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本书是著名媒体人、文史作家读史老张，从一个复旦老校友的视角，所拾取的散落在时光中、关于复旦的历史碎片。本书共收录文史散文近40篇，分“往事”“列传”“地理”“手记”四编，讲述马相伯、李登辉、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等杰出复旦人的故事，复旦人辗转徐汇、吴淞、江湾、贵阳、北碚等地筚路蓝缕、艰辛办学的历史，以及复旦永久校基附近之江湾、杨浦地区的过往。本书穿插大量历史图片、实地摄影，另附人物小传，引领读者感受百年名校的独特魅力和复旦人的情怀。

读史老张，本名张国伟，文史写作者、媒体人。出生于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十余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离校，先后在《申江服务导报》《职场指南》《新闻晨报》和《界面·财联社》等媒体供职。近年来，热衷于搜集、研究文化史料，在各类媒体发表学术论文、文史评论、人物传记和记忆散文百余篇。

第一编 往事
复旦和交大：同根一脉，相爱相“杀”
闻所未闻的历史碎片
两张未赴任的复旦聘书
曹禺与复旦的几次交集
消逝在国权路上的来喜饭店
五角场的淞沪饭店
一把手枪和一辆自行车
卿云楼外的传说
毕业合影之外
到复旦洗“哲学澡”
“复旦书店”和“复旦的书店”
第二编 列传
“校史公”笔下的复旦“列传”
寻找“失落”在复旦的梁实秋
复旦商科教授逸事
一位“明星教授”的侧影
“九一八”影响下的复旦人
“海光”背后的复旦之光
张荫桐先生身份之谜
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
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
谢希德先生的魅力
第三编 地理
复旦立校的地标
“复旦李公祠校舍”在哪里
江湾车站与江湾镇
电影《色，戒》里的滇池路
顾颉刚笔下的武康路
国福路的个性
国定路和政通路的浪漫
黄兴路上的烟雾
控江路，不响
第四编 手记
《觉醒年代》里的鞠躬礼
《相辉》书名的背后故事
《复旦往事》出版前后
复旦“关键词”溯源
一封有关复旦的京城来信
过传忠印象
在卿云中望见光华
留苏档案展的“讲解准备”
景行行止
附录
本书纪事年表（1905—1949）
人名索引
延伸阅读
后记

本书是著名文史作家读史老张继《相辉》之后的第二部复旦文史散文集。“卿云”，语出《尚书大传·卿云歌》，与“复旦”校名同源。本书虽以散文为体裁，但旁征博引，考证严密，既有老校友回忆中不为人知的往事，也有在故纸堆中发掘的历史新知，将历史的奇妙趣味和深刻意蕴熔于一炉。阅读本书，即如踏上一场关于复旦校史、上海城史的探索之旅。

