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以其主持的熙宁变法而为人所重，其生前身后，遭到无数异说纷纭的评价。在传统社会，以批评性意见为主；近代以来，则评价甚高。近年来，社会上对于宋代历史和人物的愈发关注，王安石也是引起普通人兴趣乃至争论的重要代表。本书详细叙述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生平与政绩，勾勒出其不同于众的思想，介绍了后世对王安石的不同意见。

三浦国雄，1941年生于日本大阪。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深造，专攻中国哲学史。先后任教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北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前日本道教学会会长，现任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与宗教，以及东亚文化比较研究等。著有《朱子》（1979年）、《王安石》（1985年）、《易经》（1988年）、《中国人的处所》（1988年）、《朱子、气与身体》（1997年）、《不老不死——中国人的梦想与实践》（2000年）、《风水、通书与阴阳先生——作为中国文化边缘的冲绳》（2005年）、《朱子传》（2010年）等多部专著。

中译本自序
第一章 希世之异人
第二章 辛夷之花
第三章 求觅心友
第四章 一民之生重天下
第五章 上皇帝万言书
第六章 王安石的奋起
第七章 对“奸佞宰相”的攻击
第八章 贤者多谤——天上的研讨会
第九章 钟山之云
终章 新花
后记
译后记

2018年12月，笔者承蒙
方旭东教授邀约，获得了赴
华东师范大学举办讲座的机
会。笔者也曾数度造访上海
，然而此番沪上之行却有出
乎意料之事仿佛在等待着我
的到来。初次见面的上海人
民出版社编辑张钰翰向我提
出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拙著
《王安石》的计划。据张编
辑说，多年前他到东京旅行
时偶然在旧书店购得拙作，
也就是在那时他便萌生了将
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念头。
《王安石》在日本出版还是
1985年的事，33年之后当
年耗费无数心力的作品有机
会在中国学的道统所在被重
新赋予新的生命，这是何等
的荣幸，以至于笔者一时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闻张
编辑本身即是研究宋史的专
家，拙著能得到他的肯定，
我便再无半点踌躇，唯有欣
然领命。
回想起来，笔者的本科
毕业论文是讨论《史记》中
的《太史公自序》，硕士论
文的主题则是围绕司马温公
的《资治通鉴》(尤其是其
中涉及历史评判的以“臣光
曰”起首的部分)。那段时间
里，我花了两年时间钻研多
达294卷的《资治通鉴》(中
华书局标点本共20册)，之
后又转入了朱熹与朱子学的
研究。也正是在这期间，我
与王安石邂逅了。但关于本
书的选题却并非由我本心自
悟，而是如后记所言，乃是
应出版社之邀约而得。在那
以前，我也只是站在“旧法
党”与“道学派”的一方，以
他们的视角来远观王安石。
通过本书的写作，我才得以
直面荆公本人，真正聆听他
的声音。这在我当时的治学
生涯中也是初次之体验。因
此，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对王
安石体悟之旅的一份记录。
我在原书后记中曾提到
，日本的王安石研究是由专
攻中国史的学者推动的，而
这些研究的主题大都与王安
石的政治改革相关。诚然，
论及王安石，其主持的牵涉
广泛的改革自然不容忽视，
但仅限于此却又错失了荆公
丰富多彩的诸般面相。王安
石兼通儒释道三家，独自构
筑起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
系，其诗文亦为人称道。笔
者所愿就是希冀能从整体上
勾勒出王安石的全貌，这也
是本书所追求的效果。然而
临近搁笔之际，笔者方知面
对一个如此多姿多彩的人物
，自己的笔墨是何其苍白。
不过仅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
