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从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出发，全面细致地审视、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作品，将司马迁称为“抒情诗人”，强调了情感才是作品的本质、生命和灵魂，详细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思想渊源和家学传统，讨论了他和先辈先贤如孔子等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和共鸣及距离。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精神动力、文化背景美学风格予以独特的剖析，并完整地勾勒了司马迁一生的行迹。

李长之（1910－1978），初名李长植，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山东利津人。于北京大学预科甲部毕业后，转入清华大学，初习生物，继攻哲学。其治学以有自然科学之条理奠其基础，哲学之超越精神扩其眼界，故思想缜密而不拘滞，所涉学术范围极为广泛而在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尤深。先后任教于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著有《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韩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孔子的故事》是他写给青少年的通俗读物，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上篇 司马迁
一 引子
二 野孩子到了京城
三 游历了半个中国
四 做了郎中
五 父亲最后的叮嘱
六 参加救水灾
七 正式写书
八 入狱和受刑
九 完成了伟大的著作
下篇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自序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
二 楚文化的胜利
三 齐学
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七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四 司马谈与封禅
五 伟大的遗命
六 天才的培养
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第四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无限之象征
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崆峒扈驾和奉使蜀滇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
五 负薪塞河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
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二 好奇与爱才
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五 李陵案的原委
六 两个英雄的晚年
第六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
一 缺和补
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
三 《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
四 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
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六 结论和余论——兼论褚先生
第七章 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
一 司马迁之识
二 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三 语言学的训练——所谓古文
四 司马迁之读书
五 司马迁与儒家
六 司马迁之根本思想——道家
七 司马迁和荀学
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十三 史官的传统
第八章 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
一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三 建筑结构与韵律
四 句调之分析
五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第九章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四 司马迁之讽刺
五 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代跋：“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
伟大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司马迁传》之题记
长之自订年谱
李长之传略

李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
学的研究，在现当代的学者
中卓然独立，似乎很少有学
者能够与其比肩。
虽然他只活了69岁，从
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实际岁
月不足40年，可留下来的论
文，单就中国文学的研究已
有600余篇，10余种学术专
著。其作品数量惊人，跨度
极大，从上古文学到现当代
文学都有所涉猎，涵盖了多
个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
。其研究所及，几乎就是一
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实际
上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渴望—
—用尽心血撰写一部像样的
中国文学史。他的论著质量
也非常高。长之先生去世后
，其著作没有被人忘记，被
汇成文集，许多专著被多家
出版社争相出版，有的一版
再版，像他的《孔子的故事
》现已有二十多个版本；有
些著作还被译成英、俄、日
等国文字在海外流行，有着
极高的学术声誉。
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
究，虽然精彩纷呈、风姿各
异，却也有着统一的风格，
带有长之先生特有的烙印，
这些烙印散见于论文，更鲜
明地集中体现在他研究作家
的传记中。也因此，长之先
生虽然集诗人、学者、批评
家、翻译家于一身，却往往
被一些学者称为传记文学作
家或传记式文学批评家。
长之先生的传记式文学
批评简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
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视野开阔，能
够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学术
成就、后世影响，不仅置于
当代的背景，而且置于中国
的文学长河中审视，尤能放
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
，并给以透彻明了的说明。
长之先生会多种语言，
学贯中西，他常言有三个向
往的时代，“这三个向往的
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
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
古典时代”。在叙述传主生
平的时候，他往往以这三个
时代为参照。谈孔子，他开
宗明义说：“二千五百年前
，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
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
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
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
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六二
四至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
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
公元前五四〇至前四八〇年
），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
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
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
）。”谈司马迁的历史观，
他说：“一个历史家的可贵
，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
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
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
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
。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
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
，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
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
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
里斯多德，如黑格尔。司马
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
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
，就是终始。”叙及李白的
才气，他比照说：“倘若说
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
想（Ideal）而奋斗的，在
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
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
表现着为人性而奋斗的，在
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
、为美而奋斗的，那么，在
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
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
是生命和生活。”对于李白
的豪气和才气，他说：“李
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
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
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
的写照了！在一种不能包容
的势派之下，他的诗一无形
式！或者更恰当地说，正如
康德（Kant）那意见，天才
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律
的主人，李白是充分表现出
来了。”
文学传记中对于人物的
评价描述，颇近似于物理学
中的定位。物理学中对于物
体的定位，原则是参照的坐
标越多，审视的高度越高渺
，定位就越准确。现代物理
的定位系统已发展为多个卫
星高空定位。文学传记对于
历史人物的评价描述也是这
样，囿于一隅一时，坐井观
天，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传记
来的。正如庄子所说：“夫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
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
，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
，水浅而舟大也。”
阅读长之先生的传记文
学，你能够感受到他丰厚的
学术根基、雄阔的学术视野
，他对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
化了如指掌，随手拈来，参
照比较，得心应手。唯其站
得高远，比照观察的对象丰
富，故其叙述能高屋建瓴，
挥洒自如，对于传主的生平
、学术、影响的判断也就格
外精准，这是一些盲人摸象
、目光如豆的传记作家所难
以比拟的。
其二，是他的文学传记
富于浓郁的感情色彩，耐读
，有兴味，具有抒情性。长
之先生主张：“批评家在作
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
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
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
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
，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
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
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
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
了钥匙也无所用之。”但他
又说：“具体的，以我个人
的例子来说，我是喜欢浓烈
的情绪和极端的思想的”，“
以感情作为批评态度”，“以
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
标准”。他说：“感情就是智
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
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
详尽、捉住要害的。我明目
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

