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人类的文化高地。它以华夏文明为根基，并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相互交融；藏经洞的珍贵文书、绢画和莫高窟的精美彩塑、壁画，储存着跨越时代及地域的人类历史记忆。
约两个甲子前，敦煌藏经洞开启。敦煌宝藏120多年来的散佚与回归，既牵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困顿与奋发。作品围绕敦煌宝藏的发现、流散与回归，回顾了两个甲子以来敦煌文物的往事，以及数代敦煌学人呕心沥血追寻国宝、研究国宝、让国宝重光于世的艰辛历程。

【上编·伤心敦煌】
推荐序
前言：寻梦敦煌
引言
序章：新世纪来临
第一章 小人物的大发现
第二章 斯坦因的中国护照
第三章 伯希和洞中挑宝
第四章 难言之痛：从敦煌到北京
第五章 大谷收集品的悲剧
第六章 勒柯克的终生遗憾
第七章 俄国人的神秘之旅
第八章 陷入困境的华尔纳
第九章 斯坦因的最后出场
第十章 不是尾声：王道士之死
【中编·四海寻梦】
第十一章 漫漫西天取经路
第十二章 敦煌学的东洋旋风
第十三章 敦煌劫余伤心史
第十四章 欧洲寻梦之旅
第十五章 民族觉醒：西北考察之变
第十六章 艺术家的激情岁月
第十七章 政治家的人文情怀
第十八章 摄影家的敦煌影像
第十九章 学者的冷暖敦煌
第二十章 铁马叮当：敦煌守护神
【下编·魂兮归来】
第二十一章 新时代的国宝之光
第二十二章 幽暗岁月的花果凋零
第二十三章 港台学者的学术报国
第二十四章 日本敦煌学的第三波浪潮
第二十五章 大师相传的法国敦煌学
第二十六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第二十七章 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第二十八章 藏经洞的百年检阅
第二十九章 世界目光下的敦煌
第三十章 魂归故土，重光于世
尾章 人类的敦煌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寻梦敦煌
在敦煌发现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敦煌的世界性无与伦比
。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没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丝绸
之路更联通世界。在东西方大国起起落落之间，在各种
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流之间，数不清的商旅、僧侣、盗匪
、军队、外交使团活跃在这条国际通道上。
敦煌，地处丝路繁华、扼守丝路要冲，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和流动在这里。中国文
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融，佛教
、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这里汇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书，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连绵相
延的历史，保留在幸存的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
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中，保存在6万多件用汉文、藏文、
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绘画作品
中。
藏经洞里收藏的主要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
文书，莫高窟留下的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壁画和彩
塑。如果说藏经洞是一个储存着历史记忆的图书馆，那
么莫高窟就是一个陈列着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作为地球
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艺术遗存，莫高窟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它的珍贵
和独一无二。
在世界寻找敦煌
在伦敦英国图书馆，陈列着一部由中国人在公元
868年印制的《金刚经》，这部长约5米、反映当地民众
宗教信仰的佛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和较完整的印本
。它来自敦煌藏经洞，斯坦因把它带到了这里。
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图
经之一——沙州都督府图经。与这部唐代图经一道收藏
于此的，还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内容的差科簿，记
录了敦煌县从化乡约300个家庭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大
部分是高度汉化了的粟特人——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的极其善于国际贸易的民族。它们均来自敦煌藏经洞，
伯希和把它们带到了这里。
在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
塑供养菩萨像。这个出自唐朝艺术家之手的菩萨，体态
修长，璎珞长垂，气质端庄典雅，造型严谨流畅，已成
为博物馆“镇馆之宝”。它来自敦煌莫高窟，华尔纳把
它搬来了这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有一幅公元8世纪
的《观无量寿经变》残绢画，画上的一组菩萨像和四个
头戴“垂脚蹼头”的男性供养人，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人
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奥登
堡把它带到了这里。
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雕塑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
，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
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
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进对人类文明成
果的保护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敦煌学，
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它的世界性，并在不同国家造就了一
