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由钱理群选编，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陈源等大家的散文作品。文章中，他们以全球意识、博大情怀，站在平等、独立的角度，用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自由无羁的评说东西方各国文化的优劣得失，也表现了自尊自重、敢于自我批判的健全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文章字里行间的幽默感，包孕着慈爱、温馨与苦涩，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序 陈平原
附记 陈平原
再记 陈平原
导读 钱理群
呵旁观者文 梁启超
随感录·三十六 鲁迅
随感录·三十八 鲁迅
灯下漫笔 鲁迅
看镜有感 鲁迅
论照相之类 鲁迅
论“他妈的！” 鲁迅
落叶 徐志摩
萨天师语录 林语堂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 林语堂
吃粢粑有感 林语堂
粢粑与糖元宝 林语堂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陈源
“管闲事” 陈源
“旁若无人” 梁实秋
中国的实用主义 夏丏尊
并存和折中 夏丏尊
象的故事 陈源
从外国回来的悲哀 廖沫沙
隔膜的笑剧 秦牧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鲁迅
结缘豆 周作人
缘日 周作人
关于雷公 周作人
日本的衣食住 周作人
日本的文化生活 郁达夫
取钱 老舍
避暑 老舍
西洋人的中国故事——瓮牖剩墨之三 王了一
西餐——棕榈轩詹言之十一 王了一
英国人 老舍
中国文化之精神——1932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
演讲稿 林语堂
中国人与英国人（节选） 储安平
傅雷家书（节选） 傅雷

三十年前“漫说文化丛书”开分专题选编之先河，一度风靡中国，新版归来！
《说东道西》由钱理群选编，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陈源等大家的散文作品。以全球意识、博大情怀，评说东西各国文化的优劣得失；于字里行间，带你感受大家平和、平等的人格。

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东”道“西”。
而且不停地“说”——从上世纪中叶“说”到现在，恐怕还要继续“说”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纪性”甚至“超世纪性”的话题。
而且众“说”纷纭。你“说”过来我“道”过去，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永远的热门”发表过高见，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汗牛充栋”，大概也难以计数；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更是随处可闻，可惜无人记载，也就流传不下来。
流传下来的，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侃”出来的，也就更见“真性情”，或者说，更能显出讲话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说“东”道“西”之时的心态、风貌与气度。这，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与其关心“说什么”，还不如关心“以怎样的姿态”去说——这也许更是一种“文学”的观照吧。
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人类爱的博大情怀。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说他喜欢佛教里“缘”这个字，“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却更带一点儿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对自我（以及本民族）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缘分”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真正富有诗意的。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缘日》《关于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难体会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他从“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世界民）”关系中发现的是“中国（中国人）”“国粹”太多（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从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人）”如不事变革，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随感录·三十六》），这种成为“世界（人类）孤儿”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同样是感人的。而拥有这种自觉的民族“孤独感”的，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迷狂，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结缘”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我们说“人类意识”的“博大情怀”，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其间具有深厚度的“诗意”，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切切不可简单化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如鲁迅所说，这原本也是中国的“国粹”；遥想汉唐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只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弊陵夷之际”，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看镜有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恢复与建立“民族自信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傅雷家书》的选录，自不难发现，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独立“个性”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作者才能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这里所持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尺度与眼光，并不排斥文化评价中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自大、自卑（这是可以迅速转化的两极）的心理变态根本无缘，而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民族心态：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缘别一民族的文化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开放，一面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态势。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人们颇喜欢谈“传统”；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是“五四”所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发扬，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读者也许还会注意到，许多作者在说“东”道“西”时，字里行间常充满了幽默感。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一旦取得了“世界民”的眼光、胸襟，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去考察“东”“西”文化，就必然取得“观照的距离”，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东”“西”文化在互为参照之下，都同时显示出自身的谬误与独特价值，这既“可笑”又“可爱”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