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讲述的是1920年代中国考古初创的故事。作者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的发展为主线，描绘了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这四大机构走出了诸多考古名家，（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等），作者以细腻感性的笔法，讲述了他们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中的工作与贡献，突出了他们在逆境中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毅力，表现了他们在内忧外患之际凭热血和专业为国效力的事迹。本书还描绘了当时的诸多重大发现，这些发现让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有了话语权。值此中国考古百年，本书意在重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德，希冀今人再创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它们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乱局夹缝里，学人却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他们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张泉，复旦大学文学硕士，曾任《生活》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微博1912》，纪录片《辛亥》(撰稿)、《五大道》(总撰稿)、《大上海》(总撰稿)。参与创作的纪录片多次荣获“金鹰奖”“星光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纪录片年度作品”。在《生活》杂志主持的专题报道获得由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2008年度、2010年度、2013年度“亚洲卓越新闻奖”。

推荐序 不可磨灭的足迹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第二章 先行者
第三章 “难稽”的洪荒
第四章 生死之际
第五章 最后的眷顾
清华国学研究院·告别乌托邦
第一章 际会
第二章 新思潮
第三章 纸上与地下
第四章 云散
第五章 欲祭疑君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新发现中国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第二章 殊途同归
第三章 凿破鸿蒙
第四章 关山歧路
第五章 抉择
中国营造学社·被遗忘的“长征”
第一章 破译“天书”
第二章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第三章 山西：木构的温床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第五章 李庄：沙漠中的金鱼
第六章 寻求新“意义”
结语 走出书斋以后
参考书目

大发现的时代
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
现时代。
——王国维
“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
或许并不是文学。
1927年4月8日，他到黄
埔军校演讲，标题虽然叫《
革命时代的文学》，入题却
是从挖煤开始的——“我首
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
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
一些。”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开
场，但他其实没有开玩笑。
当还是个少年时，他确实曾
对探寻矿藏心向往之，并为
此下过苦功。
鲁迅十八岁考入江南陆
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后，
依然对矿物情有独钟，记录
了大量笔记，手抄、临摹过
许多海外矿业的专著。他甚
至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
积水里，头顶仍有水不断漏
下，在他周围，矿工们“鬼
一般工作着”。鲁迅读书的
时代，地质学仍被称为“地
学”，矿物学则被称为“金石
学”，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
以为，这两门功课探讨的仍
是舆地和钟鼎碑版这些古老
的学问。
鲁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矿产，富有既如是
。故帝轩辕氏，始采铜于首
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
爰铸金银铅铁。逮周而矿制
成……
当然，那时他还叫周树
人，那本书也不是小说集或
杂文集，而是《中国矿产志
》，但其流行程度并不亚于
他的那些横眉冷对、嬉笑怒
骂的作品集。
《中国矿产志》是鲁迅
和他的同学顾琅合著的，曾
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
书。他们期望国人重视并了
解自己国家丰富的矿藏，不
要总是依赖外国人去研究和
转述；他们更希望未来的中
国能自主开矿，发展实业，
寻求富强之道。
不过，两人最终选择了
不同的人生。
留学回国后，顾琅辗转
于教育、实业和政治领域，
但并未放弃田野考察，他后
来走访了汉阳、大冶、萍乡