批世界级的敦煌学家。从日本关东到关西，从伦敦到巴
黎，从圣彼得堡到美国东西海岸，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
敦煌，追索历史、启迪未来。
敦煌之梦
1900年藏经洞豁然洞开，许多人的命运开始与敦煌
紧密相连。他们逐梦敦煌，有的人美梦成真，有的人噩
梦相连。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为他在莫高窟弘扬道教的
梦想，洞开了新的大门。斯坦因、伯希和万里远征，实
现了获取敦煌宝藏的梦想，也让藏经洞成为中国人的伤
痛记忆。勒柯克在抛硬币决定命运时与敦煌宝藏失之交
臂，华尔纳准备揭走敦煌整窟壁画时大败而归，他们梦
想的破灭，使敦煌宝藏幸运获救。
敦煌文书的命运，折射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藏
经洞文书已经流散，民族尊严与学术的希望不能失去。
从向达、王重民，到荣新江、王冀青，为了追寻流散在
异国他乡的国宝，一代代学者接力，走上了崎岖漫长的
寻梦之路。寻找敦煌宝藏，也是在寻找民族之魂，寻找
文化之本。
与此同时，一批批艺术家和学者怀抱敦煌梦，来到
莫高窟。常书鸿在祖国多难之际从巴黎回国，那个让他
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为一生的守候。段文杰从1946
年到达莫高窟后，每天听着九层楼上的铁马叮当声，再
也没有离开。樊锦诗，这位“敦煌的女儿”，年过八旬
依然心系敦煌。她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走进敦煌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撰写了
《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通过数年的努力
，试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段难忘的心灵历
程。
如今，我们将书名定为《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
合史》，同时围绕四个方面对全书展开修订：一是吸收
和融入20多年来全世界敦煌文献公布、敦煌学研究进展
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内容，使
敦煌学两大核心——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及其
研究者的故事尽可能较均衡呈现；三是增加近年来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到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
化交流与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四是丰富图片内容，尽
可能让

敦煌珍品的流散，是近代中国伤心历程的缩影，众多敦煌遗书和少许壁画雕塑，如今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而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动着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和利用。
本部作品的两位作者均在敦煌研究领域耕耘多年，他们在大量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人物访问的基础上，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之上，同时兼具国际视野与同情之理解，通过120年敦煌学的历史，来追寻文化之本、民族之魂。这部《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也从“宝藏离合”的角度，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让读者感受文明绵延交融的辽阔壮丽：
一部走出学术圈、可读性极强的非虚构佳作
一幅纵览敦煌学百年历程的全景式长卷
一座沟通敦煌学专业学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

后记
回忆与感谢
夜深人静，往事如梦般纷至沓来。
1988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锐意
改革的校长刘道玉已经黯然离任。不过，校园里依然风
云激荡。吴于廑先生和唐长孺先生是当时文科中为数不
多的博士生导师，系里引以为傲的国宝级历史学家。吴
先生视野广阔，他的整体世界观，探索世界如何成为一
部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至今依然影响着像我一样的
学生。唐先生德高望重，犹记得八十寿辰时，弟子云集
，谈学论史，也难怪日本敦煌学名家池田温先生说“当
今中国中古史研究之半壁江山，是由出自唐门之学者所
支撑的”。
1990年，我从世界历史专业转到中国史方向，从朱
雷老师和陈国灿老师的课堂上，真正接触到敦煌学和吐
鲁番学，尤其是陈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
，让我走向了一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
1994年，我来到北京大学随荣新江老师读书，那是
无比快乐、无比充实的一段时光。荣先生的治学，让我
们充分感受到学术的尊严和为学的乐趣。那时，与来自
新疆的孟宪实、姚崇新和来自陕西的雷闻同住一室，同
研唐史和敦煌学，其乐融融。如今，他们三人早已成为
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知名教授，
各研一域、各守一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来是荣先生所强调的。
1995年暑假，当我做丝路旅行之想时，荣先生提前将我
刊载在由他主编的《唐研究》上的长文稿酬预支，加上
武大同学杨展涛的支持，我得以用两个月的时间，独自
从西安出发，经兰州、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吐鲁
番、库车、喀什，一路西行到帕米尔高原之上的塔什库
尔干。每到一地，住大学宿舍，看博物馆，拜访当地相
关领域专家和教授，完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丝路之旅。
在西安，印象最深的是陕西师大研究唐代蕃将的马
驰先生。午饭时间敲门进屋，马先生吃着烙饼，就着咸
菜，说起唐代蕃将种种。同样难忘的，是与台湾张荣芳
教授带队的台港两京访学团师生一道，看陕博库房文物
、谒乾陵、访法门寺……
在兰州，借住兰大学生宿舍一星期，当时还是历史
系研究生的冯培红兄（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带我访书认
人，印象深刻的是《敦煌学辑刊》及其主编齐陈骏先生
和郑炳林先生，齐先生有过一段珞珈山的进修经历，于
是跟我们说起了唐长孺先生。
