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传播技术是如何建构交流结构的，以及这一过程对社会中的个体及其交往产生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进行了考察，进而以传播技术为主线，对20世纪3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代表学者的传播技术观进行了剖析，不仅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技术背景，较为完整和清晰地呈现了他们前后的思想演进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对传播技术的功能认知上的变化，旨在为思考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智媒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治理等问题提供理论框架。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本书研究对象
第三节 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第四节 研究框架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
第一节 有关技术
第二节 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源起及转向
第四节 历史哲学框架下的技术批判
第五节 技术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
第六节 “个体”自由的诉求及“个体”之缺失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工具化的媒介与个体交流的困境
第一节 “技术的政治化”观点
第二节 理论时机：切合了大众反对技术恶托邦心理
第三节 “被操纵”的传播技术
第四节 个体及其交流的式微
第五节 传播技术批判思想的限度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特定社会体系下的技术和少人情味的交流
第一节 置于社会语境下的技术观
第二节 文化及技术研究的社会转向
第三节 社会体系及特定文化中的传播技术
第四节 传播实践活动中能动的个体
第五节 电子媒介的“物性”及其控制
第六节 少人情味的交流结构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民主化的技术变革与个体参与
第一节 “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观念
第二节 从“批判技术”到“改造技术”的转变
第三节 作为交往媒介的计算机技术
第四节 参与技术设计的个体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技术思想与当代
第一节 从“工具”“手段”到“存在方式”
第二节 传播技术成为生活的“底色”
第三节 新媒介的“物性”及其结构性力量
第四节 传播技术的使用及反思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写在前面
本书旨在为思考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与人、技术与
社会的关系，以及智媒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治
理等问题提供理论框架。近年来，移动网络、大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新传播技术大放异彩，在与这些
新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等迅速崛
起成为崭新的媒介，由此带来媒介生态的巨变。与此同
时，新媒介对传统业态逻辑提出挑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等也日益受到关注。如何正确认识新传播技术及其推
动下的媒介形态变化，以及如何看待技术与媒介、技术
与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成为学界要面对的新
课题。
21世纪以来，何道宽、章艳、吴燕莲、肖志军、熊
澄宇、丁未等国内一批学者着手对西方媒介理论著作、
理论家、研究学派等进行介绍和评述；闵大洪（1998）
、明安香（1999）等也较早关注媒介技术，他们均认为
网络化的媒介技术创新了实践方式。但受西方主流传播
学影响，国内传播技术相关研究也多以一种工具理性的
视角进行，难以奠定学科的理论根基。近年来，部分学
者对此进行反思并身体力行，如孙玮、胡翼青、殷晓蓉
等都主张应跳出现有研究路径，打通传播理论与哲学元
理论之间的联系。新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所暴露出的问
题，也引起不少学者的理性审视，如常江、彭兰、朱瑞
娟、孙应钦等认为大数据、VＲ/AＲ等技术应用到新闻
传播领域，给传媒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王佳航、骆世查、王茜、韩鸿、
彭璟、姜红、方师师、陈昌凤等对算法所导致的过滤泡
现象、助推假新闻泛滥、伤害言论自由等不良后果进行
关注，认为应注意算法背后的技术偏见，采用一种批判
的视角对之进行“冷思考”。从研究的理论范式看，“
应突破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引入技术哲学理论”成为
不少学者的共识，新传播技术领域开始彰显批判研究叙
事张力。
在国外学者视野中，技术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相
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西方媒介化理论两个主要倡导者
是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和弗里德里希·
克罗茨（Friedrich Krotz），他们认为媒介化是“研
究媒介与传播变迁和文化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交互关系
的批判性分析”。格雷厄姆·默多克则认为媒介化理论
家多强调互联网在推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中的潜力，
却忽视了结构性的问题，认为应以马克思为起点，坚持
对技术背后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做出考量，新的范式才有
真正的根基。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
方面，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
置。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现代工业社会
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以怎样的视角和维度去看
待技术（包括传播技术），是理解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众多的理论流派，且各个流
派之间有许多差别，但都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与文
化危机予以关注，其中不少学者对技术本质、技术与现
代理性“主体”的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现代社
会的技术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及路径等的思想，在整
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他们对
技术的理解有着丰富的“情境化”内涵，即使同一学派
之中，也有不同的评判维度，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社会进
步方案。
本书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传播技术是如何
建构交流结构的，以及这一过程对社会中的个体及其交
往产生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技
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进行了考察，进而以
传播技术为主线，对20世纪3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西方马
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代表学者的传播技术观进行了剖析
，不仅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技术背景，较为
完整和清晰地呈现了他们前后的思想演进脉络，更为重
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对传播技术的功能认知上的变化。
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以及20世纪初期西
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研究的缘起及转向。马克思的技
术批判立场，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所开创的新的技术批
判的视角和逻辑，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
传播技术问题的思考。