、六河沟、临城、井陉、开
滦、中兴、本溪湖、抚顺等
地，在1916年出版了《中
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书名
由张謇题写。
鲁迅选择了“躲进小楼成
一统”。发表《狂人日记》
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人们
记住了三十七岁以后的鲁迅
，却淡忘了那个曾经企盼寻
求矿藏的少年。
由于那段痴迷矿藏的经
历，鲁迅一直对困守书斋的
所谓“国学家”颇为不屑。
1922年11月，他在《晨报
副镌》上撰文嘲讽道：“当
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
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
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
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
、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
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
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
字里行间皆是悲怆的冷嘲，
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
鲁迅的评判，其实不算
苛责。自19世纪后半叶李希
霍芬以其七次远征为海外汉
学家、探险家踏勘中国揭开
序幕，这片远东的土地就因
为极其丰富的自然、历史与
文化资源，吸引着沙畹、奥
勃鲁契夫、斯文·赫定、桑
志华、谢阁兰、斯坦因、伯
希和、柏石曼、伊东忠太、
鸟居龙藏、大谷光瑞、关野
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
强调，“研究古建筑，非作
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各种动词，掷地有声，
而归根结底，都是呼吁学人
走出书斋，走向旷野。
许多年后，胡适给亡故
多年的老友丁文江作传（《
丁文江的传记》，1956年
），依然忍不住感叹：“这
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
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
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这不只是致以丁文江个
人的敬意，其实也是丁文江
这代学人的精神写照。但这
代人注定饱尝艰辛，甚至前
途莫测。如果地质调查所没
能勘探出矿藏，没有发掘出
“北京人”头骨或恐龙化石，
如果史语所没能在殷墟发掘
出海量的有字甲骨和各种文
物，没有找到殷商故都的基
址，如果中国营造学社没有
发现大量古建筑经典……很
难说这一代学人不会继续“
沦为”又一个徐霞客或者宋
应星，最后从历史中悄然退
场。
所幸，他们与一个大发
现的时代相互成就。身处乱
世，他们遭遇离乱动荡，可
是，他们无疑又生逢其时。
绝境里求生，陈见中突
围
丁文江迫切地希望为徐
霞客和宋应星正名，其实也
未尝不是为了给他这一代中
国学人正名。他们面对着更
加复杂的社会环境，置身于
动荡的大时代，万事不由己
，只有竭力而为。
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对
体力劳动心存鄙夷，而无论
地质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古
建筑考察，都需要频繁外出
，风餐露宿。尽管从洋务运
动以来，实业救国已成共识
，地质调查因此有了发展空
间，许多人也开始认可考古
发掘和古建筑调查，相信它
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明的来
龙去脉，甚至赋予其爱国意
义，然而，社会观念如故，
田野考察依然面对巨大阻力
。
思想鸿蒙未开，民众对
考古发掘更是误解重重。人
们天然地相信，考古发掘就
是搜罗宝物。李济、袁复礼
离开西阴村后，车站检查人
员如临大敌，怀疑他们盗取
了珍贵的文物。不料，一箱
一箱查验，居然全都是些碎
陶片，这让检查员无比困惑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把几
十箱碎陶片运回北京？抗战
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
地的乡

中国版《人类群星闪耀时》。
发掘和重温以陈寅恪、丁文江、李济、赵元任、傅斯年、贾兰坡、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一代大师的精神、思想与人生；
讲述他们如何在乱世走出书斋，涌入同一时空，披荆斩棘，担斧入山，于荒野上踏出新路，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从而改变世界最中国的认知的历程；
不世出的天才，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因他们，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显露峥嵘。
知名作家、原《生活》主编、三届“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获得者，张泉，前后历十年的潜心之作。

走出书斋以后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工作，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
——丁文江
急起直追
“半年多未到田间，忽然
又得浴日吹沙，精神为之一
爽……”。1932年春天，李
济重返安阳，主持殷墟第六
次发掘，忍不住发出这样的
