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从重新提出经济基本问题入手分析数字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的不同，将经济学基本问题，从工业时代的“数量-价格”的均衡与最优，拓展为数字时代的“品种-数量-价格”的均衡与最优，从而将差异化、多样化、异质性纳入均衡的核心。使质量、创新与体验由工业时代的边缘问题，发展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问题。将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核心区别，概括为异质完全竞争与同质完全竞争的区别，改变了经济学以同质完全竞争为核心的体系。全书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不同层次，对均衡理论、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数理分析。初级解释，以现有垄断竞争理论在差异化层面分析数字经济的均衡逻辑；中级解释，基于内生品种的D-S模型在多样化层面分析数字经济的均衡逻辑；高级解释，基于“品种-数量-价格”广义均衡理论在异质性层面分析数字经济的均衡逻辑。研究得出拉姆齐定价为数字经济广义最优的结论。

0数字经济学的认知核心1
01数字经济学的基本经济问题2
02数字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性问题7
021总的方法论7
022数理框架的调整10
023关键技术难点16
03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19
031对数字经济的总体直觉19
032数字经济的10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命题22
第一篇均衡论29
1初级解释31
11供求均衡的基本命题31
111数字经济以差异化均衡为主导31
112数字经济的均衡点35
12均衡39
121均衡价格的决定39
122差异化均衡与无差异均衡的比较41
13对均衡的历史分析45
2中级解释48
21引论：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修正50
211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重新表述50
212生产力内部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矛盾52
213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的生产方式动因55
214内生品种：D-S模型的理论贡献58
215D-S模型均衡与最优基本研究思路69
22多样化均衡：供求曲线75
221均衡价格：固定成本条件与双需求曲线的结合75
222均衡产出76
223“市场能够做到完全歧视定价”82
224长期均衡中的进入：品种数的确定83
23最优产品多样化85
231最优分析87
232有约束的最优88
233无约束的最优92
24均衡定义中的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102
241范围经济：与D-S模型相反的结论103
242对鲍莫尔范围经济均衡方法的透视104
243品种多样化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界定107
244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114
3高级解释116
31广义均衡的预备框架120
311品种的异质性定义120
312品种的实证计量132
313“品种—价格”均衡坐标的建立140
314“品种—价格”均衡模型146
32广义均衡框架的建立165
321重新发现张伯伦166
322品种是重要的175
33广义均衡187
331广义均衡的基本概念188
332“数量—品种”供求均衡的代数模型204
333“数量—品种”供求均衡的几何解释206
34广义最优220
341消费者问题220
342生产者问题225
343最优均衡251
第二篇需求论275
4初级解释278
41效用函数：数量278
411无差异曲线278
412效用函数280
42预算线：价格281
43需求函数：数量与价格282
431基本概念282
432需求函数的导出284
44数字经济：第二需求曲线286
441差异化对企业需求函数的影响287
442第二需求曲线反映数字经济需求特征288
443需求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范围经济289
5中级解释291
51D-S模型：品种多样化293
511多样化需求函数的研究背景293
512建立产品多样性模型的困难及解决方案296
513由需求弹性内生品种297
52效用函数300
521二元效用函数301
522不变替代弹性的子效用函数307
53预算约束315
531二元预算模型的逻辑316
532两阶段预算解析321
533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的二元预算分析332
54双需求曲线335
541双需求曲线中的思想：需求方范围经济335
542预备知识：一般需求曲线的推导341
543双需求曲线的数理解析342
6高级解释：需求曲面356
61数字经济中的体验需求357
62二元效用函数360
621二元效用所指360
622二元效用函数361
63二元支出函数364
64二元需求函数365
641底平面与价格的关联366
642需求函数367
643需求函数的比较静态分析368
第三篇供给论375
7初级解释378
71一般供给理论379
711产出数量（Q）：生产函数380
712要素价格约束（P）：成本与利润381
713价格约束下的数量（Q—P）：供给函数383
72新增长理论：报酬递增386
721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387
722数量维度的范围经济389
8中级解释393
81题旨：成本与品种多样化394
811D-S模型用规模经济解释品种多样化395
812范围经济对多样化经济的论证思路399
813框架的改进402
82产出Q：多样性产出的经济性406
821数字经济：缺失的产出407
822投入：技术的经济性412
83价格P：成本约束与品种内生414
831数量定义的成本函数415
832D-S模型的两个成本条件418
833以进入条件内生品种：进入424
834张伯伦“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双成本428
835第二成本曲线430
84供给曲线QP：内生品种的多样化供给440
85范围经济：从数量到品种441
851由数量Q定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443
852同质的“异质完全竞争”449
853由品种N定义的范围经济469
9高级解释：供给曲面481
91多品种范围经济理论的供给思想482
911范式转变482
912基于范围经济的创新485
92供给曲面一般489
921创造新价值的逻辑：区分企业家与资本家489
