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带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1991)，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宋元时期的性别、妇女与家庭史。除本书外，她还著有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2013)。此外，她的代表性论文包括：“Shifting Identities：Courtesansand Literati in So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2002)、“Faithful Wives and HeroiC Maidens：Pol itics，Virtue，and Gender in Song China”(收录于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宋元墓志中的“妾”在家庭中的意义及其历史变化》(《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第12期)、《贞操的想象：从贞妓到节妇》(收录于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中文版前言
鸣谢
前言
第一章 历史变迁与史学转型
唐宋时期的墓志辞令
史学特例：宰相史料
史学特例：婺州史料
第二章 权力先兆：宰相的出身
宰相的祖先背景
地理归属与仕途通达
通向权力之路
第三章 权力维系：宰相的后人
党争与北宋灭亡
地位延续
家族、身份地位与地理因素
第四章 权力角逐中的伙伴：宰相的婚姻
婚姻行为
婚姻、身份地位与地方主义
第五章 有权有势之人：两个个案研究
北宋：永康胡氏
南宋：金华王氏
第六章 追名逐利：婺州地方精英的出现
祖先源起
通向权力之路
地理因素与地方身份地位
第七章 维系身份地位：婺州后人
保持繁荣
趋利避害
家族组织与地位延续
第八章 地位分享：婺州的婚姻和姻亲关系
婚姻行为
姻亲关系
婚姻、身份地位与地方主义
第九章 婺州当地士绅：两个个案研究
北宋：金华郑氏
南宋：永康陈氏
结语
附录
Ⅰ依据写作时代顺序的唐宋墓志碑刻一览表
Ⅱ宰相家族世系的墓志史料
Ⅲ依据写作时代顺序的婺州墓志
引用书目
译后记
重印后记
再版后记

公元1002年（即宋真
宗咸平五年），当年的科
举考试刚刚结束不久，参
知政事王旦突然宣布，他
有意将长女许配给一位名
叫韩亿的新科进士，此举
在王家引起了一片哗然。
王氏族人都颇为震惊
，固然此女婚事长期悬而
未决，但正是王旦本人拒
绝了众多名门盛族的求婚
。如今他竟提议要把她嫁
给一个家世不甚显大，而
且还带着孩子的鳏夫。即
便韩亿能在竞争激烈的科
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但王
氏族人一向视此女为掌上
明珠，他们还是希望看到
她能嫁入“大家著姓”。然
而，王旦主意已定，他坚
决打断了族人们的吵嚷异
议：“此非渠辈所晓知也
。”于是，王小姐便成为
韩亿的新娘。
大约一个半世纪后，
中国南方义乌一位家业兴
旺的田主遇到了自己的家
庭烦恼。何恢为家庭福祉
操劳一生，通过他的苦心
经营，何家富甲一方。如
其所愿，长女嫁给了一位
进士，何恢想给次女也安
排一桩同样的婚事。然而
问题在于，他刚刚科举入
仕的弟弟何恪，颇有些书
生气，力主一位叫陈亮的
本地寒士做何恢的女婿。
何家其他亲属均与何
恢意见一致，认为陈亮前
途渺茫：陈家家境贫寒，
陈亮本人虽不乏学术声望
，也仅通过漕试而已。何
恢一度举棋不定，但在何
恪的一再坚持下，何恢最
终无奈道：“宁使吾女不
自振，无宁异日不可以见
吾弟。”1165年初，何小
姐嫁给了陈亮。
这两桩宋代婚姻间隔
了一百五十余年，所涉及
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截然
不同，但（至少记录者是
如此描述的）二者之间在
某些方面几乎毫无二致。
在两个例子中，我们发现
都有一位长辈被准女婿学
问上的潜质所吸引，均有
持不同价值标准的其他族
人感觉两人并不般配。
本书大部分中心主题
均围绕这些婚姻现象展开
，主要讨论宋代家庭，研
究关于宋代家庭之间的亲
属关系——包括父系亲缘
，特别是婚姻和姻亲之间
的关系。本书还讨论了社
会身份地位：包括社会地
位如何被衡量和发挥作用
，以及社会地位塑造人际
关系的方式和与之相对应
的人际关系塑造社会地位
的方式。最后，本书还涉
及社会与中国官场的关系
：科举中第和仕途成功如
何影响亲属关系和社会身
份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如
何制约仕途成功。
鉴于书中对于亲属关
系、社会地位和官僚身份
之间互动的关注，本书便
参与了宋史研究领域以及
明清史研究领域正在进行