《卿云——复旦人文历史
笔记》一书，是拙著《相辉
——一个人的复旦叙事》的
姐妹篇。其写作对象，用李
天纲兄的话来说，是“远去
的复旦”。
本书正题“卿云”，取自
《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
卿云烂兮，纯缦缦兮。日月
光华，旦复旦兮”。这一美
丽诗句，也是“复旦”校名的
来源。副题“复旦人文历史
笔记”，则表明这是我对“远
去的复旦”的私人记录。我
不确定，这些记录，究竟属
于什么文体，散文？随笔？
传记？回忆录？历史论文？
好像都有点沾边，却又难以
归类，姑且称之为“笔记”吧
！
从《卿云》书名说开去
。本书写作时间，大致在
2020年3月至2022年2月间
。这一时期，新冠病毒肆虐
，“非必要不出门”，让我有
更多时间静心思考、写作，
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
疫情，大量的写作准备(如
史料查找和人物寻访等)，
有时就不得不转移到“云端”
(线上)。本书不少内容，就
是“云阅读”“云查档”“云访
谈”的结果——在这里，“卿
云”一词，被赋予了新义。
另外，《卿云》之“云”
，亦有“云遮雾罩”之意。与
《相辉》一书相比，本书更
侧重于细节考证，力图从扑
朔迷离的表象中去还原历史
。例如，梁实秋曾两度到复
旦执教，为什么他很少谈及
复旦？费巩遇害前曾两次收
到复旦聘书，为什么最终没
有赴任？钱新之曾代理过复
旦校长，为什么章益校长会
婉拒他的请托？曾参加过民
盟地下活动的张荫桐，是否
参与了孙中山孙女绑架案？
谭其骧任历史系主任时，为
什么没有参加1978级历史
系毕业合影？曹禺晚年曾到
过复旦，为什么他的权威年
谱里却没有记载？……这些
问题，过去少有人提及，本
书做了部分“拨云见日”的尝
试，有的已经接近真相，有
的依然深锁“云”中。
我写“远去的复旦”，已
有多年。本来，写复旦者大
有人在，无需我来插足。况
且，我写的东西，也不是什
么重大主题、宏大叙事，纯
属历史边角料、零打碎敲。
令人意外的是，部分篇什在
媒体上发表后，却受到欢迎
，有的还被频频转发；我那
随性而起的笔名，原本并不
被看好，后来歪打正着，竞
被人记住。这一切，为我的
写作壮了胆、鼓了劲。于是
，虽不入主流，却得意忘形
；虽旁门左道，却一路狂奔
……走到今天，甘苦自知。
从写作“远去的复旦”开
始，我就在探索新的写法。
我把它归纳为：写故事，不
写正史；写细节，不讲道理
；写人文，不谈情怀。“正
史”，有时会令人生畏；“道
理”与“情怀”，应该由读者
去体悟。在我看来，人文历
史，是由无数个故事和细节
组成的——“无细节不成书”
。因此，每次动笔前，如果
找到新的史料和细节，我就
会莫名兴奋。只有在这时，
那些鲜为人知的复旦轶事和
人物，才会忽然生动起来。
写作本书，是我与百年
复旦的又一次对话。复旦历
史之深邃、文脉之浩瀚、风
光之旖旎、线索之芜杂，远
超我对一般校史的想象。很
多故事，早已埋入尘埃；有
些人物，也已被人淡忘。当
这些故事和人物在我的笔下
跳跃之时，我难掩欣喜之情
。我希望，这种情绪能传递
给读者，让读者与历史共舞
，并与我一起心跳、兴奋—
—读者们会领情吗？
近年来，我常到复旦旦
苑餐厅用餐。有一次偶然发
现，在餐厅底层一角，有一
个立式玻璃柜，上写“失物
招领”四字。透过玻璃门，
看见里面有大量遗失待领的
学生身份证和校园卡，我数
了数，足有四五十张之多。
观察了数周，未见有人前来
认领。我很好奇，为什么那
么多的遗失者不去认领呢？
是不愿走回头路，还是已找
到了替代品？……猛然想起
，“远去的复旦”，不就是遗
失了的历史吗？它也在等候
现代人去寻找、领回——至
于是否有人愿意认领，那是
另一回事。不管怎样，我愿
意做那只“失物招领”玻璃柜
，默默等待，永不言弃。
借此机会，我要向一贯
鼓励我写作的老师、同学、
校友、同事和亲朋好友们表
达诚挚的谢意。
感谢张广智老师对我的
关心和指导。张老师是我的
大学任课老师，也是历史学
家、散文家，他曾为我的《
相辉》一书写过序言。一直
以来，他是我“写好复旦”的
策勉者和督促者。
感谢李天纲兄为本书写
序。天纲是比我低一年级的
历史系系友，现在是著名的
上海史、宗教史和中华文明
史研究专家。他写的序，提
纲挈领、热情洋溢，饱含着
对“远去的复旦”的一片深情
。
感谢复旦大学档案馆、
图书馆、历史系、中文系、
外文系、新闻学院、管理学
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外
联处以及复旦大学校友会、
蓝精灵校友合唱团等单位的
师友对我写作的帮助。其中
特别要感谢档案馆的领导和
同事们，没有他们为我创造
的工作便利，本书难以如期
完成。
感谢《解放日报》《文
汇报》《新民晚报》《档案
春秋》《世纪》《海派》《
复旦人》等媒体编辑对我的
宽容。本书部分文字，曾在
上述媒体刊登。每一次刊出
，都被我看作是对本书写作
的检阅和激励。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
晓玲、张晓婷

