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达成的解决商事纠纷的具有国际性因素的协议。各国普遍将其视为一种民商事合同，其跨境执行需要先行经过一定程序如诉讼、批准、公证、仲裁等转换成强制执行根据，这种跨境执行机制统称为转换执行机制。与此相反，《新加坡调解公约》构建了一种直接执行机制，使其成为能在全球自由流通的一种新型法律文书。相较于转换执行机制，直接执行机制是一种普惠机制，它简化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程序，有利于提高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效率、增强调解对当事人的吸引力、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我国法律上已有通过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成强制执行根据来保障其遵守的几种路径，但这些路径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实现其设置的预期效果。且相较于直接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转换执行机制存在适用范围狭窄且适用条件严格的问题，大部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无法通过现有转换路径来保障执行。因此，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我国应尽早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从理论和立法上重新定性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制订专门的商事调解法来规范调解过程、保障调解质量，多措并举完善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

王洪根，女，山东滨州人，法学博士，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调解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国际商事调解，在《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省部级课题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项目多项。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界定
一、调解的概念、原则及优势
二、商事纠纷的界定
三、国际性的判断
第二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性质与地位
一、调解协议性质的论争
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本质属性
三、《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性质和地位的影响
第三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相关解纷文书的比较
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法院判决的异同
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的异同
三、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和解合同的异同
第二章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第一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效力根源
一、契约拘束力根源
二、仲裁裁决拘束力根源
三、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拘束力的理论基础
四、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拘束力的法律基础
第二节 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强制效力的必要性
一、调解具有司法性
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普通合同存在差异
三、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第三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内涵
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终局效力
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第三章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转换执行机制
第一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强制执行根据
一、强制执行根据的含义及特征
二、强制执行根据的构成要件
三、强制执行根据的意义
四、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不属于强制执行根据的范畴
第二节 各国和地区有关调解协议执行的立法现状
一、在立法上明确调解协议可强制执行的必要性
二、欧盟范围内调解协议执行的法律框架
三、其他国家有关调解协议执行的法律框架
第三节 调解协议转换成强制执行根据的路径
一、合同诉讼
二、法院批准
三、公证
四、转换为仲裁裁决
第四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执行的途径及问题
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执行的具体途径
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执行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直接执行机制
第一节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背景及历程
一、拟定关于调解协议执行公约的计划缘起
二、拟订关于调解协议执行公约的必要性之博弈
三、公约起草过程中的焦点问题
第二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
一、直接执行机制与审查控制机制的博弈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执行地国的义务
三、《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调解协议的形式要求
四、《新加坡调解公约》所构建直接执行机制的优势
第三节 《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拒绝准予执行的理由
一、由被请求人提出的抗辩事由
二、由主管机构提出的拒绝执行理由
第四节 《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影响
一、填补调解协议跨境执行的国际法空白
二、增强调解对国际商事活动参与者的吸引力
三、提高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效率
四、缓解国内司法机关的压力
五、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
第五章 我国调解制度及调解协议执行现状
第一节 我国调解制度基本概况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立法框架
二、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特点
三、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转换执行机制
一、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演变
二、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成强制执行根据的基本路径
三、商事调解协议转换执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我国的执行
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我国执行的具体途径
二、我国现有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直接执行机制的比较
第六章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制度的构建
第一节 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必要性分析
二、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可行性分析
第二节 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本身存在的模糊性问题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普惠机制的隐患
三、《新加坡调解公约》内容与我国的相关制度不兼容
四、《新加坡调解公约》保留声明问题
第三节 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建议
一、重新定性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二、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三种方案
三、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其他应对措施
结语
附录
附录一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附录二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后记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
即使不愿意，国际商事活动
的参与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商事纠纷
。诉讼、仲裁、调解、协商
是常用的化解纷争的有效手
段。诉讼以国家公权力为后
盾，最具权威性，却因其程
序冗杂、耗时颇长，成为国
际商事活动参与者的最后手
段。仲裁则得益于《纽约公
约》，逐渐成为解决国际商
事纠纷的首选方法。相较于
诉讼和仲裁，调解具有灵活
、高效、低成本、更大的意
思自治等优势，更利于维持
商业合作关系；相较于协商
，由第三人居中协调的调解
更容易达成和解，更利于保
障公平公正。然而，经调解
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享有法
院判决、仲裁裁决那样的地
位，也不拥有高于协商达成
的和解协议的地位。国际层
面执行机制的缺失严重阻碍
了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中的推广与发展。
2020年9月12日《新加坡
调解公约》正式生效，标志
着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也像法
院判决、仲裁裁决那样，拥
有了国际层面的执行规则，
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被赋予了
执行力，国际流动性明显增
强，标志着调解在国际商事
纠纷解决中实现了里程碑式
发展，实现了国际商事纠纷
解决领域诉讼、仲裁与调解
“三驾马车”的合力驱动，开
辟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新
局面。然而，《新加坡调解
公约》构建的执行机制与各
国现有的调解协议执行机制
却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对
调解协议的定性上存在显著
冲突。
王洪根博士《国际商事
调解协议跨境执行机制研究
》对各国的转换执行机制与
《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直
接执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书研究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共计六章。全书主要
内容包括：第一，对国际商
事调解协议及相关概念进行
界定。旨在解决国际商事调
解协议是什么、它具有什么
样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它与
其他解纷文书有着什么样的
联系和区别等问题。第二，
探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
律效力。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是一种特殊合同，也是一种
新型法律文书，兼具契约性
与司法性，对其效力根源的
探讨离不开契约拘束力根源
的理论，通过综合分析契约
拘束力根源的各种理论，本
书认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
法律效力源于“合意＋法律”
的双重赋予，具有类似判决
和栽决的终局效力和强制执
行力。第三，国际商事调解
协议的转换执行机制。由于
大部分国家认为调解协议是
民事合同，并不属于强制执
行根据的范畴，必须经过一
定程序如诉讼、批准、公证
、仲裁等才能转换成强制执
行根据，这种转换执行机制
存在跨境诉讼程序烦琐且成
本高昂、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的来源国难以确定、存在损
害调解保密性的风险、调解
成功后仲裁并不适当等问题
。第四，《新加坡调解公约
》与直接执行机制。直接执
行机制，是指符合公约适用
范围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
当事人可以直接在执行地国
主管机构请求强制执行该协
议，而不需要该协议来源国
的批准，也不需要经过特定
程序转换成强制执行根据。
该机制简化了国际商事调解
协议的跨境执行程序，是一
种普惠机制，对于促进国际
商事调解的推广与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第五，我国调解
制度及调解协议执行现状。
在我国，调解协议是一种合
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必
须经司法确认、公证、申请
支付令、仲裁等程序转换为
强制执行根据，但这些程序
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费用较
高、有失效的风险等问题。
最后，本书落脚于我国国际
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制度的构
建，对我国批准《新加坡调
解公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进行分析，并厘清批准公约
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
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执行制度的三种方案。
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
基础之上，融合作者近年来
在教学、科研和实践的经验
修订完成，对于我国国际商
事调解协议跨境执行制度的
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当然，《新加坡调解公约》
作为一项较新的国际法文件
，尚存在众多可供研究的问
题，作者的认识也存在局限
性，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化。
加之时间仓促，专著中的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作者
能够持续关注国际商事调解
制度的发展态势，及时更新
知识，不断提升学术能力。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