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属于“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丛书分册，是鲁迅的一部关于图书的文化随笔集。鲁迅不但是著作家、翻译家，还是编辑家，一生编印了大量书籍。他深知书籍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本书共分四辑：一是出版史、书厄史、阅读史；二是为他人的著译作序；三是为个人的著译作序；四是读书经验谈，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自由民主思想。特别在其晚年，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所写的书话，便每每突破知识学的限阈，凸显反抗的锋芒。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他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第一辑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十四年的“读经”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六至九）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谈金圣叹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杂谈小品文
小品文的危机
四库全书珍本
选本
由聋而哑
关于翻译（上）
华德焚书异同论
第二辑
《尘影》题辞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进化和退化》小引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守常全集》题记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
集）小引
叶紫作《丰收》序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萧红作《生死场》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白莽作《孩儿塔》序
我和《语丝》的始终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祝《涛声》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
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竖琴》前记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第三辑
《华盖集》题记
《华盖集续编》小引
《坟》的题记
写在《坟》后面
《三闲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伪自由书》前记
《准风月谈》前记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第四辑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读书忌
随便翻翻
书的还魂和赶造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代序）
早在留学日本时起，鲁
迅决心去医从文，走“摩罗
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
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
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
政治的压迫，势所必然。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
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
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
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
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
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
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
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
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
了《著作权法》，规定有
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
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
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
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
，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
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
布了《新闻法》和《出版
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
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
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
问题的还要送审。1933年
由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密
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
段更为隐秘。1934年4月，
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
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
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
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
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
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
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
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
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
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
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
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
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
作困境：“遇见我的文章，
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
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
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
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
看名字，不管内容”；“最近
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
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
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
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
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
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
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
预想。这对一个“精神战士”
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
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
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
整，他把这叫作“周旋”“钻
网”，叫作“带着枷锁的跳舞
”，或“带了锁链的跳舞”，
或“带了镣铐的进军”。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
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
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
，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
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
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
问题。鲁迅既然要直面人
生，就不能不谈大屠杀，
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
”清党，他都确实写到了。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前者还可以直接抨击“政
府”“国务院”，痛斥“中国军
人”“杀人者”，到了国民党
治下，却是“吓得目瞪口呆”
，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变
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
。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
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
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
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只
要比较一下写于同一年的
《伪自由书》和《准风月
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
这种变化。迫不得已时，
鲁迅不惮站出来说话，如
左联五作家被害，他的反
应是激烈的；在通常情况
下，大抵仍然是从侧面、
从背面、从壕堑里进行他
的伏击战。
这样，鲁迅倒过来从“怎
么写”过渡到了“写什么”，
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
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
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
用典故、反语、隐喻，越
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
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
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
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
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
笔名最多的作家。这些笔
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
子里。对于文中被检查官
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
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
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
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
中加以说明。总之，他极
其固执，一定要在文字中
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种明
诛暗杀的事实、官方书报
审查的劣迹，用他的话说
，因为那是“党老爷的蹄痕”
。
除了创作，他还十分看
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
产看，译文的分量甚至更
大。翻译对他来说，是“偷
运军火”，借用国外的思想
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对言论
的钳制。从他的译著看，
除了文学作品，还有理论
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绍苏
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
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
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
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
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
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
争和文艺斗争。对于翻译
，他的选择是十分严格的
，目的性十分明确。譬如
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
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
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
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
介绍，原因是原文说文学
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
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
是接近的。他表示：“我以
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
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
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
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
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
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
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
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
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
别俭啬……所以全书中独缺
那一篇。”这是典型的“拿来
主义”，用自己的眼光来拿
。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
题上，鲁迅与作

谈到鲁迅，除却《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这些文本我们还知道什么？而“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含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林贤治也正是站在这一高度，延续“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主题，在编注本书时不仅展现出鲁迅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为中国所作的努力，作为知识分子与专制集权的斗争，也赋予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超越性，证实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透过鲁迅原文，我们都需要一直重读鲁迅，接受鲁迅思想的鞭策与引导。“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
鲁迅的一生与书密切相关，以鲁迅书话为镜，看鲁迅如何成为鲁迅。本书内容与书刊及著译者相关，涉及书的生成、流通、禁毁、影响，以及具体的阅读。以“刀边”命名，乃为凸显鲁迅“立意在反抗”的本意。篇后附编注者短评，尽显编注者多年研究、解读鲁迅的深厚功力，与已出鲁迅书话区别开来，使本书兼具导读与回归原著的功能。

十四年的“读经”[1]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2]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3]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4]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51），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6]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银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7]，真是“谬以千里”[8]了！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9]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10]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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