感叹。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
越来越适应田野生活，热爱
并享受着考古发掘带来的惊
喜，沉埋已久的地下世界令
他们魂牵梦萦。
不过，这一年是李济最
后一次主持殷墟发掘。从
1933年开始，这项任务将
彻底交给年轻的梁思永以及
更年轻的石璋如等人，李济
终要为政务牵绊，而史语所
也需要传递薪火。
考古队正不断壮大，甚
至形成梯队，这种情形在八
九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九
年前，李济自己也只是科学
考古的门外汉，凭借在美国
习得的人类学知识，勉力到
河南新郑进行第一次发掘，
积累了一点经验。八年前，
如果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
石器时代”或者“铜器时代”
，仍会引起哄堂大笑，因为
学生们觉得这些史前时代听
起来实在过于荒诞。所幸，
从1920年代末开始，随着
各地考古发掘的推进，大量
出土文物终于改写了国人的
观念与认知。
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迷
恋“急起直追”的时代，然而
，田野考察的这一场转捩却
显然并非猝然降临，而是经
历了漫长的探索与铺垫。
近代中国的田野考察，
从1910年代发端，几乎与
民国同龄；而考古学蓬勃之
势，则与“北伐”后形成的国
家统一局面相始终。20世纪
上半叶的所谓“黄金十年”，
不只是经济、文化发展或生
活方式升级，其实也是田野
考察与大发现的黄金时代。
无论是开采矿产，勘探煤炭
、石油，发掘古生物、古人
类化石，还是寻找古文明和
古建筑遗存，都是国家实力
的体现乃至民族形象的缩影
。一个重生的国家或者说新
兴的政府，需要解释自身的
合法性，证明自己代表着民
族文化的正朔，于是，田野
考察与考古发掘或多或少也
成为这种政治叙事的一部分
。在这十余年间，尽管东北
三省被日军步步紧逼，内忧
外患从未消弭，但是，相对
统一、安定的环境，经济的
发展，国家对科学的倡导，
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都为田
野考察提供了空间，形成了
助力而非阻力。
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也愿
意相信，在东方大地上始终
存在着足以与西方并驾齐驱
甚至超越西方的文明—从数
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
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代表
的新石器时代，再到殷商时
代，莫不如此。新闻业的发
达更提供了舆论环境，学界
的新发现得以在民间迅速传
播、发酵、轰动，而在民族
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1930
年代，这些大发现还带有“
雪耻”的意味，就更能引起
共鸣，成为古老民族残存的
慰藉。中国早已不是旧日想
象里的天朝上国，国土沦丧
之际，国人却对天下中心依
然心存执念。这当然是长期
贫弱状态下的一种心理上的
反弹，其实也有救亡图存的
意味——人们首先需要重拾
自信，才有勇气奋发图强。
从“感佩”到“翻案”
发轫于这个特殊的时代
，中国的田野考察与考古发
发现的时代相互成全。
当然，地质勘探与古生
物研究都很重要，并无高下
之分，但这种转变至少意味
着地质调查所逐渐脱离了成
立之初政府施加给它的界定
（何况，地质调查所也很难
依赖微薄的政府拨款维持运
作），田野考察与研究变得
更加多元而独立。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探
索，为中国的田野调查布下
恢宏的开局，考古学的发展
也变得顺理成章。傅斯年创
办史语所，是以地质调查所
为榜样的，而李济也从不否
认，“做考古学工作的人亲
自跑到野外去收集材料，则
完全是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
，尤其是地质学、古生物学
的影响。安阳发掘也可以说
就是这种影响所及的一个发
展”。当然，考古学也“反哺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尤其
是李济等人运用的“探沟法”
，同样影响着周口店的发掘
实践，而德日进、杨钟健、
裴文中、梁思成等人都曾到
访殷墟，或给予建议，或受
到启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
朱启钤为地质调查所图书馆
捐过款，丁文江与梁家则有
多年私谊。中国营造学社在
抗战期间陷入困境，是史语
所和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
出面为梁思成、刘敦桢等人
支付薪资，傅斯年和翁文灏
更全力为梁氏兄弟和林徽因
争取资助。中国营造学社与
史语所结伴从昆明一路迁徙
到李庄，当然不仅因为梁思
成和梁思永的血缘关系；史
语所丰富的藏书，以及傅斯
年、李济等人对梁氏兄弟的
关爱，都将这两家机构紧密
地联结在一起。流寓西南的
日子里，刘敦桢与董作宾合
作调查了周公测景台，而营
造学社与史语所、中央博物
院还联合组成川藏古迹考察
团，冒着战火，调查不辍。
这一切，正如李济评价的那
样：“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
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
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
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
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
勘。只有在这类气氛中，现
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
。”
这几家学术机构的主事
人也大多身兼多职，彼此密
切关联。丁

