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7-10岁
这一套“季羡林给孩子的成长书”共8本,每本精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经典篇章,让中小学生从发现身边的细节开始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在生活和学习中常怀感恩亲人师友之心和报效祖国社会之情,认识读书、思考和分析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实现生活、读书、成长的良性循环互动。
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几乎篇篇经典,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 季老的作品,有多篇被选入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多次被选入中考、高考现代文阅读题、作文题。在所有的名家作品中,季老被选入的作品是多的。
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文字优美,写作技巧炉火纯青,值得孩子们反复学习咀嚼,是写作的范本;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中充满了生活的乐趣,表现着对生活的热爱,读来让人心中温暖,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恰当的引导读物。
《季羡林给孩子的成长书8:人不能糊涂地成长》从“学会自省”开始写起,小到日常琐事,大道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以及学术文化命题,均有所谈及。从培养分辨能力,到走出懵懂,从在生活和学习中学会发现“真相”,到逐渐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人确实不能“糊涂”地成长。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季羡林给孩子的成长书8:人不能糊涂地成长》:
从中学起,就学习写散文。已集成三个集子:《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都将出版。
自己现已年近古稀。回想过去几十年漫长的生活,觉得自己同文学发生关系,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我确实是从中学起就喜爱文学。在高中时期,最初是写文言文,老师是很有学问的王岜玉先生。后来换了老师,就改写白话文。在这期间,我写过不少的散文,也曾写过诗。我的国文老师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是过分的鼓励,我有点受之有愧。后来,胡先生为我们党的事业,壮烈牺牲,成了烈士。董先生在几年以前也与世长辞。但我总是想到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与指导。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我就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曾翻译过一些欧美作品,也继续从事散文的写作。虽然写得不多,但始终未断。
但是我大概注定是一个“杂家”。大学毕业以后,隔了一年,开始走上研究梵文的道路。我研究梵文,一开始并不想专门研究文学,虽然梵文文学之丰富是古代世界上少有的。我专心致志地研究的是梵文混合方言,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我对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十几年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整天同许多古怪的语法现象拼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解了。
在这期间既没有翻译梵文文学作品,也很少写什么散文。
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还有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没有法子进行下去了。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我那“杂家”的天性这时就抬起头来。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少碗,就吃多少碗。这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历史,古代史同近、现代史都搞。我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费了很大的劲,积累资料。我翻译印度梵文文学作品,我也研究印度佛教史,如此等等。但是积习难除,有时也写点散文。在出国访问之后,写得比较多。因为印象深,感触多。心里似乎有了“灵感”,不写出来是不行的。在学校的时候,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往往一年半载什么“灵感”也没有,什么东西也写不出,自己就心安理得地作“杂家”。像鸡吃东西一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什么东西钻得都不深,好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同时还忙于行政工作,忙于开会。终日忙忙碌碌,静夜自思,心潮起伏,觉得自己是走上了一条自己不大愿意走的道路。但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只有走下去了。有时候拿出年轻时在国外写的关于混合梵语的论文,觉得是别人写的,不像是出于自己的手笔。此中情思,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我仍然执著于文学。梵文文学我翻译,德国文学我翻译,英文写的东西我也翻译,散文也写。有人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活动有矛盾。也许因为我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所以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三十多年来,我就这样搞了下来。一方面对年轻时候从事的研究工作无限留恋,以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为终身憾事;一方面又东抓西抓,翻译与写作同时并举。转瞬之问,黄粱一梦,已经接近古稀之年了。
谨将自己的生平和几十年来的心情略述一二,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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