20世纪著名文史学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经典之作。李长之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注目于那些“文化托命之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等，并卓有成果。其关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研究，至今是研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的必读书目。
资料翔实，考据有据，全面解读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选择与提炼，对司马迁的研究，几十余种参考书，真正做到了下笔有出处，言必有据，这些都凝结着他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
李长之直系亲属，女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于天池、女儿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亲自作序推荐。

“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
以他的作品常新”
长之先生在研究文化现
象时有一个鲜明的观点：“
谈一国的文化时，须就其最
高的成就立论，而不能专就
低处看。文化是人类精神活
动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结晶
，只有这，才是文化。”“我
们所举以衡量法国文化的当
然是笛卡尔和卢梭，举以衡
量德国文化的当然是康德与
歌德，据以衡量英国文化的
就是牛顿和达尔文或者莎士
比亚了。谈中国文化时又何
独不然？我们不谈则已，探
究必须就孔子、屈原、司马
迁、杜甫、李白、吴道子、
王羲之、朱熹、倪云林、王
阳明等人所成就的看，决不
能就一般没有知识、没有教
养的人的成就看。站在高级
，可以了解低级；站在低级
，却不能够了解高级。我们
把最高的成就明白了，对于
许多通常的平凡的现象，倒
未始不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其
意义。”(《迎中国的文艺复
兴》，商务印书馆，1946
年，第4页)这个观点，不仅
贯彻于长之先生对于研究对
象的选择上，也贯彻于他对
于对象的分析上。
对于《史记》和司马迁
的研究，他首先重视的是时
代，重视时代的文化环境对
司马迁的影响的阐释，他说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
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
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
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
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
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
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
但是他所说的时代是指“
一民族之一般的艺术特色，
以及其精神上的根本基调，
还有人类的最共同最内在的
心理活动与要求”(《批评精
神》，南方印书馆，1942
年出版，第200页)。所以其
侧重点既不是政治，也不是
经济，而是文化。
长之先生首先阐述“大可
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
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
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
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
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
接着论述说：“齐、楚文化
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
表，那么，汉代在楚文化的
胜利之余，又加上齐，真是
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
漫文化的奇观了。”他总结
说：“驰骋、冲决、豪气、
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
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
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
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
司马迁的著作！”
其次，他重视司马迁思
想的渊源和继承处，他认为
司马迁的思想同他的父亲的
思想有着重要的渊源：“司
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
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
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
，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
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
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
的精神的副本啊”，但“道家
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
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
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
想上的差异”。长之先生尤
其重视孔子对于司马迁的影
响，他说：“由于孔子，司
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
，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
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
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
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
加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
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
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
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
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在这之后，他深入探讨
司马迁的人格，他说：“孔
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
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
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
，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
；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
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
了。”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
，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
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
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
，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他特别强调李陵一案在司
马迁人格发展中的位置：“
大概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
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
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
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
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
的，却也是萧何)，也特别
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诉
平原君的话：‘士方其危苦
之时，易德耳。’)，使他对
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
，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
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
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
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
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
，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
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昧
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
这就是睛！”
长之先生在其《批评精
神》一书中盛赞德国哲学家
倭铿(R．Eucken)对于歌德
的传记批评，说他“从作家
的世界观入手，以论及他的
人生观，从他的人生观才又
证之以他的作品，那路径是
多么深刻和根本”(《批评精
神》，第42页)，可以说《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正是
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的。
……
我们说长之先生在性情
上像司马迁绝没有拉大旗作
虎皮，认为长之先生在文化
史的地位和成就上可以和司
马迁相媲美的意思，而是说
性情相通的人更容易理解和
沟通。因为李长之在心灵乃
至情感思想上与司马迁有着
共鸣，因此，他在撰写《司
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时候
就与他的传主有了共同的命
运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其笔锋带情感，而这情感
决不是表面上字词语句的抒
情，而是与传主在时代上共
呼吸，在事业上共感慨，

