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战云密布，扼守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视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文化圈。书店“往来无白丁”，陈望道、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萧军、萧红……
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他把书店当成自家客厅和便利店，连寓所的房租、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超过一百六十人。鲁迅去世前一天，以日文致信内山，请他帮助安排日医救治。“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丐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
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坚实的桥梁。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汉名邬其山，1913年来中国，1917年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设内山书店，1927年结识鲁迅，之后成为挚友。1935年《活中国的姿态》在日本出版。1945年10月内山书店被中国政府接收，1947年12月内山完造被中国政府强制遣返归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小序】
【正文】
【后记】

《花甲录》与内山完造
的中国观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
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
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
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
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
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
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去的
地方。因此，谈论内山完
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
，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
格称“知鲁”者之一。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
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
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
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
，内山已有十余年在中国
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
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内
山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
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
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
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
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
正初年即来中国闯荡的日
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
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作
为底层民众从日本偏远的
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
，寻找发展机会的。
内山完造来到中国之后
，他的中国观不断被试错
、修正、重构。其动力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可以说
均是在中国受到的刺激。
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
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
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
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
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
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
。二是在中国的日人的无
礼、霸道，军人的横暴，
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
耻。如“一·二八事变”时，
他看到（中国）“避难者成
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
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
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
日本人动辄做歇斯底里状
相比，那些中国人完全不
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
，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
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
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
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
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
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
，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
率与持重”。
20世纪20年代，上海内
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
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
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
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
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
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
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
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
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
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
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
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
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
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
：“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
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
去，银行便会破产。还是
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
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
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
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
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
山的品格。
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
代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
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
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
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
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
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
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往来
中国者中，不乏达官显爵
、文豪精英，但在帝国主
义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
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
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
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
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
著名的文人书店老板的同
时，成长为一名自由派反
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
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
多是底层人成功后的跋扈
，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
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
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
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
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
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
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
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
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
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
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
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
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
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
苦力”。异国广袤的土地、
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
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
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
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
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
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
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
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
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
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
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
，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
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
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
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
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
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
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
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时积
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中
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
后重新出发做准备。而作
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
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
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
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
业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
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
此前“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
偏见。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
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
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
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
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
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
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
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
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
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
倒闭，货款

《花甲录》作为一部重要汉学著作，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
这是一部几乎翻译到“地老天荒”的书，分别完成于京、沪、深、日、美等地，也是“屐痕处处”了。刘柠译者说，一部母亲留下的、我一向爱用不已的旧版《新日汉辞典》，因被我塞在行囊中四处携带，早已脱线、散架，后多亏友人帮忙，拿到日本横须贺的修书业者处修复，才重新“屹立”在书架上，散发出“古本”的墨香。

写完了，写完了一一内
山完造的《花甲录》终于
完成啦！一九四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第三
次提笔书写的《花甲录》
在一年后的今天，终于脱
稿。对我来说，这真是一
种从未品尝过的快乐。不
过，我个人的这种快乐，
在世人的眼中恐怕也无甚
价值。想到在他人看来，
不过是无趣的、自以为是
的自恋呓语罢了，亦不免
徒添一丝惆怅。尤其是过
去三十载，与我同甘共苦
、荣辱与共的妻子，在一
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
刚好是我年届花甲的门槛
上撒手西归这件事，我人
在沪上时，已经在日记和
札记中大致写过。在停战
后的恐慌忙乱中，虽然也
有所散佚，但由于突然间
被强制归国，这些东西统
统没能携带，竟全部丧失
了！因此，在写作的时候
，竞无片纸可供参考。无
奈之余，只好参考日本历
史年表，在阅读历年大事
小事的过程中，唤醒自己
的记忆，诚不失为一妙法
。如此，在记忆苏醒得快
时，年表的摘取缩短；而“
千呼万唤始出来”时，年表
则相对抻长，甚至变得事
无巨细。承蒙众多先生们
的莫大关照，悉心指教，
不厌其烦地陪伴(关于人事
，我将另行写作)，我总算
拿出了这部“自吹自擂”的作
业。可是，当我写到一九
四二年，即昭和十七年的
时候，复感困难的问题是
，唯一的线索——日本历
史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到
昭和二十年，均未有记载
。而事关近年情势，无论
如何我还是尽量苦心考察
了一番，但过往五十年之
事若不是完全依凭年表一
路写过来，我的脑子真是
空空如也——这是我不得
不承认的事实。终于，到
今年十月，人手了《年表
日本史提要》’，这才抱着“
起死回生”的念想，继续笔
耕，终于得以品尝脱稿的
喜乐。作为一己之私的喜
悦权且按下不表，一九五
。年这一年，确确实实是
世界性的大变革之年。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由中国共产党建立
。此成功令《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缔结，而由
此，世界思潮被截然划分
为两种颜色，此乃世界史
上的大事件。接着，六月
二十五日，朝鲜战争开始
……
日本自古有所谓“寅荒”
的说法。也不知是故意还
是偶然，一九五○年的寅
年，台风甚多，首先从天
候上就堪称近年来罕见的“
荒年”。在国际情势上，亦
堪称“荒年”。连在我这种卑
微有如沙滩上一粒细沙的
凡夫俗子身上，也发生了
种种突兀的事：经过五年
的独身生活之后，我和二
十年前曾与亡妻有过奇缘
的加藤政野再婚；回国后
，历时三年的全国行脚引
起的过劳总爆发，不得不
静养三个月之久。不过，
在此期间，我却终于写完
了念兹在兹的《花甲录》
——也是一桩。
搁笔之前，我还要特别
感谢胞弟嘉吉夫妇对我归
国以来的鼎力支持。对其
他众多给予我真心厚爱的
兄弟姊妹们，一并表达我
的谢忱。最后，面对一贯
给我以激励和鞭策的妻子
，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
日
完造于门司

