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反蒋名宿，民革上海市委第一代领导武和轩先生的哲嗣、档案学教育与科研资深学者武重年教授，以充沛的感情和坦诚的襟怀，追述父亲的风云年华，特别是多年随侍父亲的参政活动、人际交往和协助文书工作的经历见闻，以及本人负笈京华、问学师友、编目兰台、下放工厂、回归本行、执教学府、子承父业、参政议政的多彩人生，书写了父子两代人致力上海民革建设与工作，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感人篇章。既是上海民革和统一战线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也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参。

武重年（1938年10月—2017年12月），山西文水人。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和学习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主任，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专业的创建，历任档案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研究领域为档案学、图书馆学研究与教学。曾任国家教委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上海市档案学会学术委员主任。为《上海人民政协志》《档案学辞典》编委。著有《档案文献编纂学》等。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上海文史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编撰说明
一、跟随父亲动荡的日子
1 童年时在重庆
2 在南京时的生活
3 匆忙离开南京
4 在上海的三次搬家
二、新生活的开始
1 父亲和部分立法委员起义
2 重回南京
三、我中学时的生活和见闻
1 重新来到上海
2 父亲到上海赴任
3 我在上海念中学
四、我的大学生活
1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2 铁狮子胡同的见闻
3 反右运动的经历
4 在天安门广场过的四个国庆节
5 大学时的劳动和实习
6 1959年的“反右倾”
五、父亲在民革
1 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2 受毛主席接见
3 1964年被批判
4 父亲同赵祖康的关系
5 父亲的复出
6 化解受冤案者的怨气
7 父亲去世前后
六、我在上海图书馆的经历
1 意想不到的毕业分配结果
2 在上海图书馆编目组的见闻
3 身边的传奇人物
4 一位台湾来的“特务”
5 在金山泖港搞“四清”
6 “文革”中的遭遇
7 劳动改造和工厂“锻炼”
8 调到工人政治学校
七、回归本业
1 调到复旦分校
2 参与档案系创建
3 同各地档案专业的联系与合作
4 关于邱国渭的故事
八、我与民革和政协
1 尊父之命参加民革
2 组建上大民革支部
3 我到民革后的工作
4 我参加民革中央的一些活动和会议
5 我与政协的情缘
6 我在政协的其他活动
附录 武重年生平事略年表
后记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
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
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
，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
。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
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
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
、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
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
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
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
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
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
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
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
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
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
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
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
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
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
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
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
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
，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
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
，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
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
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
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
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
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
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
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
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
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
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
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
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
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
、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
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
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
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
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
、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
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
所历、所见、所闻、所传、
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
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
