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建卫600周年:天津的人口变迁》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繁衍说沧桑、早期的天津人口、盐业和漕运、市区人口聚落的形成、卫所时期的天津人口、天津卫与天津城、府县制前期的天津人口、天津开埠与人口发展、天津建市后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来源、人口结构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人口发展等。
“天津新造之邑……人民大率由迁徙而集。永乐官籍,阀阅相望,及今里巷全非,族姓寥落矣”。
为了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清军占领天津城后,采取了一系列招抚人口的措施。首先是招抚外逃的难民,,“其招回难民,著地方官安插抚辑,毋致失所”。其次是对定居下来的人口,按损失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租税的优惠,以便其能尽快恢复生产。“京城遭明末寇贼蹂躏之后,其民居被逼迁徙者,免赋三年,被毁未迁者免一年。大兵所经,田禾被伤者除本年田租之半,河北府州县卫免租三分之一”。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外逃的难民回返,天津人口开始增长。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据《畿辅条鞭赋役全书》记载,天津县的征银人丁与不征银人丁合计为3158丁,与清初最早的记录相比,人丁数增加了389丁。
与明代时人口大规模迁入并建立聚落的情况比较,清初到天津的移民更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由移民新建立的村落相对较少。河北区盐坨村可为一例。该村所在地在明代时是储存食盐的地方,后废弃。清初一些人到此落户,形成聚落。康熙年间,清政府曾将一批江南军徒人犯安插天津屯田,后又公开招募来津屯田之民。有史料记载,“召浙闽农人数十家”,垦区“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插莳之候,沽涂遍野,车戽之声相闻。秋收亩三四石不等。雨后新凉,水田漠漠,人号为小江南云”。顺治、康熙时期,迁居天津的商人仍有不少,特别是盐商。康熙七年(1668年)长芦巡盐御史署自北京迁驻天津,十六年(1677年)长芦盐运使司也从沧州移驻天津,天津成为长芦盐务的管理中心。这些都促进了天津盐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大盐商,如张霖、张霪、安尚义、解秉智、查日乾、金玉冈等相继来津,他们中有的后来繁衍为津门的名门望族。同样与盐有关,一些大灶户也迁入天津。康熙十八年(1679年),长芦盐区的盐场进行了合并,兴国、富国、丰财三个盐场在后来的天津县境内。赵承业的先世在兴国盐场制盐发迹,其父于顺治初年迁入天津,此后家族在天津日益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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