922以剩余作为产出的“效用—支出”结构491
923生产者选择与供给492
93二元生产函数：新生产函数493
931二元要素生产函数：针对索洛悖论的改进494
932同质异质两种投入要素的生产

信息革命给经济带来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信息生产
方式的转变。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将自己区
别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学以体现信息生产方式为自己
的特质。
经济学本应具备区分不同生产方式的功能，但现有
经济学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普适的经济学至少要具备能
够区分3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定制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小批量多品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单一品种
大批量）、大规模定制化的信息生产方式（大批量多品
种）——的功能。它们分别体现3种具有不同历史特点
的经济规律在高维的经济数学分析中，我们把3种生产
方式的数学转换关系高度归纳、概括为随机网络、规则
网络与复杂网络之间的图值转换关系。详见姜奇平《网
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中国财富出
版社，2017年）。。现有经济学更多的是对工业生产方
式进行理论总结，并把从这一特例中归纳出的局部经验
当作普遍原理。
数字经济学超越了工业经济学的局限，具有以下特
点：
一是内生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
经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是技术革命
引发的生产力革命。经济学不能用农民的经验去指导工
人，也不能用工人的经验去指导知本家，根本原因是作
为人与人关系前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
发生了范式转变。
此前，除了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
生产力概念外，经济学基本没有生产力意识。微观经济
学相当晚才在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中内生了技
术概念。而技术经济学中的技术，更多的是工程概念（
自然科学中的功能概念），而非生产力概念（社会科学
概念）。以往经济学不讲生产力，实际是固化了生产力
的默认选项，即假设只有工业生产力这一种形式。以此
为基础总结经济规律，就把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家
几百年有限的经验不恰当地当作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法
则。在遇到信息革命时，就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数字经
济学发现，在信息生产力作用下，一些经济规律所能解
释的现实所占的比例，正在超越工业经济学。
从数字经济学角度看，以往的各门经济学都是工业
经济学，即以工业生产力为默认前提的经济学。数字经
济学是以信息生产力为默认前提的经济学，如果数字经
济学不声明这一点，而仍然以工业生产力为默认前提，
那它的研究就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举例来说，信息技术
具有“通用目的技术”的特性，在生产力上具有资本通
用性（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这与工业技术排他性使用
基础上的资本专用性不同——从资源配置到利益分配，
结论都是矛盾的。用资本专用性解释资本共享，就会导
致解释力下降。
数字经济学是广义的技术经济学，是不以技术为主
题的技术经济学。经济学在此不但涉及被技术、生产力
所决定的经济，而且涉及内生技术与生产力观念调整后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会发生何种质的变化。它实质上反映了内生
信息生产力后带来的经济学各个部分范式、框架的根本
调整。
二是内生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结合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与
经济学。
经济学要想从只对工业经济具有解释力的特例经济
学发展为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有解释力
的普适经济学，就必须具备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功能的顶
层框架。具体来说，要从数学上实证地辨识生产方式，
就要有“数量Q—品种N”二维框架，而以往的经济学框
架都只有数量Q，没有品种N，这使其只能识别“大批量
单一品种”的生产方式，而无法识别“小批量多品种”
的生产方式和“大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由此，经
济学对农业经济、数字经济的解释力大为弱化。数字经
济首当其冲，“索洛悖论”认为信息技术有投入没产出
，就是因为缺乏辨识数字经济特有产出的计量单位。
专门擅长解释工业经济的特例经济学（典型如新古
典理论），隐含着将品种设为1（“单一品种”）这样
一个默认选项（称为“同质性假定”）。这相当于将“
单一品种”这样一种纯属工业经济的特例，当作人类历
史中的普遍现象。数字经济的实践表明，人类并不是只
有传统中国制造这种以“单一品种”为常态的经济，在
数字经济中，以质量、创新、体验为基础的“多品种”
的多样化经济，才是更为普遍的情况。
数字经济学不想罗列信息技术在经济中引发的各种
表面新现象，尤其不想因为这种罗列导致形成“数字经
济只有技术变化，没有经济学变化”这种旧学为体、新
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式的认识，而希望通过经济学的
范式变革，向世人展示信息革命真正的“响动”在经济
和经济学，技术只是“引信”，不是主题。
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切入点，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
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简称D-S模型）。阿
维纳什·K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和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1977年发
表的论文《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中构建的