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
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
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
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
、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
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
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
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
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
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
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
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
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
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
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
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
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
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
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
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
、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
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
、书信、手稿、字画、实物
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
，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
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
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
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
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
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
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
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
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
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
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
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本书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记述著名档案学家、上海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的开创者之一、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武重年教授关于家世亲友、执教治学、参政议政和人生阅历的漫述。本书不仅叙述了武重年所听闻经历的父辈故事，也讲述了他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以及后来被下放到工厂第一线参加劳动期间的社会风潮和交游经历，另外，还包括他在20年后又回归自己原先的专业，以及加入民革后所作的工作，担任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所经历的参政议政活动，等等。可以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回望与观照。

这是我有幸按照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领导的安排，为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
史丛书》采访和撰写的第二
本馆员口述历史，在书稿终
于完成之时，作为撰稿人，
理应感到高兴，但此时此刻
，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此
书的传主武重年先生，就在
本月6日清晨，因心脏病突
发而去世了。获悉这一噩耗
，使我既惊讶又惋惜。本来
，武重年先生应该能够看到
自己的口述历史正式出版，
看到自己所回忆的父亲的革
命经历，所回忆的自己所经
历的人生大事同读者见面，
但是天不假年，突发的心脏
病，使他终没能在生前见到
此书的正式出版，这不能不
说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情。
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月
前，在同他通电话时，他还
说设法再对文史馆几年的活
动等作回忆，以便补入书稿
中，让我再给他一些时间考
虑。从这两年来我同他的接
触和交谈中知道，文史馆同
市政协一样，是他感到十分
亲切的地方。在上海市政协
，他当了三届委员，积极参
政议政，是一位十分活跃和
尽职的委员。在文史馆，他
同样充满活力，每次有关的
会议他总是发言的常客，在
这里有他熟悉和敬重的馆领
导，有多年的老朋友和新交
，文史馆历年来组织的座谈
会、新书首发式等活动，他
都记忆犹新。特别是外出考
察旅游活动，给他留下十分
深刻的印象，外出期间文史
馆工作人员的悉心呵护，让
他十分感动。文史馆所办的
《世纪》杂志，刊登了他多
篇回忆父亲和他自己经历的
文章，了却了他的很多心愿
，使他很开心。总之，十几
年来文史馆馆员生活，是他
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愉快而
丰富的经历，可惜的是，这
段经历和感晤，如今因为他
的去世，也随他而去了。
那天在同沈飞德副馆长
交谈时，我们两人不约而同
地从武重年先生的去世，深
感到文史馆所主持编辑出版
的这套口述历史丛书的抢救
意义。虽然武重年先生的突
然去世是个意外，但是他的
绝大部分口述留了下来，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
事。由此也深切感到文史馆
领导所做此事的重要性。
武重年先生的家庭是个
很特殊的家庭，照他自己的
话来说，他的父辈是国民党
系统，而他的母辈(两位舅
舅)则是共产党系统，他的
家庭，是个典型的“国共合
作”家庭，这因此给他的家
庭带来传奇色彩。而他本人
，因为从年轻时开始即一直
在父亲身边，耳闻目睹，甚
至亲身参与，所以对民革的
一些事情、一些人物，非常
熟悉和了解，决定了他同民
革的亲密关系，所以尽管从
他内心来说，也是很想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大学
时已经打了入党报告，但到
最后，因为父亲之命，他还
是加入了民革。在我看来，
这是他同民革的“缘分”使然
，也正像当时上海大学党委
负责人对他所说的：你在党
外的作用，要比在党内大。
从武重年先生加入民革后的
活动和所发挥的作用来看，
此话当真。
在做完对武重年先生的
访谈，撰写和反复修改书稿
过程中，我深感到，这本口
述历史，除了武重年先生所
谈的他父亲所从事的革命活
动，反映了一名国民党左派
为新中国解放所做的贡献，
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
他讲述的自己在中国人民大
学读书时经历的反右运动，
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期间经历
的农村“四清”运动，“文革”
期间“四个面向”时被下放到
工厂第一线参加劳动的情景
，在20年后回归自己原先的
专业，以及加入民革后所做
的工作，担任三届市政协委
员所经历的参政议政活动，
等等，这些内容，让我们看
