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晚唐五代的古文变迁作为中唐古文革新与北宋中期古文繁盛之间的重要过渡，补充了唐宋古文发展历程中的历史链条，不仅回答了古文在中唐之后衰落而至北宋中期复振的历史原因，而且沟通文学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充分结合时代风气、士风精神与思想嬗变等社会文化因素，对晚唐五代时期的古文变迁作出全面深入的文化阐释。

李伟，1982年生，籍贯山东兖州，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合作研究，已出站。先后就职于济南大学文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济南市和山东省高层次人才专家库，系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东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学文化、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和中国古典散文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全国古籍整理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项目7项，出版《文儒演生与文脉传承》《以文化人：齐鲁文化与中国人文智慧》《齐鲁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诗词卷》等著作7部，在《中华文史论丛》《山东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中国诗学》和《光明日报》等CSSCI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近50篇，相关成果获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济南市社科成果二等奖、山东省奎虚图书奖等奖项。

序
绪论：晚唐五代古文的概况与本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晚唐五代古文概述
第二节 晚唐五代古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历史评论与国内成果
二、日本与美国为代表的国外成果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 晚唐五代时期古文之“道”的内涵及其影响
第一节 古文中“道”的内涵与政治形势之关系
一、晚唐五代古文中的雅颂观念
二、“居安思危”的政治观与晚唐五代古文的讽喻观念
三、余论：晚唐五代古文与寒士仕进
第二节 颂美盛世与讽喻现实——晚唐五代古文中的两种趋向及其文学呈现
一、雅颂缘饰的礼乐观念与晚唐古文
二、讽喻现实的文学观与晚唐古文创作
三、余论：皮日休古文中的讽喻与雅颂
第二章 “子学精神”与中晚唐五代文道关系的演变
第一节 从子书创作传统看“子学精神”
第二节 “子学精神”与中唐古文先驱创作中的文道关系
第三节 “子学精神”与韩、柳古文中的文道关系
第四节 “子学精神”与晚唐五代古文中文道关系的演变
第三章 韩门弟子的古文创作
第一节 “精于理”和“练于辞”——李翱、皇甫浞师韩倾向的同异
一、李翱古文创作中的文与道
二、皇甫浞古文创作中的文与道
三、李翱、皇甫浞古文思想的共通性及其与韩、柳古文观念的差异
第二节 孙樵古文的艺术创变及其理论观念
一、孙樵对文道关系的认识
二、孙樵古文中的艺术新变
三、孙樵古文中的声韵特征
第四章 晚唐前期文人的古文创作
第一节 杜牧的古文创作与中晚唐儒学转向
一、杜牧古文创作的时间
二、杜牧古文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三、杜牧古文内容特征溯源
第二节 晚唐前期古文创作的思想特征与文学表现——以李商隐与刘蜕为中心
一、李商隐、刘蜕古文中重视思想个性和现实意义的特征
二、李商隐和刘蜕古文中的艺术新变
第五章 士风嬗变与晚唐五代古文创作
第一节 晚唐前期的士风探讨与古文创作
一、晚唐前期士风内涵的理论探讨
二、晚唐前期士风革新的途径
三、晚唐前期士风探讨的现实原因
四、晚唐前期士风革新对古文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 小品文的兴起与唐末寒士文学
一、唐末小品文作家的阶层特征
二、唐末小品文的缘起和讽刺精神
三、唐末寒士文学的社会意义
第三节 士人谏诤精神与五代时期的谏议奏疏
一、北宋时期“五代观”的演变
二、奏疏的体制要求以及唐代奏疏发展概述
三、士人谏诤精神与五代奏疏的特点
第六章 晚唐五代时期古文创作的文体新变
第一节 辞不尚奇，切于理也——唐末五代小品文的内容特征与文学特色
一、现代“小品文”概念的内涵
二、唐末五代小品文的内容特征
三、唐末五代小品文的艺术特色
第二节 作为古文的晚唐墓志铭的演进
一、墓志铭体制的基本要求和定义
二、晚唐墓志铭的创作概观
三、晚唐墓志铭在艺术上的继承与新变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时期“厅壁记”的创作演变
一、文体论探讨中的“记”体文
二、中唐“厅壁记”创作观念的转型
三、晚唐五代“厅壁记”的艺术演变
第七章 中晚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古文的发展及其原因
第一节 中唐时期江西地区古文创作的特点
第二节 晚唐五代江西地区古文的发展与演变
第三节 中晚唐五代江西古文得到发展的原因
附录：中晚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代表文人及其著作简表
第八章 从“韩、李’’并称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发展的趋势
第一节 历代文评中的“韩、李”并称
第二节 韩愈、李翱古文思想的比较及其在北宋的延伸
第三节 王通的儒学地位提升之再思考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

