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政治与学术双向视角，集中梳理、论述西学东渐下，作为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探究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作者对近代以来儒学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有为、章太炎、钱穆、张申府、冯友兰等）及其思想主张进行分析：从制度和心性讨论儒学的整体形态发展，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讨论儒学学科化的困境与出路，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探索儒学对世道人心和社会秩序的意义和作用，从儒学学科化制度下思考摆脱儒学困境的可能……涵盖儒学近代转型的重要领域。

序
第一部分 民族国家与天下秩序：西学东渐与中国文明观的调适
导语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章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第二章 天下秩序与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与儒家资源
第三章 从启蒙到新启蒙：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和解”
第四章 拆解“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
第五章 梁漱溟对于中国建国之路的认识（1911—1949）
第六章 重思中西与回归普遍主义：儒家“天下观”的再发现
第二部分 制度与心性：儒家的合内外之道
导语 儒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章 心性儒学和制度儒学：问题与方法
第二章 儒学的制度面向：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和基本结构
第三章 制度儒学的运行规则：从科举制度看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动
第四章 制度化与儒家价值观的内在紧张——再论教育与权力的关系
第五章心性与超越——从《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看港台新儒家的问题意识
第三部分 儒学第三期发展预设下的儒学史重构
导语 从历史中认识儒家的自我和未来
第一章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意识
第二章 儒学史重构与儒家现代使命的确证
第三章 思孟学派与心性儒学：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
第四章 中国阐释学传统及转向
第四部分 儒学的学科化与摆脱困境的可能性
导语 儒学的出路何在？
第一章\t 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建构和文化自觉——国学热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第二章 纯粹哲学视野下的王国维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探索
第三章 学科化背景下的价值坚持：马一浮论经学与国学
第四章 儒学能“哲学化”吗？反思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四个角度
第五章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第六章 化解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可能方案：具体的形上学-
第五部分 附录：讲演与访谈
讲演 如何理解“现代新儒学”思潮
访谈一 儒学的历史与现代转化
访谈二 赛博未来，儒学怎么办？

为何是国学而不是儒学？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往往伴随殖民运动，这种国
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重建对于弱势国家而言，则意味着
主权的丧失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由此，国家主义和民族
主义作为一种反抗性的思想资源，必然在“丧权辱国”的悲
愤情绪中滋长起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文明体，如何调动自身的文化传统
来建立现代国家，既是抵御外敌的精神要求，也是建立一个
新国家所需的凝聚力的源头。
传统的中国就是建立在跨文化和多种族的区域之上的
，儒家观念为之提供了凝聚和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资源，
此文明亦以礼乐文明名之。在殷周革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
，以血缘为纽带，以亲亲、尊尊、贤贤相结合的方式来封土
建国，奠定了周王朝数百年的基础。虽秦灭六国，建立起郡
县制的大一统国家，但在精神脉络上，依然保留了礼乐制度
的精神。
就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国家而言，秦代最为重要的举措
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并建立起联络各地的交通和讯息沟通
渠道。谁也不能否认，文字的连续性为文明的稳定性和传承
性提供了基础，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说的就是秦朝所确
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成为后世大一统帝国的基本政
治制度。不过，秦始皇所推行的暴力统治，以及大一统帝国
初建过于庞大的财政压力，导致其统治难以持久。因此，在
经历了“与民休息”的汉初政治经济政策之后，汉代的国家
实力逐渐壮大，汉武帝之后的帝王逐步探索以儒家为主体的
价值体系以确保大一统国家得到稳定而丰富的儒家意识形态
的支持。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文字和度量衡等属于“工具性”
层次的设置，而精神性的因素决定了国家的“性格”。比如
对于“连续性”的建构在早期的历史著作中就已经十分明显
，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这样的作品，就是把早期中华文明
的发展建构成一个连续政治体的发展。这样的历史观念也导
致后世的中国历史书写强调不同的政权，乃至不同民族所建
立的国家，都是在一个“天下秩序”下的“分分合合”。毫
无疑问，历史延续性是儒家的春秋大一统观念的“时间性”
的表达。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墨家、道家、法家
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等亦共同完成和丰富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
拼图，但是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儒家对世界和秩序的理解很
大程度上担负起了中国精神价值的主体性功能。
至宋明时期，汉字、儒学、汉传佛教等相继传入朝鲜
、日本、越南等地，并通过朝贡体系等构筑起“吸引-交换
-保护”的国家间体系。文明的相互交融下，东亚共同体并
非依赖武力而形成，而是呈现出一种价值感召力和利益吸引
力相结合的“文明秩序”。
在发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下，儒家文
明共同体受到冲击。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市场交换体系的产
物，通过主权、人口和明确的边界确立起国家作为一个独立
利益主体的地位。同时，在国家内部却建立起包括私有财产
合法性、选举、议会等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呈现出巨大的活力。然而，这一新的国家间体系也会带
来结构性的困境：即个人权利利益主体与国家权力利益体系
之间的矛盾。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竞争或冲突时，国家通常会
作为利益主体。值此之际，国家的利益往往会凌驾于国民的
个人权利之上。不过民族-国家体系与政教分离、地理大发
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相伴而发展，使人类进
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世界各地因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形成
了国家间的“差序格局”。由此，这些代表人类科技和经济
发展水平的所谓“文明国家”，对于落后和资源型国家而言
，其实是掠夺者和殖民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的利益
和个体的利益何者优先？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否为了本国
国民的利益去牺牲其他国家国民的利益？
就中国人的感受而言，欧美的民族国家体系秉持了一
种本国优先的原则，并以此来为其殖民活动辩护。这样，欧
美的现代化过程常常与以掠夺为标志的殖民运动结合在一起
。为了为殖民运动做辩护，军事和经济竞争也伴随着文化和
价值的竞争。1840年之后，中国面对英、法等国的军事打
击和经济掠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群体从军事失败中意识到
传统的“天下”体系已经无力应付“民族-国家”体系的冲
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人们意识到唯有确立中国人的国
家意识，才能摆脱个人和国家之间脱节的状态，确立起国民
的国家意识，以抵御西方的殖民掠夺。但这种“对内文明，
对外野蛮”的体系，并不符合中国人固有的“王者无外”的
价值观，因此，我们在理智上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
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加以反思和批判。
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概
念得到普遍的关注。与儒学所不同的是，“国学”所指极为
宽泛，几乎可以包括古代的所有学问。虽然也有提倡“国学
”的人会强调“国学”指的是民族文化中有活力的因素。
在当下中国，“国学”可能会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
思

自周孔到汉唐、宋元明清，儒学像一条奔腾的大河，不断吸纳、创造，既建构国人的价值观，也塑造其生活态度和政法秩序。到中西相遇，儒学发生了大转折，儒学遭到自我怀疑，更被无情地批判。遭此际遇，儒学该如何发展？
近代以来，儒学遭受重大挑战，但也面临新的机遇。新的生机在这转折中孕育，文明的力量在冲突和融合中升级。儒学的近代进程为我们展现了儒学“一阳来复”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