻辞“潜龙，勿用”“君子终日乾乾”，为并战计与败战计的合篇。

柏桦，北京市人，1953年4月出生。自1979年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等学习和工作，先后获得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教师：韦庆远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指导教师：王钟翰教授）和文学博士（日本大阪大学，指导教师：滨岛敦俊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日本和歌山大学经济学部非常勤讲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客员研究院，南开大学法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省昆仑学者，天津市优秀法学家，现任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双聘教授。主要专业：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主要兼职：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出版有《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第3版）》、《柏桦谈明清奇案》等26部专著，并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140余篇。自2005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明清妙判》、《明清奇案》、《明清御批案》等系列讲座400余集。

王山甲，1974年生人。中国著名肖像漫画家、插画家。北京山甲少儿美术教育创办人，《中国诗词大学》第一季、第二季特邀画家，中央电视台《互动空间》漫画超人大赛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学会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漫画比赛大奖。2006年其为冯巩影片《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绘制的电影海报，是中国第一章手绘肖像漫画电影海报。

序言 天圆地方和外圆内方

《三十六计》是经过长期流传和后人不断整理所成的书，可以说它是凝聚古代人们智慧 的书。 全书共分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等六套，每套各有六计。

三十六计基本上是以众所周知的成语为定名，易记易懂，故在人们中间影响很深。因为这是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计谋，在社会上自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

《三十六计》是以兵家权谋的面目出现的，虽然它没有囊括古代兵家奇诡奸谲之谋的全部内容，但毕竟将兵家诡道的主要部分汇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兵家权谋的概貌。

本套书定题为“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一是在政治理论往往深奥难懂，政治心理学更是人们不大熟悉课题的情况下，借助这些很有影响的计谋来宣传推广。二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政治权谋与军事权谋是息息相关的，更何况三十六计中有许多计谋是从政治斗争中演变而来。三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总是交织在一起，二者存在着许多共性，彼此相互影响和交融，许多特点是一致的。四是军事与政治的立足点不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严格地讲，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脱离不开政治。五是兵家权谋强调“诡诈而多变”，政治权谋强调“仁义礼智信”，二者立意不同，但在实践中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诡道成正道，为正道行诡道，殊途同归。

兵家权谋因为是刀兵相见，你死我活，本无道德可言，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其诡诈加以公开，并且从不讳言其卑劣阴险。政治权谋纳入国家治理之中，在以正治国的前提下，有一种道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所以不能公开言其诡诈，更忌讳谈及阴险毒辣。不公开不能说其不诡诈，忌讳谈不是不阴险毒辣，可以说，政治权谋是在虚伪道德的掩饰下更为诡诈阴险的谋略。

兵家权谋是崇尚诡诈的，《孙膑兵法》云 ：“夫权者，所以聚众也 ；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 ；诈者，所以困敌也。”这些论点与先秦诸子所论及的政治斗争情况相似。政治家们认为 ：“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法、势、术相结合，构成一种隐密幽深而又变幻莫测的权术。可以说，兵家权谋影响政治权术，政治权术又促使兵家权谋更加完善，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古代人们在谈论兵家权谋时津津乐道，唯恐其谋不诡诈阴险毒辣 ；而谈论起政治权术则噤若寒蝉，唯恐其术太明而遭非议？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在君主专制、个人集权、宗法血缘关系贯穿着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人们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不敢毫无顾忌地议论政治，非议君主和当权者，以免身遭不测，这是政治权谋不能像军事权谋那样出现系统总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属于大陆国家，西部有高山，峰峦连亘，东南濒临海洋，北方有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形成天然的屏障。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所以，在中国初期的国家形成过程中，缺少像古希腊、古罗马及地中海沿岸那样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商业因素的作用，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本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的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建立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家长制家庭关系便很自然地被长期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之路，则不是在家长制家庭解体，个体家庭与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而是由家长制家庭公社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社土地关系直接演变而来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像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制度或古罗马的共和制度，而是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之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父权家长和军事首领的绝对权力便直接演变为专制君主的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也演变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掌权者，并控制了不同的部门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国家化了。因此，这样的体制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和原始性，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早期阶段起着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