张泉对晚清民国时期知
识分子命运的追溯，对城市
和地域文化变迁的探究，还
有他与海内外各领域学者的
访谈，都让我感到很有价值
。《荒野上的大师》这本书
，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回望
一代学人走过的路。旧日的
足音或已远去，他们留在文
化史上的足迹不可磨灭。
——“中研院”副院长、史
语所原所长 黄进兴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红皮肤的人
咳嗽声此起彼伏，海浪一般，从深夜直到清晨从未止歇。
丁文江和几十名矿工躺在一间用土墙围起来的草棚里，整夜都没合眼。清晨起来，他发现，满地都是浓痰。
1914年，大半个春天，他深入云南，探访中国的锡都——个旧。白天待在矿洞里，几十步开外都能听见矿工们沉重的喘息声。他们早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脊梁，皮肤也被矿石染成红色，短暂的人生看不到丝毫希望。
这还并非彻底的绝望。几个月后，丁文江从他们眼中读出了更加迷惘无助的神情。红皮肤的人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在山路上踟蹰而行，不知该以何为生。他们失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陷入战火，云南的锡矿顿时没了销路，许多矿场随之倒闭。20世纪初的世界，诸多隐秘的角落，就这样相隔万里却彼此关联。
对于山外世界的变化，丁文江几乎一无所知。他辗转于云南、四川和贵州，这场孤独的旅途长达十个月，如同渔翁误入桃花源，早不知今夕何夕。
他随身带着帐篷、罗盘、经纬仪、气压高度计和照相机，沿着蜿蜒的金沙江，在荒山中穿行，踏勘地貌，考察矿藏。一路上要忍受酷暑、严寒与饥饿，昼夜温差动辄高达三十摄氏度，有时雨太大，帐篷都被淋透，能在乡间找块草垛睡一觉都值得庆幸。但他极为兴奋，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个旧，他着迷于当地人摸索出来的采矿方法——开凿水渠用流水冲出矿砂，这让在英国接受过现代地质学教育的丁文江大开眼界；然而，站在厂房里，他发现好几台从欧洲进口的采矿设备落满灰尘，竟然没有人会操作，他又惋惜不已。
民间智慧与现代技术，就这样在深山中无声对峙，而中学与西潮的悄然角力，正是此刻中国社会的缩影。
轿子与帐篷
一路风尘仆仆，除了鼻梁上的眼镜，已经很难从丁文江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影子。当地人尤其难以置信，一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居然不坐轿子，却背着帐篷四处奔波。
轿子，却是丁文江最痛恨的东西。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他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于是，像徐霞客那样不辞辛劳地探勘山水、孜孜记录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凤毛麟角，并且从未被主流接纳。即便进入民国以后，“赛先生”的名字即将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地质学这样的专业。毕竟，地质考察需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看起来不像个体面的职业；何况，那些冗长的术语、近乎离奇的发现与解释，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与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格格不入。
不过，李希霍芬的刻板印象并不适用于丁文江。
丁文江似乎是个天生的探险家。十六岁时，这个极少出远门的泰州少年不顾家族反对，举债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尽管他几乎不通英语，旅费也捉襟见肘，却还是说服了两个朋友，结伴前往欧洲。途经槟榔屿，他们礼节性地拜访了康有为，依靠康有为赠送的十个金镑，才终于完成了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航程。到英国后，丁文江依然走投无路，险些去船坞打工，所幸，一位好心的医生帮助他留了下来，他才得以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经过专业的科学训练，冒险精神终于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国后，他满怀憧憬准备探索崇山与疾流。他戴着眼镜，捏着雪茄，却以徐霞客自期。
1913年，在加入矿政司地质科第一天，他就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一一北京西郊的斋堂在哪里？听说那里出产煤矿。
没有人知道，更无人关心。地质科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下的一个小小科室，几个同僚对地质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时领取薪水。
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瞬间被抛进现实的旋涡，但他并没有被官僚系统吞噬，天真地试图依托地质科做些非比寻常的事。他深知，如果中国不进行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就只能依赖国外的学者和技术，无从发展，更无力自主；而想要改变现状，扭转李希霍芬式的“偏见”，必须从教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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