到了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前期
坎坷的人生和后期灿烂的生
涯。应该说，武重年先生尽
管在大学毕业分配时来到专
业不对口的单位，此后又因
为父亲的关系经历了曲折，
但他最后还是幸运的，他赶
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终于
回归专业，发挥了他的专业
特长和潜能。而我们也从他
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当时社
会环境的变化。这些场景，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
是完全不知道的，由此可见
，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
作为了解政治史和社会史来
说，是非常珍贵的。
我在修改书稿过程中，
曾查阅了相关的参考书，指
望能够看到当年有些事情发
生的细节。比如有关当时中
国人民大学反右批判林希翎
到底是什么情景，学生到农
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究竟是怎样的，然而翻阅像
《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这样
的参考书，只有寥寥数字，
看不出具体的情况，而正是
像武重年先生这样的口述，
把当时的情景生动地描述了
出来，尽管这只是他个人的
经历，是从他的视角来描述
的，但终究为我们留下了当
时具体的场景和细节。由此
，在做完这第二本口述历史
时，我深切地感到，个人所
经历的社会生活方面事情的
回忆和口述，从长远地留下
历史记忆来说，应该更具有
史料价值。这也是本书的价
值所在。
逝者虽已仙逝，然其留
下的口述历史，作为社会发
展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下去，
我想，在本书正式出版之时
，武重年先生在天之灵，一
定会得到安慰。
马长林
2017年12月29日

一、跟随父亲动荡的日子
1 童年时在重庆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那时我父亲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是蒙藏委员会参事，当时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迁到了重庆，所以我家安在重庆。
因为我生在重庆，我名字中的“重”就是因重庆而来。有人给我开玩笑叫我武重（zhong）年，我说我不是德高望重的重，我是重庆的重。
因为我的童年在四川巴县（现在在重庆市）生活，虽然我后来念书在南京、上海、北京，工作在上海，但是我最擅长讲的是重庆话，因为从小生活在四川，后来在念书和工作期间，和四川人、重庆人对话很多，所以我表达最流畅的是重庆话。
1938年10月5日，我出生在重庆中一路，实际上大概叫中山一路（四川人又叫中一路）上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20世纪90年代，我随上海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组织的访问团到重庆访问，重庆市政协曾派车、派人帮我找到了这家医院，现在大概叫胸科医院，我很高兴找到了我出生的医院，我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
1939年5月初，我1岁不到，日军飞机接连在重庆进行了“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我们家就从重庆市区搬到巴县去了。为什么会搬到巴县呢？因为日军飞机大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的几个防空洞都坍掉了，死了好多人！为了防止再遭轰炸受到伤亡，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都迁到重庆四周的乡下去了，其中有一部分迁到了巴县，蒙藏委员会也迁移到巴县，蒙藏委员会的官员基本上也把家搬到了巴县。
我父亲生于1902年7月20日，他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现在吕梁地区）农村，抗日战争时期那里是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刘胡兰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村庄的名字叫贯家堡。我对我父亲的童年生活知道的很少。我们文水县的武姓没有家谱，后来我在上海接触了几位姓武的朋友和同事，一位祖籍是盐城，一位祖籍是宁波，一位以前是上海市社联的副主席，他老家是嘉定和太仓接壤的村庄，村里全部姓武，他们家里都有家谱。我就问他们家族的历史，一位告诉我说他们是从盐城武氏家族开始有家谱的，另外一位也是从宁波开始的，但是先祖都是从山西迁徙过去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是不是因为武则天当了女皇的缘故？在那个时代武则天当女皇是大逆不道，是违背天意的，她把李氏天下变成武氏天下，为后世历代王朝所不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准山西文水武氏修家谱了。我是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其实武则天到底是哪儿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争得很厉害，四川广元说她是广元人，山西说她是山西人。吵了好几年不吵了，听说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武则天出生在四川广元，祖籍是山西文水。今天在山西文水县有武氏故居，武则天其实在那里没有住过，现在牌子上写的是武则天祖居，大门进去迎面有一个武则天的塑像，我记得塑像的基座上有一句题词，大意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伟大的女政治家”，下面落款的名字是宋庆龄。
1939年，我家所居住的地方是巴县西永乡永兴场三重堂，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宅院。这个地主姓何，叫何老五，是个开明地主，不是恶霸地主，所以他会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租给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居住。这个何家看起来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地主，算是书香门第，听说他的后代很有出息，读书很厉害。因为蒙藏委员会跟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能不一样，所以我父亲他不是很忙，就是说不用每天都上班，而且他是一个参事，等于顾问类型，他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那里我们住了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一直住到抗日战争胜利。
我6岁时开始上学。那时候四川巴县没有幼稚园，在这之前，我母亲教我认了些方块字，在识字方面有了些基础，所以我6岁时就直接进了永兴场的小学读二年级。我没有念过幼稚园，也没有念过一年级，6岁就读二年级我印象很深。当年我从我们家住的三重堂到永兴场小学，路程有4里路，每天上学去4里回来4里，中午在学校搭伙。重庆虽然是天府之国，但那时候的伙食现在来看是很差的。我记得当时经常吃的一个菜，四川人叫水煮藤藤菜。后来我才知道，四川人最早不吃这个菜，一开始是拿来喂猪的，抗战爆发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大量的人口迁移到那里去，慢慢的把这个菜作为主菜，所以基本上我在永兴场小学中午吃饭都是藤藤菜，没有什么油水。我母亲心疼我，有时候悄悄塞给我一个咸鸭蛋，这很不错了。米饭还可以，因为四川主要是产大米。下午放学比较早，再4里路走回来。天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顽皮，脱掉鞋子和袜子到河沟里玩，四川当地人主要是穿草鞋或光脚，我们下江人多穿袜子、鞋子。
我母亲是非常能干的一位女性。她出生在封建大家庭，是整个家族的老大，我是老大的儿子，所以我跟阿姨们的年岁相差不大。我不记得他们有几房，反正我母亲这一辈排下来有15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是老大，现在上海还有我两个最小的阿姨，一个只比我大两岁，一个比我大五六岁。我母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京的时候是南京市政府交通科的一名科员。当时的南京市长是马超俊，在二三十年代的南京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