复旦和交大：同根一脉，相爱相“杀”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都是国内名校，也是文化重镇。百年来，它们一个立足江湾、一个植根徐汇，虽各具传统与个性，却知己知彼、遥相呼应，时有互动与竞争……这一切，源于两校早期的青春守望。
立校，同为一脉
交大前身是南洋公学，复旦则脱胎于震旦学院。南洋和震旦分别由盛宣怀(1844—1916)、马相伯(1840—1939)创办，他俩都崇尚新学、力推洋务，因痛感自强之道在于“作育人才”，便着手兴学办校。1896年，南洋公学创建，盛宣怀任督办(交大校名屡有变更，早期人们习称“南洋”，1928年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1903年，震旦学院设立，马相伯任校长。1905年因震旦被教会劫夺，马相伯另建了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
震旦及复旦虽办学稍晚，却与南洋同为一脉。南洋和震旦都选址徐家汇——这里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家族聚居地，也是法国传教士的教习场所，文化底蕴深厚。1898年，盛宣怀在徐家汇东北购地120亩，正式确立南洋校基。1902年11月，南洋发生“墨水瓶事件”(有学生讥讽某教师“腹中无墨水”，将空墨水瓶置于其讲台，校方遂将全班学生开除)，大批学生退学。经蔡元培介绍，部分退学学生寻求马相伯帮助。马相伯旋于次年租用徐家汇天文台老屋，办起了震旦学院，震旦最早一部分学生，即来自南洋。1912年年初，复旦借海格路(今华山路)李公祠办学，与南洋隔路相望。从此，作为非教会办的近代学校，复旦与南洋在徐家汇双雄并立，远近闻名。
复旦与南洋交谊深挚，师生往来密切。早在1902年，蔡元培任职南洋特班总教习时，就常请马相伯教他学拉丁文，不少师生也随同前往——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寓所，一度成为南洋的特别教室。据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蔡师和几位教师向马老学拉丁文。我追随前去，这是我初次见到马老……每到夕阳西下，徐家汇周围大道旁，师生三三两两地漫谈散步，一种相亲相爱精神，简直描写不尽。”(黄炎培《我在交大》)1910年，辜鸿铭来南洋任教务长，教授国际法。他自幼留学欧洲，精通八国语言，学贯中西，但性情古怪，为人有点刻薄。据说那年文科举人考试，复旦教员李登辉以一篇一百多页英文论文应试，担任典试官的严复看后，大为赞赏，打出满分100分；辜鸿铭复阅时，扣了20分，并在试卷上批道：“Good but too long．”(朱善培《交大掌故》)几年以后，李登辉当了复旦校长，他对这位辜先生作何评价，不得而知。
复旦有不少杰出校友，原来都出身南洋。例如，数学家胡敦复，江苏无锡人，早年在南洋毕业，后又转学复旦。1911年他担任复旦教务长时，正值辛亥革命兴起，复旦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领，师生居无定所，胡敦复灵机一动，率师生至无锡老家办学。1912年年初复旦返沪，胡敦复遂离开复旦，创办了大同大学。1930年至1945年，他又回母校交大执教，前后长达15年。还有一位南洋与复旦“双料”校友，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邵力子原在南洋特班学习，与黄炎培同班，蔡元培称他“善为文”。邵力子于1905年转学震旦，复旦公学创办时，他是首届学生。毕业后曾做过复旦校董、当过国文部(后为中文科)主任。后来，邵力子担任国民政府要职，却始终关心复旦，复旦每遇困境时，他总是伸以援手、勉力相助。
另有一些复旦名教授，也与南洋(交大)有历史渊源。中文系教授朱东润，1907年至1912年在南洋外院、中院就读，深得唐文治校长赏识；哲学系教授、书法大家王蘧常，虽未在南洋上过学，却是南洋总理(即校长)、书法家沈曾植的嫡传弟子，后来还师从过唐文治。抗战时期，他一度担任过交大中文科教授。另外，20世纪80年代两位复旦校长，也与交大有缘：谢希德1952年回国后，原被聘到交大物理系执教；华中一1951年在交大物理系毕业后留校。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他们转至复旦物理系，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名扬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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