一 引子
爱看戏的人，对什么《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伍子胥过昭关》《搜孤救孤》等等戏名，差不多都能讲出它是什么故事儿来，也能唱上两句。可是请问这些故事的出处在哪里呢？原来是根据一本叫做《史记》的大书编出来的。
《史记》是“二十四史”开头的一部。“二十四史”又是什么呢？它是咱们祖国历代留下来的二十四种大部头历史书。“二十四史”记载的事儿多，分量大，从前刻板印刷的“二十四史”就有三千六百三十五卷。咱们祖先的重要活动都写在里头了：有好人好事，也有坏人坏事；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够丰富啦。中国人民爱这部“二十四史”，世界人民也爱它。去年民主德国的文化代表团到中国，咱们就送给他们一部“二十四史”，客人非常喜欢。因为谁想研究中国的历史，范围说得宽些，谁想研究亚洲以至世界的历史，谁就得读这部大书。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都和世界人民密切相关呵！
《史记》是“二十四史”开头的一部，其他二十三部，都是照着《史记》的样儿接着写下去的。可是“二十四史”中要数《史记》写得最好，人们也最爱读《史记》。
这么说，《史记》的作者，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可不是！他是谁呢？他就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做过些什么事？他是怎么写出这部好书来的？让咱们慢慢说下去。这只是一个引子，正文在后头。
二 野孩子到了京城 司马迁姓司马，名迁，号子长。
他生在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韩城是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地方。韩城县北边不远有座龙门山——俗话说“鲤鱼跳龙门”，就指的这地方。韩城县和龙门山中间隔着滚滚的黄河。司马迁从小就爱龙门山，他在家门口一眼可以望到那雄伟的山影，他后来就干脆说自己生长在龙门。
司马迁出生那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是个很有名的皇帝，他当了五十多年的皇帝。司马迁一辈子，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
这时代可不比寻常。一来是富庶。因为这时汉朝开国已经七十多年，天下还算太平，生产也很进步，社会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当时，政府的仓库里钱多得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米多得吃不完，在仓里发霉了；普通人家都能过日子。二来是强盛。汉朝初期常受北方匈奴的欺负，这会把匈奴撵走了；西方经过张骞去探险，通往新疆、伊朗、印度的道路也打通了；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早先是荒凉的地方，这会儿也繁荣了。中国这时是世界头等强大的国家。三来是文明。以前秦始皇不许人藏书，这会儿早已废除了这种法令，鼓励人藏书、读书，一时出现了许多学者；外国的许多新鲜事物也都传到了中国。所以当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司马迁可赶上好时候了。
司马迁十岁以前住在家乡。他幼时可是个野孩子：不在田地里玩玩，就在山上跑跑。他喜欢听农民讲故事。问这问那；又喜欢和牧童追赶牛群、羊群。他爱这种生活，也爱这些人物。他那时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身体练得真棒。
司马迁十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带他到京城去。汉朝的京城在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司马谈在京城当太史令，负责编写历史。历史不能凭空编写，要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所以太史令又兼管图书，像今天的图书馆长；古代的事儿要记，当代的事儿也要记，这职务就又有些像现在的新闻记者。可以想见做这种工作要有很多学问，为人也要十分正直。司马谈呢，正是这样的人。
司马迁一到京城，他父亲就叫他人了小学。那时小学里主要功课是认字，尤其是认古字；认字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真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可是司马谈告诉他儿子：文字好比一把钥匙，没有钥匙，怎么能打开知识的宝库呢？司马迁听了父亲的话，就从此刻苦学习。他很富于情感，常常为书中的情节感动：有时大笑，有时哭泣。司马迁长大了，父亲又介绍他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人物。他本是事事留心的人，从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司马迁从小时就喜欢历史，并且希望像父亲一样，将来做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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