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人类探索自身奥秘的伟大博弈到底经历了什么？它就像一部部科幻大片，令人震撼又充满了曲折艰辛。
从被遗忘半个世纪的DNA双螺旋之母，到疯狂单挑6国科学家的“人造生命之父”，如今神经控制的仿生四肢已能让截肢病人恢复如此，作者用诙谐而通俗的语言，带你走过人类基因探索全历程，了解那些掌控人类生命的隐形力量。
前方高能！跟着超燃超有趣的“芳斯塔芙”，一起探寻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你了解一个个重大发现背后的故事，展现科学的趣味与力量。

鬼谷藏龙，原名唐骋，笔名鬼谷藏龙，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博士，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B站账号“芳斯塔芙”，B站2019、2020年百大UP主。
从2014年起从事关于神经科学、基因编辑、科学史和古生物领域的科普，致力于为学术界与大众架起桥梁，扩大中文世界的科普作品的受众，让大众了解科学家，了解学术运作规律，了解前沿科学理论。撰写了科普文章100余篇，参与编写科普书籍《大脑的奥秘》，翻译科普书籍《科学速读脑内新世界》。

part 1 生命科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第一章 双螺旋开启生命科学时代
第二章 单挑人类基因组计划
第三章 探秘人类嵌合体现象
第四章 克隆风云录
第五章 iPSC发展史：当你谈干细胞时，你总会谈到什么？
第六章 神经操控的研究史
第七章 基因编辑
part 2 世界顶尖生物实验室的科研突破
第八章 精确操控小鼠猎杀模式
第九章 辅助生殖技术能拯救濒危动物吗？
第十章 基因编辑技术新用场，这次是敲除染色体
第十一章 修修补补，动物器官一样用？
第十二章 基因编辑与脱靶逸事
第十三章 生物的染色体数目为什么不一样？
第十四章 绿色荧光蛋白的前世今生
第十五章 中国科学家首创孤雄小鼠震惊世界
参考文献

被遗忘半个世纪的DNA双螺旋之母，未获诺奖只因女性歧视？
疯狂单挑6国科学家，“人造生命之父”向造物主发起挑战？
探寻神秘人类嵌合体现象，你的身体原来并不完全属于你自己？
一读就上瘾，看人类对生命的探索有多匪夷所思！
带你洞察世界的奥秘和生命的本质，了解那些掌控人类生命的隐形力量，激发你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上知基因下知克隆不是梦，见过更大的世界，才能抵达更好的未来。

第一章 双螺旋开启生命科学时代
如果让我说，现代生命科学是从何时开始的，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在二十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的那一刻。”
然而诡谲的是，最早打开新时代大门的科学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是两个门外汉。
1947年，剑桥大学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作弗朗西斯·克里克。
坦白讲，三十一岁的克里克当时的处境有些尴尬。大部分科学家在这个年纪已经有所建树了，但由于克里克的求学之路比较坎坷，所以他一直默默无闻。他原本在伦敦大学学习物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被迫中断攻读博士的学业，当时整个英国危在旦夕，自然也顾不上搞学术了。
而克里克作为高才生，也必须响应国家征召，从事一些对国家安全有利的工作，于是他就稀里糊涂地被调到了隶属于军队的某个研究部门研究水雷，这份工作克里克完成得相当不错，据说经过他改进的水雷对德国的军舰会更加敏感，也更难清扫一些。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军队的预算当然也随之停止，于是克里克又失业了。好在英国政府还算厚道，没有忘了他在战争中的功劳，所以推荐他到剑桥大学重新开始自己的求学之路。
可是应该再去研究什么呢？
正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本书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坦白讲，薛定谔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对于生命科学也不见得有多了解，只不过那个年代的生命科学也很难称为科学，所以诸多人发表见解。在《生命是什么》中，薛定谔根据自己在量子力学领域的探索，类比性地预测了生命的一些“应该有的”特征。同是研究物理学出身的克里克对此也是大为赞同，但对他而言，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书里面的一句话：
二十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这句话成了克里克转向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信条，促使他在剑桥大学选修了不少生命科学的课程，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就是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
1951年，二十三岁的年轻遗传学家沃森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和他干大事的合伙人，沃森的目标很明确，他要破解承载着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DNA的分子结构。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通过化学方法知道，DNA的本质是一种脱氧核糖核酸，或者说多聚脱氧核苷酸。DNA由无数被称为脱氧核苷酸的小分子聚合而成，而更精细一些的话，每个脱氧核苷酸都是由一份磷酸、一份脱氧核糖和一份含氮碱基构成的。这个含氮碱基有四种可能性：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胞嘧啶。但是这些化学零部件具体是怎么合成DNA这种大分子的，则是众多科学家要研究的关键。
与此同时，DNA的重要性确实日益浮现。比如，著名的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证明，只有DNA可以将光滑型肺炎双球菌转化成粗糙型肺炎双球菌。许多类似这样的实验不断间接证明，DNA是编码生命底层代码的物质。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解析了DNA的物质结构，就可以了解生命的终极规律。但是DNA代码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时年轻气盛的沃森与克里克两人可谓相见恨晚，于是一拍即合，决心要将此作为自己一战成名的契机。
只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他俩不是这个专业的，沃森本来是搞病毒的，克里克本来是搞物理的。
还有一个更糟心的消息，他们的竞争对手刚好就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结构生物学家——菜纳斯·卡尔·鲍林。
鲍林之前曾经破解过蛋白质的结构，了解生物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蛋白质的结构可比DNA复杂多了。因此，有着十几年破解蛋白质结构经验的鲍林要破解DNA结构，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对手，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这俩门外汉找来了一个强力外援，他的名字叫作莫里斯·威尔金斯。威尔金斯的专业是做x射线衍射，这在当时几乎是破解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唯一手段。
有了威尔金斯这个外援，门外汉二人组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
而在另一边，鲍林其实基本没怎么把这个课题放在心上，毕竟自己在结构生物学领域早就无敌了，但他大概忘了自以为无敌的人通常的下场。可能是基于对蛋白质结构理解的惯性思维，他一直认定DNA是一种三螺旋或者四螺旋结构，而开着上帝视角的小伙伴们当然知道，DNA是双螺旋结构，外侧是磷酸骨架，内侧的碱基互补配对。鲍林犯的更严重的错误是在他的模型当中，DNA的磷酸骨架位于DNA链的内部，而碱基则叉在外部，这种错误足以令鲍林这种级别的化学家身败名裂。因为磷酸基团一般都带有非常多的负电荷，三股多聚磷酸链拧到一起，彼此会出现极其强烈的电荷斥力，足以让这样的DNA当场散架。
但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年轻科学家还真的不怎么敢质疑鲍林，所以鲍林那明显有问题的模型在一开始也误导了沃森和克里克。他们跟在鲍林身后亦步亦趋，苦思冥想着能在鲍林的DNA三螺旋结构上寻求突破却不得其解，然而真正的创新者必须破除迷信，敢于向权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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