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三编，内容包括：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
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

葛兆光，195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自序
绪说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引言 “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结语 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附记一】
【附记二】
第一编 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第一章 “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一 “中国论”与“正统论”：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二 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天下、四夷、朝贡、敌国
三 中国：“边界”的浮现
四 民族、国家与文化的观念：反夷教的意识以及确立道统
五 汉族的和中国的，什么是汉族的和中国的？
第二章 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
一 想象和知识的差距：异域的想象
二 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旅行记、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
三 想象加上想象，故事加上故事：女国、狗国与尸头蛮
四 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来自古典知识和历史记忆
五 利玛窦来华之后：从“天下”到“万国”
第三章 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一 边缘与中央：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二 从天下到万国：古代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三 佛教地图：另类世界的想象
四 内诸夏而外诸夷：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五 大“公”无“私”：从明代方志地图看当时人的公私观念
六 小结
【附录】谜一样的古地图
一 令人惊异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二 蒙元时代的世界新知识
三 是回回人的礼物吗？
四 超越疆域的知识史视野
第二编 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
第四章 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一 谁是“东方”，何谓“中华”？17世纪中叶后渐行渐远的中日韩三国
二 明以后无中华：朝鲜人的观感
三 谁是中华文化血脉：日本人与漂流唐船船员的笔谈
四 分道扬镳：17世纪以后的东亚还有认同吗？
第五章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一 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二 晚清至民初中国对“亚洲主义”的复杂反应
三 世界图像的各自想象：中日之间的差异
四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者传统性与近代性
第六章 国家与历史之间——从日本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说起
引言 小问题引出大话题
一 二“福”争论，争什么？
二 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三 津田左右吉的困境：“影响”还是“借用”？
四 “古层”复“古层”：关于神道与天皇
五 中国影响：日本学界的新观点
六 转道高句丽？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七 中国学家加入论战：宫崎市定的说法
八 橘逾淮则为枳：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结语 有关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的争论背后
第三编 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
第七章 边关何处？——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背景说起
引言 问题的提出
一 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之际：日本对“满蒙回藏鲜”研究的兴趣与东洋史学的形成
二 与欧洲争胜：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动机之一
三 清国非国论：满蒙回藏鲜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
四 边界还是周边：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
第八章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引言 文明交错的空间：地中海、西域与东海
一 西域：从近代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转向，到敦煌的大发现
二 东海：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三 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西域研究与东海研究之异同
结论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引言 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
一 国际视野：从“虏学”到“从周边看中国”
二 中国立场：与域外中国学的比较
三 交错的文化史：不必划地为牢
四 结语：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文史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基本文献
近人论著
后记

这本书讨论的是“世界”
、“东亚”与“中国”、“学术”
与“政治”、“认同”与“拒斥”
、“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
一些大问题。最初，我并没
有想过要写这么小的一本书
，来讨论这么大的一些问题
。自从进入学术世界以来，
我大都是在古文献、宗教史
、思想史或文学史等古代中
国的具体研究领域中打转，
尽管也不时关注西洋东洋的
新说，偶尔涉足近世日本和
朝鲜的历史和文化，有时也
忍不住发一些高屋建瓴的议
论，但落笔成文的时候，总
是觉得想要“言之成理”还是
先要“持之有故”，没有文献
支持好像理不直气不壮，凭
理论说大问题仿佛空口说白
话，总是心里没底。
可是，在这些年的研究
中，越来越觉得绕不过这些
大问题。
2000年秋天，当我在比
利时鲁汶大学的公寓中写完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最后
一章之后，原本下定决心停
笔好好喘一口气。正如我在
《后记》中说的，这八年间
为了写这部书，“几乎是已
经精疲力尽”，所以，总想
找机会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和
工作节奏。但没有想到的是
，从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
问题，又带来一种急迫和焦
虑。《中国思想史》的最后
一节《1895年的中国》仿
佛像“谶言”，迫使我不得不
进入1895年以后。1895年
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
下”走出来，进入“万国”，
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
（《诗经》）、自信“允执
厥中”（《古文尚书》语）
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
无处非中”（艾儒略语）、“
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
）的世界，便不得不面对诸
如“亚洲”、“中国”和“世界”
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
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
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
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
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
的问题。
2002年，我写了《想象
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
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已收入本书，这是本书中完
成最早的一章），在这一年
台湾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东
亚文化圈的形成”学术讨论
会上宣读。当时主持这一场
发言的是林毓生先生，和我
同场的是日本的子安宣邦教
授。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标
题上察觉到，这篇带有论辩
性质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所
谓“有感”无非两方面。一方
面，就像上面说的，写完《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之后，
对进入世界的现代中国思想
产生了太多的想法，原来想
写的第三卷即《1895-1989
年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
变迁》，因为资料浩瀚，更
因为问题太多而中辍，不得
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重新检
讨。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
、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界
，对于“中国”、“亚洲”的论
述升温，并且波及中国大陆
学界，这些没有经过检讨就
使用的地理概念，究竟在什
么脉络和什么意义中，可以
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
论述？这个问题需要有人进
行回应。当然，这里说的不
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的回
应，而是从历史脉络和文化
立场上进行的回应。
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发生
在异域学界，我自然可以在
神州做袖手人，不过，一百
年来“西潮又东风”（这是我
另一本书的书名）始终在波
动（或拨动？）中国学界，
有的话题在国内也常常脱了
西装换马褂，或把蟹行换了
汉字，不止是进入而且还发
酵，重新甚至随意地解释着
历史，这究竟是“格义”还是
“硬译”？我很难判断。因此
，那几年我便不得不进入这
些问题，同时也因此开始从
朝鲜、日本文献进入所谓“
东亚史”领域。特别需要一
提的是，2006年底，我从
北京的清华大学到上海的复
旦大学任教，受命组建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我把我对
于这些问题的关心和思索，
变成了新建的文史研究院的
课题和方向，开始推动“从
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
史”、“批评的中国学”等等
课题的研究，这本书所收录
的各节，多数都是这几年有
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书名“宅兹中国”用的是
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
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
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
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
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
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
。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
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
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
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
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
宅”，意思似乎是“墨守”，
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
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
，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
，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
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
中国”的历史论述。
最后，可以顺便说到的
是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
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
，因为六十年前胡适也曾在
这里短暂“挂单”（任东亚图
书馆馆长）的缘故，便常常
翻看胡适的书，今天，很偶
然地看到他1929年写的《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最
后两句是“不怕他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不免特别感慨，便用它作为
这篇序言的结束。
葛兆光
2010年4月
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