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成为威震四方的起义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条件下愈战愈强，最后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摧残人才，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震惊朝野，它们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究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还是嗜权如命的“权力野兽”？
本书为你一一解答。

陈梧桐，知名明史专家，1935年生，福建省安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从事朱元璋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
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及其增订本《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古代民族关系论稿》《履痕集》《散叶集》《晚明悲歌》《明史十讲》和《黄河传》《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主编）等多部著作。论著多次获奖，其中《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自序
第一章 从放牛娃到红巾军战士
第一节 贫苦农民的儿子
第二节 入寺为僧，漂泊淮西
第三节 投奔濠州红巾军
第二章 升任宋政权的左副元帅
第一节 有勇有谋，崭露头角
第二节 南略定远，攻拔滁州
第三节 计取和州，升任左副元帅
第三章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一节 南渡长江，攻占集庆
第二节 攻夺浙东
第三节 营建江南根据地
第四章 击灭陈友谅与张士诚
第一节 保卫应天之战
第二节 北援安丰
第三节 西征陈友谅
第四节 东灭张士诚
第五章 推翻元朝统治
第一节 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第二节 平定浙东闽广
第三节 北上伐元，攻占大都
第六章 创建大明王朝
第一节 登基称帝，择定都城
第二节 设官分职，重建全国政权
第三节 尊孔崇儒，制礼作乐
第四节 睦邻外交与御倭斗争
第七章 统一战争与民族政策
第一节 略定晋秦，出击北元
第二节 平定四川、云南
第三节 经略西北，统一辽东，击溃北元
第四节 “威德兼施”，德怀为主
第八章 任用贤才与开通言路
第一节 行荐举，办学校，兴科举
第二节 人才的选用及其局限
第三节 纳谏与拒谏
第九章 君主专制的高度发展
第一节 洪武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
第二节 “躬览庶政”，加强集权
第三节 《大明律》与御制《大诰》的颁行
第十章 “锄强扶弱”，安定民心
第一节 “安民为本”“锄强扶弱”
第二节 整肃吏治，严惩贪腐
第三节 抑制与打击不法豪强
第十一章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第一节 对淮西将臣的重用与抑制
第二节 胡惟庸党案
第三节 蓝玉党案
第四节 所谓文字狱
第十二章 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第一节 休养生息，振兴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的复苏
第三节 商业的逐步繁荣与大明宝钞的发行
第十三章 个人爱好与家庭生活
第一节 勤奋好学，博览经史
第二节 “赞成大业、母仪天下”的马皇后
第三节 众多的妃嫔和儿女
第十四章 喜忧交织的晚年
第一节 晚年的喜与忧
第二节 长眠于钟山脚下
第三节 一生的功过评价
后记

