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主体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追溯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梳理出一条从康德主义经浪漫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脉络。书中涉及许多主题，如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艺术的责任等。伯林指出，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小说家具有一种相似的才能，能够洞察具体时刻的特质和微妙关系，这就是“现实感”。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富有洞见，文笔酣畅淋漓。本书按普林斯顿第二版增订，新增蒂莫西?斯奈德撰写的序言，以及伯林本人写的《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 别林斯基》《完美社会理论的终结》两篇文章，颇富阅读价值。

序言：自由的时代（蒂莫西·斯奈德）
编者前言
导言（帕特里克·加迪纳）
现实感
政治判断力
哲学与政府压制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
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
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遗产
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
第二版附录
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 G.别林斯基
完美社会理念的终结
索 引

关乎历史的现实感，是真正洞穿时间迷雾的透镜。用“现实感”点出杰出历史学家、政治家与小说家的共通之处。
典型的伯林式怀疑，警醒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警惕把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化成人为的抽象术语。
敏锐与移情的结合，视野广阔，洞察力非凡！追随民族主义的源头，探索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全新修订版本！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二版全面修订升级；蒂莫西?斯奈德作序；新增两篇文章：《伟大的俄国评论家：V.G.别林斯基》《完美社会理论的终结》，是目前伯林作品的定本。

序言：自由的时代
蒂莫西·斯奈德
一
我以前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每逢沃尔夫森学院
开讲座，如果介绍演讲人的是以赛亚?伯林，我都会去
听。他对别人的介绍简练而得体。即使他下了台，也会
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躲在他的某句妙语之中，
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20世纪90年代初，我那时还在
写一篇论文，研究一位不知名的东欧革命者，当时伯林
极力主张，人们应当铭记俄帝国思想家的遗产。人们会
明白，共产主义并非无可避免。
在那些年里，共产主义刚刚衰落，另一种有关无可
避免性的观念火了起来。我上学的时候，一些显要的思
想家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未来除了自由民主别无他
路。东欧的学生们像朝圣一般来到牛津，想要见伯林一
面。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些人神采奕奕的面孔，还有他们
讲述的那些严肃冷静的交谈。无论是一个世纪以前共产
主义的崛起，那个年代共产主义的终结，还是今天右翼
威权主义的出现，都没动摇伯林的基本观念：自由是悲
剧性的，而要保持自由，就得对这场悲剧进行透彻的思
考。没有什么意外的发展会改变我们的基本困境，任何
所谓终结历史的诉求都是在逃避责任。
只要读一读这些文章，我们就能明白，伯林所说的
自由的悲剧与康德的思想关系密切。在他有关道德的著
作中，康德令个性成为可能，也令它变得危险。康德认
为，“ ［……］至少人有一个方面在宇宙中是独一无
二的：尽管因果律可以影响他的身体，它们不会影响他
的内在自我”。自由意味着我们被悲剧性地剥夺了一切
可能使我们免于责任的外部力量。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
理性决定我们以何为价值。伯林写道：“如果自由是人
之为人的条件，如果自由就是为我自己立法，那么行动
的准则之所以正当且符合真理，就并不是因为它来自外
部的权威，无论这权威有多么崇高，而是因为这些准则
是由一个自由的主体规定的。”
伯林看到了康德将自我创造的“价值”和外部赋予
的“事实”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伯林自己的结论是，自
由的人自然会肯定多元的价值，这些价值无法再被化简
至某种单一的善。不过，自治对于每个人都是挑战，而
多元对于所有人都是困难的：人们得面对将思想或感觉
的重担让给他人的诱惑。这是伯林对康德逝世后广泛兴
起的两种政治观念——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
精髓，这两种观念体系都允许我们将责任转让给他人。
在评述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时，伯林虽揭露了这两种
观念体系中他认为的谬误，却心怀同情地尽力理解创造
它们的思想家。他明白，建立一种多元主义的体系有着
怎样的重重困难，在他自己的多元主义观念中，他极力
想从无所不包的体系之下抢救个体的价值。
伯林梳理出了一条从康德主义经浪漫主义到民族主
义，从人要求亲手创造价值到渴望别人替自己创造价值
的演变脉络。思考善不是一件易事，而“创造”，如伯
林所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无中生有”。伯林认为，
浪漫主义勇敢地接受了这种挑战。伯林赞扬浪漫主义者
，因为他们认可了康德所说的现实的分裂，它存在于外
部世界和内部创造者之间，存在于人们创造的多元价值
之间。但是，浪漫主义者尽管扛起了这副创造的重担，
却往往为的是集体，将政治行为的用语匹配上人民的欲
求。浪漫主义者使得其他人得以混淆民族主权和对自我
的主权。民族主义者略过了对价值的思考，直接接受他
人创造的价值。“自由民族”这个观念内部势必是很紧
张的：只要人人都立正站好，就没人会问为什么了。
民族主义者犯错是因为选择价值的责任实在是太沉
重了。而伯林说，马克思（1818—1883）犯错是因为他
想消除事实和价值的区别。马克思设想了一种历史的终
结，届时人类将停止在世界中的异化。受苦难的工人将
获得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消灭财产关系，从而消除事
实和价值的区别。如果历史如马克思声称，存在着某种
发展方向，那么工人阶级的意识便顺应着历史的走向，
而其他阶级的经历则流向无意义的旋涡。人类的一个群
体负责用理性思考，其他群体只能感觉。这种思路否定
了个体，甚至工人个体的存在，否认了一个人为他自己
思考的能力，因为从事思考的应该是一个阶级。但是阶
级并不会思考，即便他们会，他们的思考也不会符合为
他们设定好的阶级意识。于是，弗拉基米尔·列宁
（1870—1924）便认为政党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思考，斯
大林（1879—1953）则提出政党精英必须改造现实，使
之符合马克思对未来的设想。一开始是民族主义者让出
了创造的权利，到最后是共产主义者让出了思考的权利
。
伯林将一种单一的真理赶下王座并不是为了以另一
种真理取而代之。虽然他本人支持多元主义和自由社会
，但他同情社会主义（因为它是多套价值体系中的一套
），也赞成民族认同（因为它也是多套价值体系中的一
套）。在这本书中，他广泛地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
前和之后的社会主义，借以提醒人们，社会主义是一种
宽泛的传统，不必概括为一种列宁主义的产物。这

风度、洞见、渊博学识和优雅文笔……又一次
令人满意而富有教益地在此展现。
——《金融时报》
社会服从和决定论的美妙歌声仍然诱惑着人们
。伯林的文章虽然灵活秀丽，立场却惊人地坚定，
也因此隽永而富有教益。
——蒂莫西·斯奈德
对于任何一位希望理解观念史的读者来说，本
书都是不可或缺的作品。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