数字经济学系列丛书共6卷，分别从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技术经济、制度经济、产业经济六个方面对数字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系统、专业的梳理和阐释。本书为数字经济学系列丛书的第三本。本书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的不同。作者团队长期致力于数字经济前端，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世界引领性，因此，本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以往的经济学是建立在“数量—价格”（对应这里的成本轴）二维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多品种范围经济引入了品种维度，形成“品种—价格”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即图3-19（b）。由此可见，对广义均衡来说，品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范围经济的计量显示空间。
为什么会这样？回到经济学源头来思考。在斯密看来，专业化效率与多样化效率是分工的两个基本方面。然而，长期以来，以工业经济局部经验为基础的经济学，只认为专业化是重要的；而对于研究专业化效率的经济学来说，数量是重要的，品种是不重要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能够创造出许多多样化的产品，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标准的新古典范式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个重要特征。斯蒂格利茨微观经济学：不确定性与研发\\[M\\]纪沫，宛圆渊，李鹏飞，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新古典范式忽略多样化，突出表现在它假设了市场是单一品种的，也就是同质性假定方面。它彻底否定了多样化作为学科内核的可能性，并把这当作不容讨论的神圣教条。
问题不在于真实世界不是单一品种而存在许多品种，而在于即使存在许多品种，假设市场是单一品种的，仍然有其合法性。因为这不过是理论抽象的需要。这种理论抽象背后的意思是，对经济来说，只有单一品种从而同质性是经济本质的、常态的，因而是重要的方面。至于真实世界中其他品种的规律，都可以从中推论出来。对于解释工业经济来说，这种设定是合理的，因为工业经济不是由多样性主导的经济。但对于解释数字经济来说，这种设定就显示出局限来了。
品种计量的是多样化，品种重要不重要，取决于多样化重要不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多样化（在逻辑上）重要不重要，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事实判断，取决于所要解释的经济中多样性所占比例是否超过50%。
在历史上，有两个变化的拐点。
第一个拐点是经济本体的多样化趋势占上风，以服务业占比超过50%为标志。考虑到服务业虽然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更多的差异化、多样性特征，但内部也存在大量无差异、非多样化的传统特征，因此，这个比例也许应更高，如70%。测度服务业多样性，应由有“效率”与无“效率”（特指专业化效率）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服务业以专业化效率提供差异化服务所创造的产值，后者是服务业仅凭比制造业更高的提价能力（实际是多样化效率）而不能由专业化效率解释的溢价构成的产值，它们共同使得服务业GDP占比增加。在没有多样化逻辑时，一般经济学家都认为服务业GDP占比增加部分，超过了它的（专业化）效率可以解释的比例。这就是鲍莫尔分析过的“服务业增长率之谜”。谜底很简单，即在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中缺少了多样化效率这一逻辑。当然，在初期，服务业的技术基础与生产力基础仍然是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力，多样化有需求基础而缺供给基础，因此它只是“赤手空拳”的多样化经济。即使如此，它也带来了两大悖论——统计悖论与经济学悖论。
从产业角度看，品种多样化实际就是服务化。例如，制造业服务化就是单一品种的制造产品附加服务变得差异化从而获得多样化附加值的过程。
第二个拐点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它导致多样化不再“赤手空拳”，而是“武装到牙齿”。与现有数字经济解释相反，信息技术革命实际是被动发生的，是被多样化经济选择的结果。信息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已发展了上千年，语言这种信息技术甚至伴随人类产生，而据钱德勒在《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中的考证，“信息高速公路”在美国已发展300年之久。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特点，如命题3所指出的一样，是主要代表多样化效率。在经济不需要多样化效率，或不像需要专业化效率那样需要多样化效率时，它只是在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图灵的书斋，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地、与其他技术“众生平等”地在理工科中发展。当代信息技术突然“鹤立鸡群”，成为显学，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专门应用变为通用技术，与经济的“逼迫”有关。“赤手空拳”的多样化经济发展起来后，迫切需要来自技术和生产力的“火力支持”。人们沿用制造业的效率规律发展服务业与服务化，遇到的最大限制，是无法针对零经济利润之上的利润做功，而这只有通过提高多样化效率才能实现。鲍莫尔早已发现，提高服务业效率不如工业经济中提高制造业效率那样容易，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有机器助力，而服务业中手工服务是差异化、多样化的，难以同标准化的机器相结合。这就像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一样，经过反复试错，专门擅长提高多样化效率的信息技术，以及承载它的机器——电脑网络，被从“芸芸众生”中选择出来，充当“革命”的急先锋。但这场革命的目的却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把“赤手空拳”的多样化经济变成“武装到牙齿”的多样化经济，最终走向信息社会。数字化支持下的现代服务业、制造业服务化和农业服务化迅猛发展，其背后原因在于低成本差异化成为主导生产方式，个性化增值、体验增值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