的讨论。更宽泛地说，本
书关注经由宋代建立、进
而成为明清多半时间内中
国社会社会秩序的性质。
宋代社会秩序是其自
身几百年来变化发展，即
现在经常提及的“唐宋变
革”的结果。就本书而言
，变革最重要的方面是社
会精英阶层的转型，这一
转型通常被描述为由“世
家大族”精英到“士绅”精
英的转变。
多年来，许多学者投
身到“士绅”或“地方精英”
性质的研究中，讨论这个
阶层在宋代如何形成，以
及在明清如何起作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山定
雄以他对宋初“新兴”官僚
的研究，开创了“唐宋变
革”一个实际上的子领域
，而众多其他中日学者则
大大深化了他的研究。在
美国学界，包弼德、贾志
扬、戴仁柱（Richard
Davis）、伊沛霞、郝若
贝、韩明士和万安玲
（Linda Walton）等人的
研究也推进了我们对于宋
代社会变革的理解。不过
，仍然有若干问题尚待解
决。
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
是宋代社会地位与政府之
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这一
关系在宋代发生了何种变
化。郝若贝在1982年发
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
章中指出，这种关系的重
大转变发生于两宋之际。
具体而言，郝若贝认为由
一小群“职业精英”家族构
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层
把持了北宋政府。在郝若
贝的提法中，这一“职业
精英”因其仕宦身份从而
有权有势，但是北宋后期
的党争使功名不再是维持
这些权力和声望的有效工
具，“职业精英”便逐渐把
占有土地和获取地方权势
放在优先位置。南宋时，
“职业精英”已经和占有土
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
，难以区分了。韩明士出
版于1986年的关于江西
抚州的著作同样颇具影响
力。韩明士指出，“职业
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
州一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
会群体，从而改进了郝若
贝的理论；但他赞同郝若
贝的观点，即在宋代享有
权力和声望之人在南宋时
的关注重点明显更趋于地
方化。韩明士发现这一新
的地方化取向诉诸各种方
式，特别是移民和婚姻模
式。与郝若贝的结论相似
，韩明士推断，因对党争
恐惧失望，南宋人对仕宦
心灰意冷，转而致力于构
建并维持在地方层面的身
份地位和影响力。与韩明
士和郝若贝的研究结果不
同，戴仁柱详细描述了明
州史氏家族从默默无闻到
在南宋时产生三位宰相的
历程。正如戴仁柱所示，
无论是郝若贝的“职业精
英”类别还是韩明士的“地
方精英”类别，均无法精
确地涵盖史氏家族，而其
他南宋高官亦是如此情形
。本书目的之一是考察整
个宋代高级政治精英与那
些权势和声望更趋于地方
化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北
宋位高权重之人与南宋同
样之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
同？相应的，权

本书大部分中心主题均围绕这些婚姻现象展开，主要讨论宋代家庭，研究关于宋代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包括父系亲缘，特别是婚姻和姻亲之间的关系。
鉴于书中对于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官僚身份之间互动的关注，本书便参与了宋史研究领域以及明清史研究领域正在进行的讨论。更宽泛地说，本书关注经由宋代建立、进而成为明清多半时间内中国社会社会秩序的性质。

《权力关系》是宋代
社会史领域的一项重要收
获，我们对其加以消化吸
收需要数年时间。
——贾志扬（John
W.Chaffee），纽约州立
大学宾汉顿分校历史系
本书最有启发的是“中
心多元说”和“姻亲-宗亲
混合说”……“姻亲-宗亲混
合说”进一步打破了以往
只留意父系社会的研究方
法，提醒学人必须更留意
家族中的妇女和女婿，因
为她（他）们和其他姻亲
所发挥的敬宗收族的功能
，可能较本族的父系成员
更为积极。
——柳立言，“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通过展现个人和家庭
在特定时刻身份地位的流
动性和错综复杂性，柏文
莉的著作以一种新的方式
细化了韩明士最初表达的
观点，即作为整体的宋代
精英并不被僵化的社会（
或政治）界限所限制，相
反，他们随着财富、教育
，社会、亲属、姻亲关系
，以及官品等改变而不断
更新和重塑。
——万安玲（Linda?
