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活，为我们展现出一位大学者在岁月变迁中投身学术、矢志不渝的学术情怀，以及一位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作者认为，戴逸先生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界。书中还介绍了戴逸先生在耄耋之年，组织起全国范围内两千多位历史学家的庞大队伍，耗费二十年之力，主持完成中国百年来一次重要的大型文化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细节。这一工程将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价值和意义十分深远。

林健
197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于历史系。1984年获纽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从事贸易工作。80年代初在《历史研究》《清史论丛》等刊物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论文，在《电影文学》发表电影剧本。近年专注写作与翻译，出版有《康熙遗诏1722》，与戴寅合作《海军，海军！》等。

第一部分 我那时成了先生唯一的学生
跑回北京，戴逸为我做了碗汤
“铁一号”红楼·常熟·北京
“铁一号”红楼里，戴家是最热闹的地方
先生借我《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带回福建
在福建给在江西干校的戴逸写信
戴逸从福建的叶向高讲到意大利的利玛窦
我的老家福清是人口迁徙之地
第二部分 史学教案：五十年前先生的三十六封信
“学问与好奇心永远连在一起”
“如何读古书是一门学问”
“学习历史，应当知道历史书的各种体裁”
“《史记》写人写得好，《资治通鉴》写事写得好”
“读史书要串起来读”
先生谈得比较多的是汉朝和唐朝
“搞历史，博与精的关系尤其重要”
“今天有信吗·”是当年我周围人的口头禅
第三部分 关于《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话
从江西回北京，戴逸做了两件事
“挖掘历史细节越多，离历史的距离就越近”
准噶尔蒙古的历史与“土木堡之变”
中俄《尼布楚条约》所用的语言是拉丁文
耶稣会士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两个重大事件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出版的意义
第四部分 关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谈话
戴逸将历史小说家凌力调入清史研究所
“清朝历史无法避免地与世界历史交融
18世纪时的美国
18世纪时的俄国
18世纪时的中国
18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
清朝时期中国西部疆域问题
如果没有那些战争，国家的统一难以实现
18世纪中、俄、美在开疆辟地历史进程中的区别
满族“汉化”进程比后代史学家们想象的要快、要深刻
茶马贸易与王朝政治紧密相连
游牧与农耕民族从经济形态趋同到政治文化认同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至今具有深刻意义
第五部分 我所知道的清史纂修工程的细枝末节
启动清史纂修工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组织策划清史纂修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酝酿过程
设计清史的体例架构
通纪是纂修清史的纲领
典志是纂修清史的关键
传记是纂修清史的重要部分
史表与图录是纂修清史的创新
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
纂修清史的人选问题
失去夫人是最大的打击
书架上的105册《清史》样书
“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
参考书目
后记

