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将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和人物生平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本书的观点在今人看来也不无拍案叫绝之精妙，字里行间的分量足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内忧外患中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国家前景的担当。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
》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
）五月、六月两月起草的。
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
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
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
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
原想费十年工夫写部近代史
。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
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
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
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
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做
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
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
做个初步报告看待。

《中国近代史》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事件和人物做出了全角度的分析。亲历历史的史学家，抛弃史料的堆砌与考据的乏味，为读者提供读史、懂史的趣味和可能。在历史中，一个人能知晓过去，也能看见未来。
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为青年学生写下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成为一九三零年代国民读本。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本书，人们依然为它的前卫、公正、开明折服。

我们在了解那段历史的
时候，
得到的印象往往主要是
悲情和屈辱。
蒋廷黻先生从当时社会
全局的角度来论述，
盘活了原材料，总结了
经验和教训，
开创了近代史研究的新
方式。
——张宏杰 知名历史学
者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
耳。
——费正清 哈佛大学教
授、中国学研究奠基人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
先生是个开山的人。
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
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
的风气，
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
一个新的境界。
——郭廷以 现代史学著
名先驱
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
很高
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
浅出，好读耐看。
——沈渭滨 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
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
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
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
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中国近现代
历史学家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边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满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祖，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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