A.Walton），美国波特兰
州立大学

第一章 历史变迁与史学转型
社会差异跨越时间、空间与文化，随之留存下来的社会轨迹亦是如此。而根据这些社会轨迹重构的历史相应地丰富多彩。从明显的世俗意义上来看，不仅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而且每个社会能够书写的历史类型也互不相同。
我们关于近代以前欧洲家庭和社会生活大量知识的来源是记载详尽的教区登记册，而中国古代史家没能幸运地拥有类似史料。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关注祖先和父系血脉，至少在某些时期，编纂了大量谱牒，而近期许多关于明清亲属关系与社会的研究成果便是基于这些谱牒。①中国很早亦有作传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撰写行状或墓志。撰文的目的是确保逝者的一些记录被留存给子孙后代，于是一定类型的悼词被刻在石头上，然后与逝者葬于一处（即墓志），抑或树立于墓道两旁（即神道碑）。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墓志的文本是基于更为正式地描述逝者生平的行状。①而这些体裁各异的墓志为本书提供了大部分基础史料。②
当然，将墓志作为史料，可能存在问题。如同其他国家，中国的墓志撰写高度程式化；事实上，宋代墓志中常见的一些比喻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墓志撰者需要使墓志包括墓主的某些信息，但他们可以——甚或不得不——忽略墓主生平的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墓志提供的信息通常难以满足史学家的需求。例如，宋代墓志甚少提及墓主的物质生活环境，即便偶尔提及，也常常闪烁其词。相反，墓志不仅描述墓主，还被用来美化他们。因此，不可尽信墓志撰者惯用的颂扬墓主的许多华而不实之词。
尽管有这些局限，墓志仍然是内容详实的史料，因为虽然墓志不能作为研究墓主的精确史料，但它们恰恰对于研究墓志撰者大有裨益。宋代女子是否恰如其墓志撰者所言勤俭持家、贤良淑德不可考，但墓志撰者肯定认为理想的女子应该勤俭持家、贤良淑德。同样，唐代墓志撰者声称其墓主出身“大姓，载于诸史”的说法难以核实，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墓志撰者相信宣称墓主是大姓的后人会为墓主增光添彩。
墓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价值观，因此作为社会史史料是有价值的。墓志告诉我们何为善行或哪种行为值得称道，何为举足轻重，何为声名籍甚。传世数量相对庞大的宋代墓志，再结合决定这些墓志传世的某些因素，意味着宋代墓志也可以用作其他类型的史学分析。
大约1万方宋人男女墓志保存至今。既然南宋人口估计已经超过1亿①，这些墓志中所描述之人自然仅占当时总人口的极小比例。由于丧葬仪式（墓志在丧葬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繁琐且所费不赀，故而传世墓志并非代表了随机挑选的民众。②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那些有墓志传世之人实际上均属于社会上层。然而，讽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让子孙后代铭记的逝者名字，并非那些精心所立的墓碑上之人。通过考古发掘问世的宋代墓志文本数量不多。相反，多数墓志得以传世是因为它们被收录于宋人文集之中。③
在宋代，某人去世后，他平生所作的大量篇什——诗、文、尺牍、奏疏以及曾为亲朋好友和其他人撰写的墓志会被收集在一起传承给其子嗣，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如果此人为知名之士，文集则可能会以手稿形式流传并最终刊刻出版。大约有300部包含墓志的宋人文集传世。④
宋人为何撰写墓志，又为何人撰写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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