此书源于数年前戴逸先
生在“铁一号”西小院与我的
五次长谈，每次长达三四个
小时，谈话内容都是先生对
清史的系统阐述和他七十年
治史的理念。这些谈话内容
，很多都是目前史学界的大
问题，更是清史研究中重要
的新观点、新概念。所有这
些均为戴逸先生首次提出，
并未公开于世。这些谈话，
我都有记录留档。先生希望
我能将这些谈话整理之后形
成一部书，而我水平有限，
思前想后，只能按照目前的
这种写法。我希望此书不是
纯学术性的，而是可读性强
的，能够引发社会上的年轻
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本书第一部分着重介绍
了戴逸先生的家乡和其在北
京的研究环境，其中的想法
是给读者展现出一位大学问
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从我个人的视角描述先生
的若干生活细节，则是希望
读者了解，一位大学者高尚
的人品是超越学问之上的。
过去十几年来，社会上
报纸杂志介绍戴逸先生的文
章很多，而真正介绍先生学
术思想的则较少，即使有一
两篇文章，也仅仅限于很窄
的范围内。其中的困难是，
介绍或阐述先生的学术精华
，不仅要读完先生的所有著
作和文章，还要对先生一生
研究的领域有基本的了解，
同时要对史学界过去百年来
的清史研究（包括世界范围
内对我国清史的研究）有广
泛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些，
就很难了解戴逸先生在史学
界的地位。我学识有限，只
能尽力为之。在写作过程中
，凡是社会上已经介绍过先
生的内容均不再写。此外，
本书篇幅有限，只能从先生
七十年的论著中挑出三部经
典来阐述先生的治史思想与
理念。
本书第二部分引述的三
十六封信是具体案例，从信
中可以看出先生教书育人的
脉络与方式，也可以看出先
生对于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
与厚度，即使是在20世纪
70年代初那个艰难时期，先
生仍然在育人，虽然当时他
的学生只有一个。
先生治史七十年，著述
甚多，其精华是什么？
第三部分通过《一六八
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详细介绍了戴逸先生在清史
研究领域的地位与贡献。
第四部分通过《18世纪
的中国与世界》，介绍了戴
逸先生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分
析清朝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
地位，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
问题。比如：中国两千年来
农业定居社会与游牧民族之
间的斗争在清朝时期结束的
原因和后果是什么？这个课
题是先生首次提出的，并在
本书中首次披露，将直接影
响到未来数十年的清史研究
。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发现
一个因子就是惊天动地的大
事；在社会科学中，能够在
几百年历史中发现一个重大
课题同样如此。又比如：近
代民族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近代国家的概念是怎样形成
的？这些问题不仅在中国史
学界是重要课题，在世界近
代史范围内也同样重要。现
在各国不断出现的领土争端
都与此有关。
第五部分通过我了解的
清史纂修工程，介绍了先生
如何在耄素之年仍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起两千多位历史专
家学者的庞大队伍，耗费近
二十年之力，完成了中国百
年来的一次重大文化工程。
这一工程将直接影响到未来
几百年中国的学术和文化，
其价值和意义恐怕要过很长
时间世人才会了解。戴逸先
生在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中担
任总编纂，无疑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
《史记》《汉书》《资治通
鉴》等史书是如何写成的这
类问题，一直引发后人的好
奇和探讨，而人们所依托的
资料却少之又少。本书所述
的清史纂修工程的细节，则
可以成为留给后人的真实记
录。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记录
了戴逸先生阐述的大量史论
，其中涉及历史理论、历史
哲学、社会学、统计学、文
字学、边疆学、世界史中的
比较学科等。从更广泛的意
义上说，先生或是中国百年
来少有的大学问家（清史纂
修大型文化工程足以证明）
。书中所论对今天与未来的
世界也会有直接的意义。
另外，书中所引书信，
为方便阅读，按通行规范做
了改正，其中校正字加()
表示，补字加［］表示，衍
字加｛｝表示。
我父亲在世时，对本书
提出过非常多的修改意见，
他曾是戴逸先生的同行、同
事和挚友。我的好友王磊亦
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建议，本
书的书名以及书中的所有标
题皆为王磊所拟。戴寅、戴
琛也对本书提出过各种建议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
编辑胡晓舟在本书撰写过程
中也提出过很多建议。中国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琬莹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
了大量精力。在此，一一表
示诚挚感谢。

书中介绍了戴逸先生的家乡和其在北京的生活研究环境，展示出一位大学问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描绘了先生的若干生活细节，介绍了作者与先生的交往和通信，分析了先生教书育人的方式与学术研究的脉络，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厚度，同时也反映出一位学者了不起的人品更在学问之上。

清晨六点钟，我在健身
房的跑步机上快步行走。在
这个时间点上，健身房里很
安静，偌大空间中只有几个
人影在各种机器上晃动。健
身房中的灯光很柔和，以至
于让人在运动中仿佛置身于
幻境之中。在来健身房前，
大约是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刚刚将戴逸先生在初春之
际花了三个小时详细讲述《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谈
话形成文字，传给了戴寅、
戴琛。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
困难的一篇文字，行文有如
爬山，有如下海，字字艰辛
，句句为难。按照先生的讲
述，这篇文字说的是历史，
讲的是清朝故事，其中的要
点是，指出两百多年前世界
上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中国、
俄国与美国在18世纪世界历
史中的地位。两百多年后的
今天，这三个国家的互动仍
然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格局。
那么，从今天起再两百年以
后呢？
脚下的跑步机速度加快
，这是我预先设置好的，跑
步的速度随之加快，眼前电
视上持续传出主播极有磁性
的声音，那声音刺激着我神
经中的每一个末梢，让我产
生幻觉，脑海中的画面回到
几十年前。人类的习性是永
远在预测未来，而事实上人
类连明天要发生的事情都无
法预测。不过，有一点可以
肯定，历史中的至暗时刻，
其实也孕育着未来的灿烂光
芒。