接下来，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威廉斯
及芬伯格等人为代表，本书分别对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
纪30—60年代、60—80年代以及八九十年代三个阶段学
者的传播技术思想进行了考察，这也是传播技术不断演
进的阶段，即从大众传播技术开始兴起到占主导传播地
位，再到计算机技术崛起和发展。
第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以法兰克福学
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他们沿袭马
克思、卢卡奇的同一思路，并借鉴黑格尔、马克斯·韦
伯、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开拓了技术批判的新的空间
：把技术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日程上，并提出“技
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但他们所基于的历
史哲学建构及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影响了他
们对于传播技术的观念。在霍克海默等人的视野

本书力求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去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技术与传播相关思想，不仅有利于启发我们对新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索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理论研究对新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敏感，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凸显，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瞩目的现象。电子信息技术以席卷全球的态势，深入每一个角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同时重构着现存的社会关系、体制以及机构。与当代社会如影随形且事关全球前途命运的媒介技术，使得社会媒介化和生存数字化业已成为一种当代人类不可逾越的“根本性境遇”。技术及其传播技术的演进，一方面，塑造和重构着人们生活的样态；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媒介依赖症、媒介伦理、信息碎片化、人的心灵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及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等，促使当下理论界对其进行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多方位的思考。
西方社会，尤其近代以来，对技术不仅比我们敏感得多，且结合现实社会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成为其重要传统之一。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现代工业社会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以怎样的视角和维度去看待技术（包括传播技术），是理解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众多的理论流派，且各个流派之间有许多差别，但都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予以关注，其中不少学者对技术本质、技术与现代理性“主体”的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及路径等的思想，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他们对技术的理解有着丰富的“情境化”内涵，即使同一学派之中，也有不同的评判维度，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社会进步方案。
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奠基人之一卢卡奇，他不仅关注了马克思“似自然性”理论、对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物役性”现象进行批判，也对当代资本主义中人被对象奴役的新情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新的支配形式给予了研究。青年卢卡奇面对已经是以泰勒制流水线为主导的现代自动化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新的生产层面上，抓住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准确地说，他界定了科学技术在促使劳动者“物化”中的作用。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所形成的在科学技术合理化背后的理性“物化”。这是一种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新情况（他的“物化”理论的第四个方面），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先导。
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较早地注意到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沿袭马克思、卢卡奇的同一思路，并借鉴黑格尔、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等的思想，开拓了技术批判的新的空间：把技术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日程，并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如他们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意在指出资本主义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行使意识形态统治功能之实：它们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产品，借助电影、广播、电视、广告、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使得通俗文化流行等，其背后都蕴含着资本的控制逻辑。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按照工业的模式进行生产和管理，正是因为资本权力的作用，从而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支配的“合理性”，导致了社会异化。他们对西方近现代的技术问题脉络进行考察，认为“理性一直是”贯穿整个人类“史前史”的“自我保持器官”。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现代技术起源时的思想观念就已隐藏了重重危机，在他们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和传统的政治控制形式不同，技术使人服从技术机制，变得不自由，但这种不自由却显得十分合理。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阿克塞尔·霍耐特等人看来，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他们（阿多诺等）“没能认识到各种特殊团体的价值倾向和日常解释模式，作为意义的标准，这些模式通过大量的媒体信息指导着活动中的个人”。也正如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专著及文章是时代性文件，“评判理论有关时代评判、社会评判纯理论思考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些思考像经常出现的情况，只是出于‘对不公正的强烈愤慨’”。威廉斯等主张把技术放在文化和社会视野下进行考察，他对于技术及其现代传播技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整体观”的一种解读方式。
新的电子媒介时代，“技术、科学知识、自动化、计算机和高科技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与人类劳动力、机械化和机器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同等重要的角色，同时，它们也生产着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形式”。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一代理论家又依据新的现实、新的技术传播环境，同时吸纳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力图建构一种适用于当代社会、与传统不同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将当代的新变化理论化。安德鲁·芬伯格认为，“今天，机器不断地要求个体参与到它们的操纵中去。同时，只要人类交往以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