“文化大革命”后期，
笔者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
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
夏被下放安徽凤阳，到教
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
教育”，即劳动改造。那
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
，明中都的残垣断壁，龙
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
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
传的种种朱元璋逸闻，引
起了我的沉思：这个没有
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
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
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
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
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
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
元朝的统治？他为什么要
选择无论从经济、地理、
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
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
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
程“功将告成”之时，却又
弃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
崇儒，却又对儒学的经典
《孟子》大加删节；既重
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
，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
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
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
谏，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
谏言，这究竟是为什么？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的
真相如何，是冤假错案，
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
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
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
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
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
力地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
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
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
影响？他采取什么措施，
来恢复和发展百孔千疮的
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
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
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
上肆虐，这些思绪很快就
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
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
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
笔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
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
和教学。又过了三年，几
经周折之后，我调回北京
，到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
央民族大学任教。不久，
“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
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
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
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
明史，首先得对朱元璋其
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
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
明王朝的创建者，明王朝
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亲
手擘画与奠定的，他一生
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
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在安
徽凤阳同朱元璋有关的各
种见闻又在脑海中浮起，
更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
。我找来史学前辈吴晗的
《朱元璋传》仔细研读，
并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
种论著。这样，有些问题
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
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
有些问题则又无人涉足，
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我
在教学之余，跑遍北京各
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史籍
，搜集资料，就朱元璋一
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撰
写了几篇论文，提出自己
的看法。接着，河南人民
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找到
我家，约请撰写一部朱元
璋传。此后，我将所写的
16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稍
加整理，集为《朱元璋研
究》一书，交付出版（天
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
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
传》，于1993年由河南
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书
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
评，誉之为继吴晗《朱元
璋传》之后的“又一部有
影响的朱元璋传记”，
1993年荣获北京市第三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后来，台湾师范
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
究通讯》第20卷第1期（
2001年1月）发表《近十
年来（1989—2000年）
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
一文，将拙著与其他学者
先后出版的几部朱元璋传
记做了比较，认为“以陈
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
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
溢美之词”。
同行的肯定，使笔者
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
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
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
些史实的描述尚欠具体，
有的不够准确，特别是由
于《洪武皇帝大传》一书
的研究基础奠立于“文革”
刚刚结束不久，思想还未
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
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
价，还没有完全摆脱极“
左”思潮的影响，例如对
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
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
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
举措加以否定，显然有失
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
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并调
整研究视角，对这部传记
重加修订，力求使史实的
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
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
科学、客观、公正。此后
，我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
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
的研究，陆续发表9篇论
文，并开始动手修改某些
章节。不久，因担任系主
任工作，杂事繁忙，加上
教学、写作任务相当繁重
，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
来便中途停顿下来。
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
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
看到笔者书桌上的一沓稿
子，问我在写什么。我告
以正在修订《洪武皇帝大
传》，但尚未完工。他很
感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出
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
间，尽快修订完稿。此时
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
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
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
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
慨，令我深受感动。此后
，除日常的行政与教学，
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
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补
充，先后写出增订一稿和
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
些讹误

作者陈梧桐先生研究朱元璋已有四十余年。
本为作者四十年研究朱元璋集大成之作，补充了一些新发掘的资料，吸收了朱元璋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对一些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作者根据史料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很有新意。

这部《朱元璋传》，
是笔者撰写的第三部朱元
璋传记。与前两部专业性
的学术著作不同，这是一
部供普通大众阅读的普及
性读物。开笔之前，我曾
反复琢磨，觉得既然是一
部通俗读物，就应当写得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趣
味盎然，引人入胜，这样
才能受到普通大众欢迎，
“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它
又不是一般的通俗读物，
而是通俗历史读物，这就
应该遵循史学的写作规范
，所有历史人物、历史事
件和历史现象的描述，都
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
料基础上，符合客观的历
史事实，做到言之有据，
不能信马由缰地胡乱编造
与虚构，而且还必须由表
及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
镜像中揭示出历史规律，
让人受到启迪，这样才能
获得史学界的首肯。也就
是说，本书的写作，既要
注意可读性，又需注意科
学性，把两者有机地结合
来，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当
然，虽心向往之却又学力
不逮，这个目标究竟实现
了多少，只能由读者来评
判了。
书稿于去年年初杀青
，交给河南文艺出版社。
当时出版社刚好承接了一
个大型的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上上下下都为此忙得
不可开交。好在出版社领
导对拙稿还是比较重视，
让编辑部主任杨彦玲副编
审担任本书责编，她加班
加点审读了全部书稿，然
后交付录入、排版。她学
的是文学专业而非史学专
业，对历史著作并不十分
熟悉，但工作态度极其认
真、负责，不论是审读原
稿，还是核对校样，都看
得非常细致，遇有疑问，
便设法查找有关史籍进行
核对，从而纠正了不少错
讹，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则交我处理。为了保证
质量，她不仅给我寄来了
一校样，还送来了二校样
，允许我在校正错误之外
，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
方作进一步的修改。她对
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
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令我十分感动和钦佩，
在此谨表衷心的谢意。本
校研究生袁立然为本书查
核了部分史料，也一并致
谢。
古人有言：“世人著述
，不能无病。”（曹植：
《与杨德修书》）拙著自
然也不例外，因此我热切
祈盼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
评指正。
陈梧桐
于2016年6月9日端午
节

“陈教授的这本大著，
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
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
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
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
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
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
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
‘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春
瑜