王安石形象而言，笔者倒还
颇有几分自信。
本书在日本付梓那年笔
者正好45岁，彼时我的研究
兴趣开始转向道教，但王安
石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底。尤
其是他创作的带有玄学派诗
歌(即Metaphysical poetry
，英国17世纪的诗歌流派)
韵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
》等诗作，对其进行分析与
解读至今仍是余之心愿。笔
者今年恰是杖朝之年(虚岁
已经81岁)，算是进入了人
生最后的阶段，或许正适合
体悟荆公晚年诗作所反映的
他心中的那片风景。南宋的
李壁曾为王安石的诗歌作注
。近年在日本发现了保存有
李壁笺注原貌的朝鲜活字本
汉籍，与过去通行的版本相
比，朝鲜活字本的内容要多
出一倍，堪称解读王安石诗
作的必备伴侣。上海古籍出
版社将该书全部影印出版实
在是学界的幸事，笔者案头
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此次担任拙稿翻译的是
与笔者同在四川大学任教的
李若愚君。我事后才获悉他
与担任本书编辑的张钰翰竟
然是大学时代的同窗。
2018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
在四川大学开办讲座，那也
是我和李若愚邂逅的契机。
循例我在讲座之后要与四川
大学的师生到火锅店聚餐，
李君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与我们一起大快朵颐。席间
我才知道他专攻日本近代政
治史，并且也有来日本留学
的经历。
大约半个月以前，我收
到了张编辑寄来的译稿。集
中拜读之后，我发现原作中
日语的精微之处都被精准而
富于文采的汉语所替代，李
若愚君高超的日语解读能力
令我心生赞叹。如前文所说
，原作设定的读者群是日本
的一般读者，所以也就没有
标注所用史料的来源。译者
竟能准确地将其一一检索出
来，并在译本中标注出处，
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本书在学
术层面的可信度。笔者当年
的一些粗疏之处也得到了译
者的修正。通过外语阅读自
己的著作又有一种阅读他人
文字的新鲜感，这大半要归
功于译者。
今年是王安石的千年华
诞。拙著能有机缘在此难得
之时节出版，实为一大幸事
。对于拙著能否被中国的读
者接受，如果我说没有丝毫
的不安，那大概是一句假话
。但是，有缘与本书的编辑
者和翻译者相遇，能让我笔
下的《王安石》重归故里，
老夫已然足慰平生。想到这
里，我便不会像当年的王安
石一样因担忧自己不被世人
所理解而难以释怀了。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于日本神户
三浦国雄谨识

与世俗之见的抗争；
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天性；
落寞寂寥的诗作；
无法调和的现实与理想；
非难与指责中惊心动魄的六十六年；
这，就是王安石一生。
本书的特色，尤在于结合王安石的诗文叙述其一生面对外界不同意见时的艰苦卓绝，显示其在所谓举世“浊流”中傲然独立的风采。
本书是一部能够反映王安石这位千年之前一代名相与旷世大儒的优秀传记。

以译后记的体例而论，
译者似乎最应交待的便是与
书稿的缘分。但我必须老实
承认，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
的业余爱好者，在从三浦国
雄先生与本书编辑张钰翰处
领命前我从未阅读过原作。
我与这部关于王荆公的大传
可以算是“因人结缘”的典型
。
曾在日本东洋史研究重
镇京都大学师从于岛田虔次
先生的三浦国雄教授，是“
根正苗红”的京都学派中国
古代史研究者。而小生的主
要研究方向则是近代以来的
日本史，二者虽非风马牛不
相及，但也很难说有多大的
直接关联。所幸学识渊博的
三浦先生近年来对于中国儒
学经典在日本的接受史萌生
了兴趣，并有多篇大作发表
，才使得我不至于在学术上
与这位前辈名家失之交臂。
不过仅仅如此，三浦先生于
我仍然只是敬仰的师长，在
译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