葛晓音
中唐古文运动和北宋古
文革新是唐宋文学史上的两
个重要现象，也是以往学界
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
点所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
，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苏轼等古文大家的研究，
成果众多，认识深入，较20
世纪70年代以前有了极大的
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的
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文学高潮
而忽略低潮，对于这两次性
质相似的文学运动之间的内
在联系一直关注不足。由于
这种联系主要潜藏在晚唐五
代古文发展的趋势中，加上
这一时期古文总体成就不高
，难以吸引研究者的兴趣，
因而相关成果寥寥无几。即
使有少数研究者对晚唐五代
古文做过系统的阐述，也因
受平面化的传统研究方法的
限制，未能将这一时段视为
两次古文高潮之间的过渡，
着力探索其中的深层次问题
。
本书作者李伟十余年前
在选择晚唐五代古文作为博
士论文研究题目时，已经初
步具备了要在唐宋古文发展
的低谷中寻找其承前启后意
义的自觉意识。博士毕业后
，论文经过多年的修改，其
中的问题意识愈益明确。这
就是本书绪论中作者注意到
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何理
解中唐古文经过韩、柳创作
的高潮后却在晚唐五代迅速
走向衰落？而处在晚唐五代
骈文复盛时期的古文又是在
怎样的发展历程中逐渐酝酿
着在北宋再次崛起的生机？
晚唐古文是否继承了中唐古
文革新的精神？怎样辨清中
唐古文衰落的真正原因，才
能避免古文创作走入歧路？
骈文与古文的文体对立最终
对古文的未来发展产生何种
影响？”带着这些问题，他
规定了全书的基本思路和任
务，这就是研究“晚唐五代
古文的阶段特征、演进过程
、代表作家的创作特点、文
人的阶层特点和创作趋向、
文体发展的创变、古文与骈
文在此时的消长关系、古文
发展的地域特色等。并在此
基础上归纳出当时古文创作
的经验教训，挖掘其中承前
启后的文学史意义”。近十
几年来，国内文章学的研究
热潮兴起，相关课题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很多以前被
忽视的中小作家、文章体裁
也得到关注。但本书的基本
内容并没有因草创于十年前
而落伍，目前也还没有见到
能够取代此书的著作。主要
就是因为李伟不但能站在观
察文学史发展的高度，将晚
唐五代古文发展的低谷和中
唐、北宋两个高峰视为一个
整体，从中发掘出一系列应
当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打
破了这种时段性分体研究向
来按时代和作家分章列节的
传统，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建
构框架，每章重点论证一个
问题，各章内容之间又形成
呼应。这就保证了全书观点
的原创性，无论将来是否还
有更新颖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出现，此书都难以在同类研
究中被湮没。
由于问题意识明确，本
书解决问题的多个角度，都
能紧扣中唐古文运动和北宋
古文革新之间的关联。其中
最重要的是文道关系，这固
然是两次古文运动的核心问
题，但是以往研究一般都着
眼于重道或重文的分歧。作
者抓住二者之间的“关系”，
着眼于道的内涵演变及其对
文的影响，论证中便有新的
发现。例如从儒家之道的美
刺教化观来说，虽然韩愈已
经使盛唐以前重雅颂的观念
转向重怨刺，但没有彻底解
决这个问题。本书指出晚唐
五代文人对“道”的理解中其
实一直存在雅颂和讽喻的两
面，包括向来被视为以讽刺
为主的皮日休在内，这就导
致北宋前期无论古文还是骈
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以
“助太平之颂声”为最高境界
。所以说：“两种趋向并存
的晚唐古文实际构成了中唐
向北宋古文的转变中不可缺
少的一环，而其中所呈现的
经验教训和创作得失也成为
北宋古文可资借鉴的宝贵资
源。”又如已有研究曾经指
出欧阳修要求文学发挥“忧
治世而危明主”的作用，是
北宋古文革新的重要思想，
认为承平之世诗文仍应以兴
讽怨刺为主，这是对前人强
调治世而颂、世乱而怨的传
统观念的重要突破，也是保
证北宋诗文革新得以彻底成
功的理论基础。本书则发现
由唐人五代时，部分士人已
经出现了“居安思危”的观念
，如杨夔《创守论》、王易
简《渐治论》、皮日休《六
箴序》、冯道《论安不忘危
状》、张昭《陈治道疏》等
等。这些士人所反复提倡的
谏诤讽喻中所蕴含的切于世
务的精神，也成为那些具备
道德才学、意欲辅时济物的
士人努力追求的理想标尺，
这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和
淑世情怀，便成为北宋中期
古文运动中欧阳修、苏轼等
人“忧治世而危明主”的观念
的先导，也是促使古文再次
勃兴的重要原因。
又如已有研究曾经指出
韩愈之道的内涵强调从寒庶
阶层选拔道德才学之士。欧
阳修则认为复古明道应以忧
念天下为务，不应只求寒士
个人的“光荣而饱”。本书探
究了这一观念在晚唐五代的
渐变过程。作者首先从研究
晚唐士风的变化人手，注意
到韩愈并没有解决士人在政
治生活中应该坚持怎样的道
德标准。晚唐前期才有韦端
符《君子无荣辱解》、房千
里《知道》等文章讨论君子
和小人“荣辱”的内涵，韦处
厚、李绛、李德裕、裴度等
也对士人的道德人格问题甚
为关注，这与长庆以后党争
愈演愈烈，科举弊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