第一章 从放牛娃到红巾军战士
第一节 贫苦农民的儿子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农历九月十八（阳历10月21日）未时（相当于现今下午1至3时），在河南行省安丰路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一座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传出了清脆稚嫩的啼哭声，一个瘦弱的婴儿降生了。
婴儿的母亲，是个贫苦的中年汉族农妇。因为正值秋播小麦的大忙季节，她虽已临近产期，这天上午仍像往常一样，下地帮丈夫播种小麦，快晌午才回家做午饭。待丈夫和几个孩子吃过饭后，她收拾好碗筷，喂过鸡鸭，又急匆匆往地里赶。不想走到半道，腹部一阵一阵疼痛起来，她意识到自己的第六个婴儿即将出世，赶忙回头往家走。她刚刚迈进家门，靠着墙壁喘口粗气，身子就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往下滑，仰卧在地上。不一会儿，只听“哇”的一声，腹中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陈氏的丈夫朱五四是个中年汉族农民（参看拙作《朱元璋民族成分考辨》，《史林》2005年第3期；《履痕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93—102页），闻讯忙从地里赶回，找了村里年老的妇女为他的妻子接生。过一阵子，这个老婆婆接生完毕，笑着恭喜朱五四，说他妻子生了个男孩。按照当时的习俗，平民百姓一般不取名字，只用出生日期或以父母年龄相加合算一个数目字作为称呼，也有以行辈来命名的。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属于“重”字辈，他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有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朱五四便把这个孩子叫作重八。重八长大成人后，为自己正式取名为兴宗，后又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查继佐的《罪惟录》说他在富贵之后，还曾改名元龙，因龙字易犯忌讳，又把繁体字偏旁的“帝”改为“青”，成为“龍”字。据说，他家乡的故老乡亲都曾叫他元龙。他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由于他登基后使用洪武年号，后人又称他为洪武皇帝。现今，他家乡凤阳的老百姓，还称他为朱洪武。
传说当年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在泗州（治所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盱眙县对岸，清康熙年问没入洪泽湖）北部的孙家岗居住时，有一天走到附近的杨家墩，见墩下有个低洼的窝子，便走下去躺下歇息。此时，刚好有两个道士路过，对他说：“若葬此，出天子。”回到家里，朱初一把道士的话告诉了儿子朱五四。后来他死后，朱五四把他葬在那里，那里竟自行鼓起一个高大的坟堆。过了半年，朱五四的妻子陈氏怀孕了，又过十个月，便生下朱元璋这位未来的真龙天子，于是人们“皆言此墩有天子气”（王文禄：《龙兴慈记》）。还传说，朱元璋出生的前一天，母亲陈氏梦见一个头戴黄冠的道士自西北走来，到她家茅屋南边的麦场，从一堆麦糠里拣出一颗白色的药丸，放在她手掌上，她定睛一看，药丸渐渐变大，道士说：“好物，食之。”她应声将药丸吞下，却突然醒了。陈氏将刚才的梦讲给丈夫朱五四听，嘴里还透出一股清幽的香气。第二天清晨（实为午后），她生下朱元璋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夜间茅屋里常有红光闪现，家里人以为失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无他火”（《皇明本纪》）。周围的邻居见他家红光闪闪，也以为失火，都赶来营救，“至则无有”（《明太祖实录》卷一），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传说，显然是在朱元璋登基当皇帝后人们附会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把他神化成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其实，朱元璋的出生，并不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么富于诗情画意。抹去那一个个虚幻的光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朱元璋童年时代深重的苦难。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普遍激化、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苦难的年代。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建立的统一王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在进人中原以前，还处在奴隶制的发展阶段。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大蒙古国。1234年，蒙古灭金。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他就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王朝。在进入中原地区后，忽必烈一面“变易旧章”“遵行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合作；另一面又“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宋濂等：《元史》卷四，《世祖纪》），将儒学与儒士边缘化，并继续采用色目人的“回回法”和蒙古法，保留一些落后的蒙古旧制，以确保蒙古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和种种特权，从而形成一套蒙汉杂糅、“外汉内蒙”的政治文化模式。因此，在元代，虽然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始终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处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十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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