在莫高窟，荣老师帮我介绍了当时还是少壮派的赵
声良、王惠民、梅林等先生（还介绍了敦煌研究院马德
、杨富学等先生，但他们住在兰州）。在莫高窟住宿的
数日里，最难忘的是王惠民先生揣着钥匙、拿着手电筒
带我观看洞窟的情景。当窟门打开，手电光照到慈祥的
菩萨脸上，照到满窟千佛的壁画，那种震撼，无法用语
言形容。
在乌鲁木齐，孟宪实先生安排我住在新疆师范大学
，他在这里工作了十来年，涉猎广泛，朋友众多，我甚
至让他带我去拜访当时非常喜欢的作家周涛先生。在这
个伯希和获悉藏经洞文书消息后由此直奔敦煌而去的城
市，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新疆博物馆翻阅斯坦因的档案
。
吐鲁番，一个遍地都是历史的地方。交河、高昌故
城，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的佛教洞窟和摩尼教
壁画，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古墓……记得在一个中午
的高温烈日下，在吐鲁番参加“敦煌吐鲁番出版物学术
研讨会”的荣老师，带着崇新和我，进出洞窟，来回奔
忙，看壁画、抄题记、识碑刻。记得在吐鲁番文物局局
长柳洪亮先生的家里，听他讲述新出吐鲁番文书的整理
情况。当年在武大一道听陈国灿先生讲课时，他曾带着
新出吐鲁番文书一边读研、一边整理，之后又随陈先生
攻读博士学位，再后来当他48岁不幸遭遇车祸身故时，
可想而知年过七旬后还十余次赴高昌考察、大半生倾情
于吐鲁番学的陈先生是多么悲伤。
一路西行，增广了见闻。
在龟兹石窟，丁娟女士等讲解员带着我们看克孜尔
、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的一个又一个洞窟
，饱览众多壁画的同时，也记住了割走一块又一块壁画
的勒柯克。
在巴楚，住在三岔口的满是风沙的小旅店里，想象
着伯希和在这一带挖掘佛寺遗址的情形，那个地方因为
叫“脱裤子杀来”而让我记忆深刻（实际上是“托库孜
萨来”，汉语意为“九间房”）。
在喀什，李万军兄陪我探察三仙洞（因高悬于峭壁
半腰间而没能靠近），帮我联系车辆探访11世纪大学者
喀什噶里的墓地（慕名而去是因为读了张广达先生所撰
《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
的圆形地图（上）》）。忘不了的，还有去塔什库尔干
途中所见的慕士塔格峰，那是斯文·赫定想征服而没能
登顶的“冰山之父”……
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1997年我到新华社工作
时开始的，敦煌学应该有更多的人了解。1999年秋，在
拜访获得国家图书奖——《敦煌学大辞典》的编写者，
特别是与沙知先生长谈后，书写变得迫切起来。藏经洞
发现100周年在即，我于是在北京、武汉、上海、杭州
、广州等地进行了一系列拜访。
2000年春

序
刘诗平、孟宪实两位的这本书源于2000年——
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出版的《敦煌百年：一
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可以看出当时两位作者的心
境，是想通过百年敦煌学的历史，来诉说中华民族
的心灵历程。如今，作者对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加
入大量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内容，并补充近二
十年来敦煌学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国际学界的
交往和竞争，还以大量图片辅佐文字，使本书更加
丰满。书名《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似
乎也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趣味。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的敦煌学学术
史著作。尽管学术史难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
难得的学术史。两位作者在前人许多个案研究的基
础上，加上自己的探索和整理，对百年来的学术史
做了系统的阐述，包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文献流
散，各国探险队的攫取、豪夺，早期敦煌学研究的
艰难历程，特别是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抄录整理敦
煌文献的经过，以及最近四十年来敦煌学的迅猛发
展和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争先。虽然没有像纯学
术著作那样出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叙
述无一字无来历，是一本相当全面又可读性很强的
敦煌学学术史。
敦煌学的历程必然与百年来中国的命运联系在
一起。所谓“伤心史”、何处是“敦煌学中心”等
话题，是每一部敦煌学学术史都无法回避的。本书
两位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之上，同时兼有
国际视野与同情之理解，把个别事件放到整个敦煌
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来看待，揭示出当年相互之间，
因为国家强弱、党派分野、脾气秉性之不同而产生
的种种矛盾和纷争，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看
问题，把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梳理出来。这些方
面的论述，给我很深的印象。
两位作者，孟君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学术挚友，
诗平是曾经跟随我读硕士的学生，他们对于我有关
敦煌学的论述非常熟悉，私下里也有很多讨论或论
辩。我很高兴他们两位在本书中采用了我的不少观
点，也利用了一些我发现的敦煌学史新材料，特别
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与我的观点保持一
致。我既欣慰于他们能采用我的成果，更欢喜他们
在我的研究基础上又有许多推进，特别是把许多分
别论证的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常常更加深入。
这本书的最终成稿和后来的增补，诗平用力较
多。诗平本科、硕士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和
北京大学历史系，因此对武大的吐鲁番文书研究和
北大的敦煌学研究情形都比较清楚了解。毕业后他
进入新闻出版行业，有机会多次走访包括敦煌在内
的地方，增长见识，同时由于撰写新闻稿件，有很
好的写作训练基础。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的文风
有一些新闻写作的味道，把敦煌学史上的事情一件
一件地“报道”出来，用引人入胜的话语带着读者