纪元二千五百四十五年
明治十八年(1885年)
一月二十五日大山陆军卿等归朝。
二月七日富豪岩崎弥太郎殁。
七月二十六日御驾山阳巡幸。
八月十二日御驾还幸。
九月二十五日富豪五代友厚殁。
十月十一日日本邮船会社成立。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自由党员大井宪太郎等人因在朝鲜举事，于大阪被捕(大阪事件)。
十二月二十日宫中、府中改制。
十二月二十二日废除太政官制，组成新官制内阁。
此乃日本历史年表的记载。但这一年还应作为追加事项而补记一条，是什么呢？虽然没什么大不了，但缺之便无本书。于是便有“一月十一日，内山完造出生”之一项也。如稍加详细说明的话，则是从山阳本线笠冈站换乘井笠轻铁，在终点站井原下车后，再转乘巴士沿小田川的清流北行约一里地，有个芳井村(足次村与芳水村合并成现在的芳井町)。村中有个叫沢冈的地方，住着四户姓内山的人家，其中名本屋者是最老的一家。家屋后面的旱田里，有个墓场，排列着几十块天然石的墓碑。这家也是四户中最穷的，本屋的户主治平老以专做为驽马穿的蒿履为生。夫妇俩都是少有的实心眼儿，有两个儿子，日后均出息，仍健在。街坊四邻的孩子们，喜欢来这家串门，下围棋或者将棋什么的。这家的买卖有个分号，分号的街坊，户主叫藤太郎，因为是村里最善庖厨之人，所以虽是庄户人，却在家中开了一爿小旅店，据说住过太太神乐和卖千金丹之类的什么人。长子贞太郎年轻时离家出走，多年连张明信片都没有，被认为八成是死了。五十年后，却因本人的返乡，众人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安居于东京的目黑。长女名叫阿秀，因癫痫而夭折。次子也夭折了。第三个儿子芳，个头虽小，可力气很大，成为家业的继承人，小旅店歇业后，现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从这户分家出去的，是堂之上，户主叫贤太郎。姐姐嫁给了邻村高屋村那片儿称为丹生的山上农家中名叫中村文太郎的人。两个弟弟，一个有志学医，一个志于法学，均进京勤学，却都一事无成，脱离了人生轨道，成了放浪者。只有末弟日后在丸龟，过着被目为成功者的生活。这家的上一代中，有名时卫者，此人有二弟一妹，妹妹嫁给位于福山的做布袋’的名门家，大弟则过继给盐业主家做养子，次弟分家，创业中立屋。户主庄三郎即这位弟弟，因为是少有的节俭的主儿，人称“疙瘩庄”，但其实是很有主张的人，对调皮的我特别好。在我有生的记忆中，这位中立屋的大叔是永远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的。他有一双儿女，都是比老子还要崇俭尚勤的节约主义者。因此，二人日后都成了后月郡屈指可数的资产家。现在虽然孙辈的新先生成了当家人，可仍然是数得着的资产家之一。上述四户中所没有的姓氏内山，估计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移居者。其中，堂之上是我的老家。父亲干过从村会议员到村长等芝麻官，母亲名直，是井原的印章店荻田长三(号云崖，在兴让馆主阪谷朗庐的门下，长于书法)的长女。嫁给贤太郎之后，生有四男三女。其中，一男三女都于幼年或成年离世，如今只有我和两个弟弟健在。大弟继承家业，在与井(芳井町的字)开店，经营药材，并深孚众望，担任郡商业协同组合之长。末弟曾经过继给丸龟的叔父家做养子，后又断绝关系复归。一度在学校当教员，退职后，于东京经营专事中国出版的书籍专门店内山书店之余，近年来也参与学校演剧的指导活动。对于在中国美术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木刻画运动，曾给予最初启蒙的，就是这位弟弟。据说在出生二十天的时候，我家曾被烧毁。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只要听到别人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完造，敲钟啦”，我的脸立马会变得煞白，飞奔回家。我曾屡屡跟人说起过，好像也在什么地方写过，这种与我素喜恶作剧的性格颇难吻合的行为，也许是家被全烧时，寺庙的钟声不断，那种酷似催命警钟似的声音仍藏在我的潜意识中，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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