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娜玛利亚的故事》以阿根廷工运妇女领袖玛利亚·罗尔丹的生平故事为线索，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庇隆主义兴起到90年代阿根廷的政治变化，乃至拉丁美洲劳动整体阶层状况，是口述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堂娜玛利亚的口述史，文本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为读者直接呈现出个人如何介入若干民族历史大事件，并受到这些大事件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作者从叙事理论、记忆理论、口述史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多重视角对“证言”进行了处理，不但将堂娜玛利亚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参照的文本，更对这一口述本身做出各种跨学科分析。因此，全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能为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基层口述史、劳动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提供诸多借鉴。

刘倩，1972年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工作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海外汉学译介。出版有专著《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精神》，译著《蒲安迪自选集》（合译）、《剑桥中国文学史》（合译）、《秦始皇石刻——早起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小说家拿破仑》等。

关于本丛书
致谢
序幕
没有广场的城市：贝里索“城中心”的记忆和纪念物
上编 玛利亚女士的证词
下编 文本阐释
第一章 在寒冷中倾听：阿根廷肉类加工厂社区口述史实践
第二章 “玛利亚·罗尔丹和那个有钱女士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个寓言”：玛利亚女士证词中的故事、轶事和其他表演
第三章 “在边缘地带述说的故事”：玛利亚女士故事的性别阅读
第四章 写给克拉丽塔的一首诗：庇隆主义阿根廷的“小资产阶级女孩”和工人阶级女性
尾声
索引

“另一个拉丁美洲：语言
、帝国和国家”（Latin
America Otherwise:
Languages, Empires,
Nations）是一套批评丛书
，目的是要探究那些用来定
义“拉丁美洲”的概念的兴变
，同时还要探讨塑造拉丁美
洲世界广泛的政治、经济、
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拉丁
美洲，身处竞争性的帝国方
略与地方应对的交汇处，自
19世纪以来就被视为一个地
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实体。
本丛书提供了一个起点，把
拉丁美洲重新定义为一种政
治、语言、文化、经济相互
交织的构造，这要求我们不
断重新审视美洲的历史作用
，审视当下的全球化进程、
人口和文化的重新定位对拉
丁美洲经验的影响。“另一
个拉丁美洲：语言、帝国和
国家”丛书是一个公共论坛
，它质疑了现有的地缘文化
建构，重新思考了区域研究
和学科边界，评估了学术界
和政策制定的成见，相应地
，它要求我们在实践基础上
产生的有关和来自拉丁美洲
的各种知识和理解，必须接
受严格的、批判性的检视。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
（Dona Maria's Story）涉
及很多故事：涉及身为劳工
活动家、忠诚的庇隆主义者
的玛利亚·罗尔丹的人生故
事，涉及从20世纪40年代
一直到今天盘根错节的阿根
廷政治，涉及性别塑造人类
经验的方式，涉及记忆的力
量和可延展性，涉及历史书
写的技艺。这本书如此引人
注目，正在于这些不同故事
相互交织的方式。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
可以被视为是作者、史学、
叙述结构与过去历史的流动
性之间的互动。通过呈现一
个记忆景观——既升华了一
个城市社区的过去，又使其
归于沉寂——丹尼尔·詹姆
斯促使读者再次思考所有的
历史再建构。通过强调对玛
利亚女士故事各种叙述手法
的调整，通过批评反思自己
专业所依赖的各种假定和工
具，詹姆斯促使我们直面所
有历史学家都要面对的局限
。但也正因为如此，阿根廷
的20世纪才有了深度，玛利
亚女士才变得生动鲜活。
玛利亚女士，在她的话
语和作者思考的激发下，迫
使历史学家，还有读者们，
与她展开对话，进入她的世
界。
瓦尔特·米格诺罗
（Walter D.Mignolo），杜
克大学
艾琳·西尔弗布拉特
（Irene Silverblatt），杜克
大学
索尼娅·萨尔迪瓦-赫尔（
Sonia Saldivar-Hull），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无论你是否对阿根廷的肉类加工行业感兴趣，该书的魅力都在于写作。作者围绕“堂娜玛利亚”这位女工口述的形式，吸引你进入阿根廷的政治阴谋和劳工运动的网络中，展示大量信息。之后，作者也没有完全“听信”，他又对女工的口述资料做出了自己的辨析与反思。在口述史风行的今天，这本国际口述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很有必要介绍到国内来。