1970年夏天，我不足16岁，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满一年，因为实在想家，就从黑龙江抚远地区“八十一公里”之处与戴寅商量回北京探亲。对于两个智力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大孩子而言，根本就说不上有什么周全计划。原本我们打算一起走，怎么走都商量好了。后来在宿舍大炕上的油灯下细细盘算一路上需要多少盘缠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足够的钱买两个人的火车票。最后只好商定我先走一步，戴寅弄到钱以后再走。一路上送我的人是戴寅和戴琛两兄弟。我们坐的卡车是戴琛悄悄安排的。戴琛善交际，人缘好，在加工连认识很多卡车连的人。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司机经戴琛私下一间，答应带我去佳木斯火车站。乘卡车是走出北大荒湿地的唯一途径。戴寅和戴琛送我走之前，将他们身上能够找到的所有的钱都给了我。
买了火车票，身上所剩无几，一路上饥肠辘辘，到北京火车站时，身上只剩下一毛五分钱。那一点钱，刚好够乘坐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到东四十条的车票，外加一根小豆冰棍。
走出北京站之际，我已无家可归。父亲就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了，所有教师都被下放到江西干校打石头、盖房子、种地。母亲从北大医院被派到甘肃最荒凉的地方行医。妹妹还小，没有去处，送到福州大姑家里寄住。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戴寅家。因为在我自幼所住的大院里，戴逸先生是我从小最尊敬和熟悉的长辈，他是戴寅和戴琛的父亲，更是我当时在北京唯一能够投靠的人。
当时戴逸先生还在北京。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知道戴逸先生的处境非常糟糕，已无自由，马上也要被送往江西干校去养猪了。先生见到我时吓了一跳：“你怎么回来的？一路还好？”
“饿了两天。”
“马上吃饭。”戴逸先生特地为我下厨做了一碗高汤。先生烹饪的手艺难以恭维，可那一顿饭是我一生的记忆里享受到的最好的一餐，完全可与传说中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媲美。
在戴寅家住下以后，我已身无分文。戴逸先生供我食宿，我不敢再向他要去江西看望家父的路费，便偷偷跑到离家不远的东四一家典当铺将手中一块手表拿去换钱。店铺里的人看我小小年纪，衣衫不整，手中却有一块价值不菲的瑞士原装梅花牌手表。那伙计两眼一瞪，马上断定是我偷的，将手表扣下。“如果真是你的，叫你家大人来赎。”看到那人凶恶的神态，我夺门而逃。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铁一号”，将事情原委告诉戴逸先生。先生又吓了一跳，拉着我赶快去了当铺，好说歹说将手表赎回。店铺里的伙计在我们出门时的那种轻蔑神态我一生难忘，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年头读书人怎么一个个穷到卖家当了。”
戴逸先生将我的手表赎回来以后，一声叹息，什么也没说。到了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他详细问我北大荒的情况。怎么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去北大荒的时候年纪都不过十五六岁，当时以为只是出门一趟，在那里待一段时间还会回到北京。古人出关时为后人留下的名句“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可见古人出关时的依依不舍。没承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轮到我们出关时，却没有回过头。记得离开北京火车站之际，天色阴沉，火车站里男女老少一片恸哭声。送别孩子的大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将会面临什么，可坐在火车里的孩子们却兴高采烈，以为是出一趟远门，去去就回，激动万分。到了东北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当时所去的地方，是不见人烟的湿地。在那里，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盖起几栋草泥房子。那几栋房子估计是这片东北荒原上千年以来人类第一次搭建的居住地。因为我们，那里才第一次有了人气。不过，几十年以后的人又有谁会知道，那些草泥房子居然是一群城市里来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砍下大树，锯成粗大房梁，混合着草泥糊里糊涂盖起来的？又有谁知道，在那些房子里每一间都住了十六个人，十六个年纪都不超过十七岁的少年男女。他们所有的美梦与幻想，他们对于未来世界的展望，都是从那乱哄哄的大炕上萌发的。油灯、大炕、爬满跳蚤的被褥就是我们的家。就连那里呈现出的灯火的颜色与以前都不一样。有人气的地方都有烟火，不过这里的烟火不是城市的烟火，不是20世纪的烟火，而像是几百年前的烟火，即便是城市中带来的气味，一旦到了这里就会被荒野炊烟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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