四川大学以前，能与三浦先
生当面把酒言欢还是一件不
敢奢望的美事。
在我印象中，三浦先生
到老笔耕不辍，实在是一位
勤勉的学界前辈。他在原书
后记中自称的“笔者是个懒
怠的人，一听必须严格遵守
期限完成，心里就先发怵”
，倒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才对。不过有着如此相近的
自我认知，或许也是我能与
三浦先生一见如故而成忘年
之交的原因吧。
在这个社交媒体统治了
生活的时代，成真的美梦自
然少不了要出现在微信朋友
圈中。随着交往的增多，三
浦先生也偶尔在我的朋友圈
里“赏光出演”。某日，一条
关于三浦国雄教授在四川大
学“退官演讲”的转发竟惊动
了译者在复旦大学本科的同
窗——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做编辑的张钰翰。本书的作
者、译者、编者就以这样的
机缘走到了一起。
其实译者最初的任务只
是替张钰翰接洽三浦先生。
岂料在接洽过程中一来二去
两位专家竟然同时“走眼”，
深信我是本书最合适的译者
。尤其钰翰学兄素知我本科
时将唐日关系史作为自身日
本史研究起点的老底，“文(
言文)盲”一说终究难以蒙混
过关，这也许就是日语中所
说的“自业自得”。
虽然曾因译作在当今大
学的评价体系中难以抵扣“
工分”而百般推脱，但我内
心深处对于翻译敬仰已久的
前辈学者所撰中国史研究专
著却又雀跃不已。而当译稿
已经完成的现在，这种雀跃
又转变为心满意足的庆幸。
前文亦曾提及，国内学界一
般都将三浦先生看作是日本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名家(事
实也确实如此)，但我却是
从日本研究的角度来向三浦
先生学习的。其实三浦先生
关于江户时代《朱子语类》
在日本传播的研究恰是国内
日本哲学研究界近年关注之
焦点，小生忝列会员的中华
日本哲学会中便有多位学者
投身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
研究”。就如同本书传主王
安石的变法思想脱胎于其对
儒家经典的创见，江户时代
作为日本“官学”的朱子学在
相当程度上是基于鲜明目的
性的对中国儒学的演绎。就
自身的经历来说，笔者研究
日本朱子学最大的瓶颈并非
对作为其萌发土壤的日本缺
乏理解，而是对作为其本源
的中国儒学认识不足。毕竟
，近代西方的学科分化在“
哲学”与“史学”、“中国学”
与“日本学”等原本贯通的学
问问竖起了高墙。而三浦先
生贯通中日的研究，正是我
最为倾倒的理路。
通过翻译本书，译者的
最大收获莫过于在与三浦先
生的沟通中对老一辈学者的
治学之道有了切身体悟。三
浦先生在自序中曾自谦地提
出本书虽然字字都有所本，
但并非一部面向研究者的学
术专著，字里行间还流露出
对原作未能激发日本读者共
鸣的遗憾。待到译稿落笔，
我才知晓三浦先生所谓“字
字都有所本”绝非虚言。在
写作过程中，三浦先生将功
力灌注于书中诸多微末的细
节，这些细节往往又是离开
了高倍显微镜便难以发现的
。
比如作者在原文中将常
被与王安石并称的苏轼称为
“快活哲天才”。我初时只以
为这是作者对于苏轼“天才
性”的褒扬，后来蒙三浦先
生告知，才知道“快乐的天
才”出自林语堂用英语写就
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正是原书的标
题。由于本书在日本出版时
并无注释，我想绝大多数日
本读者一定都像我一样，就
此错失了作者引经据典的匠
心。不仅如此，甚至一些看
似平常的形容，作者亦有独
自之考量，以至于到了“一
字难改”的程度。像作者用“
雅典娜般硕大的耳朵”来形
容王安石的大耳，而我在初
翻译时觉得西方的雅典娜与
本文的语境似有脱节，而将
之译为“硕大的元宝耳”。三
浦先生在校对时便提醒我，
这里强调王安石有着和雅典
娜一样的耳朵，隐含着他与
智慧之神一样可以谛听万物
。
也是因为原书没有注释
，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
里必须自己为每一条史料找
到出典，这无疑是翻译全书
最大的难点。译者虽然勉力
为之，但在一些有多种可能
出处的史料面前仍难免疏漏
。三浦先生竞能在校对稿中
对这些错漏一一订正，并提
供了三十多年前他撰写本书
时所使用的原始材料，足见
他在多年后对于本书涉及的
庞大史料仍是了然于胸!前