深入阅读。这本书中，不论是“民族的心灵历程”
，还是“宝藏的聚散离合”，都更像是敦煌学圈外
的媒体人更为关心的话题，也是沟通敦煌学专业学
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
作者让我给本书写一篇序，使我能够先睹为快
。掩卷之际，把阅读的感想写出来，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22年10月17日
三升斋

第十三章
敦煌劫余伤心史
说起敦煌学，没有什么比“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能浓缩历史的辛酸和触动国人的心灵。这不仅在于文物流失本身，也在于中国自己内部的种种不齿现象。
就在学者们寻踪流散四方的敦煌文书之时，保存在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内的敦煌文书，也开始了编目、整理和研究。然而，它的命运始终是多舛的，还没有安稳地度过一段日子，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华战争。
糟与偷：敦煌经卷的增减
敦煌经卷存入京师图书馆后，清点总数为8679卷。当初敦煌县政府将藏经洞劫余经卷装车运京，第一批起运的准确数字是6004卷，沿途散失，到京后又连连被盗，可是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量的增加。
那么，运到北京的敦煌经卷真的增加了吗？当然没有。原因很简单，监守自盗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把原来的经卷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反正纸质文书很容易一把撕开，使得总件数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个掩盖行动是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它导致了经卷固有联系的进一步丧失，为后来的理解和研究人为地制造了麻烦。
不仅如此，从京师图书馆接收经卷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十年里，还有一组会“变”的敦煌文书数据。这次，不是增多，而是减少。
1912年6月核查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时，8679卷已经只剩下8662卷，丢了17卷。
1917年5月核查时，查明4卷送到奥地利展出有去无回、4卷送了张謇，另外11卷下落不明，为8660卷，比5年前少了2卷。过了不久，又被魏家骥等人合伙偷去1卷。最后，魏家骥倒是抓到了，并且被判罪，但偷走的经卷没能追回。
1918年10月，图书馆馆事赵宪曾从橱柜里意外地发现了5卷未曾见过的经卷。3个月后，新来的馆事张宗祥和主管写经的孙某，又从过去整理过的经卷灰土堆中，清理出了残经5种又143页。不过，这些辛辛苦苦吃着灰土清理出的经卷，以及赵宪曾新发现的5卷，后来又下落不明了。而原来的8660卷敦煌文书到20世纪20年代初，实存8653卷，又少了7卷。
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劫余的敦煌遗书，从敦煌到北京，数量的增和减，这种种不幸现象，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参加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的鲁迅说过的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
防盗式目录与《敦煌劫余录》
在有监守自盗行为发生的背景下，学者们只好开始做防盗式的抢救性整理和研究。1911年，京师图书馆将学部移交的敦煌文书编成草目。
为防止敦煌文书再度被盗和丢失，佛学家李翊灼挑出比较完整的经卷，进行了初步登录编号，记录经卷的长度、开头二行的开头二字和最后二行的最后二字，做了一个防盗式的财产账。按照《千字文》的顺序用字排号，“天”“玄”“火”三字空缺未用，从第一个“地”字到第九十个“位”字，每字下面安排100个号，其中“位”字只编了79个号，所以总数为8679号。同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又相继请邓高镜、周叔迦等学者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每号的天头标注库内收藏号，地脚标注经名。这就是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第一个目录——《敦煌经卷总目》。
京师图书馆最早收藏敦煌文书时，将其放在位于广化寺馆舍中的善本书库。1917年位于前国子监旧址的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后，敦煌文书被运到新馆收藏。俞泽箴、孙初超、江味农、张书勋、邓高镜等馆员对敦煌文书做了整理收藏，同时开始编纂更加详细的敦煌文书分类目录。1925年，比《敦煌经卷总目》更加细致的《敦煌经典目》编纂完成。
在中国学者的心中，并非只是编纂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目录，他们还希望编纂出海内外所藏敦煌文书总目录。面对敦煌宝藏流散四方，学术界开始整合力量，着手更大范围的敦煌文书调查和整理。
1925年9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集结一批学者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编目整理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文书。辑存会对流散各地的敦煌文书展开调查征集，汇聚公私所藏，进行系统整理，翻译海外所出馆藏目录，着手编辑敦煌文书总目录。
在辑存会号召下，历史博物馆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发表在1926—1927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上。在此前后，其他几种英法所藏敦煌文书的目录和资料也相继问世。
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国外敦煌文书原件不易见到，私家所藏也不愿公布，学者们空有一番雄心。渐渐地，辑存会的活动开始悄无声息。
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是敦煌经籍辑存会的采访部长，应辑存会之约，著录京师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以《敦煌经典目》《敦煌经卷总目》为基础，陈垣将馆藏敦煌文书进行新的编排，将编目内容加以考订、完善，形成《敦煌劫余录》。但是，书还没来得印行，辑存会已经停顿。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敦请陈垣将其手中的北图藏敦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