1945年10月17日
其实，贝里索还有另一个记忆空间。如果游览者离蒙德维迪亚大道足够远，她就会遇到一个开阔的、草地覆盖的空间。这个空间形状不规则，草很少修剪，到处是裸露的空地，上面扔着垃圾。这个空间中央，是一座白色混凝土纪念碑。正面，拾级而上，一大幅画覆盖了整个立面。台阶两旁的混凝土已经开始剥落了。画面由贴在混凝土上的瓷砖拼合而成。艺术家用缠绕着黑色大锁链的两只粗壮手臂构成了画面主体。锁链顶端，可以看到两只手挣断了锁链。旁边有一个工厂大烟囱。锁链断裂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火球，或者说是一个光灿灿的太阳。太阳上方的纪念碑最顶端，有一个暗淡的人物轮廓，他举起胳膊，伸出手掌。这个人无疑是庇隆——很容易认出来，因为这是他向民众挥手示意的标志性动作。实际上，如果看得更仔细些，我们还会发现这个纪念碑的关键所在。这个规划得不太好的空间，是10月17日广场（Plaza 17 de Octubre）。打破的锁链，代表与工厂体制有关的剥削的锁链，这是社会主义图像学（iconography）中的一个熟悉符号。打破束缚，为获得解放的人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领导这个新时代的人是胡安·庇隆。
不同于“城中心”颂扬的国家团结和社区和谐，这座纪念碑对贝里索的庇隆主义历史提出了另一种理解方式。在这个广场，这个劳动社区也是斗争的社区，表现为挣脱锁链的强有力的胳膊，表现为吞噬旧秩序的火焰。对当代庇隆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以表彰的故事。贝里索纪念10月17日五十周年的官方活动，是在城中心庇隆和艾薇塔的半身塑像前举行的，远离了那些在废弃广场上的世界末日图像。显然，“城中心”的各种形象和纪念物所唤起的和谐意象，代表了贝里索很多工人阶级庇隆主义者的需要。但同样也可以说，就像我们将会从玛利亚·罗尔丹女士证词中看到的那样，很多像她那样的庇隆主义者，也认为自己会受到体现在这座白色混凝土纪念碑中庇隆主义意象的吸引。
“城中心”还有另一座纪念雕塑。这座雕塑指涉的不是根源于贝里索久远过去的符号，而是相对较近的、1976—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经历。这就是失踪者纪念雕塑。由于战斗性的劳动历史和强大的庇隆主义传统，贝里索受到了军政府的特别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庇隆主义左派和游击队组织的相关团体在社区成了一种显眼的存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一方面，它们是反对关闭另一家冷冻厂即斯威夫特工厂的各种艰苦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还开始对抗主导当地庇隆主义的正统思潮。1976年3月军队推翻伊莎贝拉·庇隆政府后，军政府极其残暴地在社区和工厂内开始执行“恢复秩序”的任务。
贝里索将会成为阿根廷最野蛮的杀戮场之一。局外人很难触及这一时期的记忆，这基本上不是日常交流的一部分。在这个社区工作了将近十年时间，我发现这依然是最难和贝里索人讨论的话题。不过，从简短的逸事和不经意的评论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记忆，如夜复一夜骤然响起的打破沉寂的自动步枪声，关于邻居的孩子没有回家、郊坰发现尸体的窃窃私语，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整个街区带来的恶心反胃之感。1983年军政府倒台时，约160个贝里索人——大多是年轻工人——“被失踪”。很多人被逮捕、被监禁、遭受折磨。还有人逃离城市，希望安全藏身大城市，或者是终生流亡。
这份遗产是在社区内部很难进行协商的，这从失踪者纪念雕塑的落成仪式就可以看出来。落成仪式是在1995年11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举行的。几百人聚集在“城中心”周围，旁边就是纪念贝里索历史的那幅大壁画。附近中学的走廊墙壁挂出了几乎所有失踪者的照片。这些照片都出自家庭相册，被放大过，而几乎每张脸上都带着专门摆拍时会有的微笑表情。我震惊于照片上的这些人是如此年轻。他们自信地笑对外面的世界，笑对自己前面的人生，一个肯定会步入未来的人生。但每张照片下面的文字清楚说明了事实的残酷。姓名旁边是失踪日期。日期也含有没有明说的意味。从失踪那天到不知道具体日期的死亡那天，中间是残酷痛苦的奥德赛旅程，在这些年轻人的亲友的想象和记忆中挥之不去。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权委员会的一位演说家作了简短而热烈的演讲。接着，几个家庭成员念了失踪者名单。每念到一个名字，都加重了人群的沉默，人们低头倾听，自己在心中应对这个名字所唤起的各种感受。打破沉默的，只有强忍眼泪的声音，还有念到很多名字时回答的presente（在）。然后，家人上台诉说自己的回忆。最让人动容的是失踪者孩子的回忆。他们动情地说到他们如何需要谈论自己的父母，这个仪式和雕塑如何难得地让他们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此前不曾直面过的悲伤。他们很多人没有对自己父母的直接记忆，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的生活和死亡通常都是说不得的主题。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仪式是一种公共疗法。但是，与接受传统精神分析的那些人不同，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被埋葬的记忆，更不是说揭开记忆他们就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