辈风采怎不令后学钦敬。
译毕

第一章希世之异人
南宋人沈晦尝语人日：“自古及今，天下秀才只有三个。孔大头一个，王安石、苏轼合一个，和晦乃三个也。”把自己加入天下秀才之列恐怕是沈晦的玩笑之语，不过他的言论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评价。王安石在宋人的眼中确是希世之异人。便是今日，若以公心来论，笔者也并不觉得沈晦的评价有多大问题。王安石无愧为一代杰出人物。他犹如彗星一般显现于十一世纪中国的天空，其前无古人的大改革企图将旧有的社会制度连根拔起。只是不待克尽全功，王安石却又倏然从历史的天空消失了。
王安石自幼聪慧，读诗书过目不忘，且博通儒释道三教经典，甚至创立了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家。王荆公文章简洁，抒情清丽，用典绚烂，即便是他的政敌，对其文学造诣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如此兼具学、识、才的王安石，其卓越的政治天分，纵览中国历史也极为罕有。沈晦将“快乐的天才，，[2]苏东坡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手腕却远非苏轼可以比拟。
王安石既然惊才绝艳，凭借这份天赋，他的人生是不是便顺风顺水呢?答案是否定的。王安石曾位极人臣，但这并非他真正的追求。宰相之位于他不过如敝屣，时机一到他就挂印辞官回归江宁。而他与世俗相抗、波澜壮阔的六十六年，也在喧嚣与非难中走到了终点。
文章憎命达，杰出人物的人生之路往往格外坎坷。在笔者看来，王安石的天性与现实格格不入，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永远无法调和，这也是其一生坎坷的根源所在。然而，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就是从“不调和”中孕育出来的，他诗作中的落寞寂寥也与“不调和”不无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晚年皈依佛门后心性大变的王安石能从佛教中获得精神的慰藉。怪只怪王安石出生太早，领先时代上百年，以致他不能见容于当世。正是这种先觉性导致了王安石的怪异。王荆公命运的悲剧同时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不过在讨论时代先觉者王安石的心理与行动之前，笔者想先谈谈他的外貌。王安石生前曾让几位画家为自己画像，比如李公麟在定林庵的墙壁上为他所作。定林庵坐落于江宁钟山之中，王安石晚年隐居于此。王安石亡故百年之后，南宋诗人陆游游览定林庵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八日晨，至钟山道林真觉大师塔。(中略)塔后又有定林庵，旧闻先君言，李伯时画文公像于庵之昭文斋壁。著帽束带，神彩如生。文公没，斋常扃闭。遇重客至，寺僧开户，客忽见像，皆惊耸，觉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今庵经火，尺椽无复存者。”
王安石也请江宁的传神者(肖像画师)李士云给自己画过像，并且赠了一首诗给画家。诗日：“衰容一见便疑真，李子挥毫故有神。欲去钟山终不忍，谢渠分我死前身。”此诗中有死的阴影，诗人说哪怕他的躯体因为死亡不得不离开钟山，他的画像却能如他的分身一般替他留在这里。
下面是王安石身后人们为他所绘的三幅画像。肖像一据邓广铭在其著作《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介绍，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王安石殁后二十年)在王安石家乡抚州临川建立他的祠堂时，临摹前述李公麟绘像而制。邓广铭认为这是王安石归隐江宁之后的样貌。王安石自归隐到去世经过了十年的时间，笔者以为这肖像大概反映的是其间较早时期的面容。画中的王安石尽管有些年纪，双目却依然炯炯有神，散发出难以名状的锐气。这样的人一旦决心做某事定然会排除万难，拼命一搏吧。不过在坚毅面容的深处，笔者似乎还看出了一丝慈父般的微笑。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