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写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中外插画家绘制的精美插图版本。
卡特琳与父亲住在巴黎第十区，他们的生活平凡而温馨，也充满了现实的艰难，但乐观的父亲教会她很多——戴眼镜不方便的背后竟然是别人感受不到的美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很微妙的：要常常敬生活一杯……
诺奖作家莫迪亚诺温柔、梦幻的文字与漫画大师桑贝清新的插画，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女孩美好的童年时光。那些过往的生活点滴，在回忆里闪着柔光，过去与现在，始终如一。
温馨难忘的父女亲情，回忆中的人生况味。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当代著名作家。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迪亚诺1945年生于巴黎郊外布洛涅一比扬古地区，父亲是犹太金融企业家，母亲是比利时演员。1968年莫迪亚诺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处女作《星形广场》一举成名。1972年的《环城大道》获法兰西学院小说火奖，1978年的《暗店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96年，莫迪亚诺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奖。他还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奇诺·德尔·杜卡基金会世界奖和奥地利欧洲文学奖这两项终身成就奖。
莫迪亚诺的小说常常通过寻找、调查、回忆和探索，将视野转回到从前的岁月，描写“消逝”的过去；也善于运用象征手法，通过某一形象表现出深远的含义。
自1968年至今，莫迪亚诺已经出版近三十部小说，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

《戴眼镜的女孩》无目录

小女孩与父亲在巴黎第十区度过的一段童年时光。女孩的妈妈是一位舞者，人在美国，他们一家分居两地，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重聚。父亲和热爱诗歌的合伙人开着一家转运公司，在小女孩看来这是一份神秘的工作。女孩与父亲的生活平淡而温馨，同时也充满了现实的艰难。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年幼的女儿，让她在似懂非懂的年龄建立了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这段懵懂而美好的时光在女孩的记忆中永远熠熠生辉。

雪天，纽约，59街。
我站在公寓窗前，望着对面的大楼，那里有我创办的舞蹈学校。巨大的玻璃窗后，身着练功服的学生们刚刚做完足尖练习和击腿跳训练。我的女儿是这里的助教，她正给学生示范一段爵士舞，让他们得空休息一下。
再过一会儿，我也会加入他们。
这群孩子里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每次上课前，她都会把眼镜放在椅子上，就像我当年一样。没有人会戴着眼镜跳舞。那时，我跟着迪兹迈洛娃夫人学习芭蕾舞，白天练舞时从来不戴眼镜。每当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清晰，人的轮廓、物的棱角都变得朦朦胧胧，只剩下一团柔和的光晕，就连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听不真切。摘下眼镜后，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朦胧，那么温柔，它仿佛是一个又大又软的羽毛枕头，我枕上去很快就会进入香甜的梦乡。
“卡特琳，在想什么呢？”爸爸问我，“快把眼镜戴上吧！”
于是，我只好又戴上眼镜。世界又重回它的本来面目，一切都那么清楚、冷酷。哎，美梦到此结束了。
我在纽约的一家芭蕾舞团跳了几年舞，之后，和妈妈合开了一个舞蹈班。后来，妈妈退休了，我独自一人给学生上课。现在，女儿和我一起工作。爸爸其实也该退休了，但他还没下定决心。而且说真的，他究竟该从哪儿退休呢？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和妈妈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这一家子其实特别普通，普通得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纽约人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来美国前，我的童年是在巴黎第十区度过的，不过．那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爸爸在我们住的房子的楼下开着一家商店，每晚七点，他就会拉下卷帘门。店里总是堆满各种各样的箱子、包裹，就像一个外省车站的库房，满地都是人们存放或邮寄的行李。除此之外，店里还摆着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最多可以称三百公斤的东西。
没有人用过这个磅秤，除了爸爸。当他的合伙人雷蒙·卡斯特拉德先生偶尔不在时，他就会双手插进口袋，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上。爸爸一言不发，头向前伸着，若有所思地盯着刻度盘。我至今还记得，指针指向了六十七公斤。有时，他会对我说：
“卡特琳，要来称一下吗？”
于是，我来到他身边。爸爸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在摆照相的姿势。爸爸和我摘下眼镜，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温柔而模糊，时间仿佛停了下来，这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有一天，爸爸的合伙人卡斯特拉德先生突然回来，正好看到我们站在秤上。
“你们在干什么呢？”他问道。
幸福的时光就此戛然而止，爸爸和我重新戴上眼镜。
“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在称体重。”爸爸说。
卡斯特拉德先生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一头钻进玻璃隔板后面的办公室。那里有两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面对面摆放着，还有两把旋转椅。爸爸和卡斯特拉德先生就在那里办公、谈生意。
妈妈离开后，卡斯特拉德先生开始和爸爸一起工作。妈妈是美国人，在一家舞团跳舞，二十岁那年跟着舞团来到巴黎巡演，就这样认识了爸爸。结婚后，妈妈继续在巴黎的舞厅跳舞，比如帝国舞厅、塔巴兰舞厅还有阿罕布拉舞厅。我至今还保存着她所有演出的节目单。妈妈虽然身在法国，却一直思念着她的家乡，几年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爸爸答应她，等他处理完手头的“生意”，就去美国，一家团聚。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是这样告诉我的。然而，当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明白，妈妈的离开其实另有原因。
每个星期，我和爸爸都会分别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封四周印着红蓝相间的小斜条。
信的结尾，妈妈总是写着：
“卡特琳，我的宝贝，吻你。‘相’(想)你的妈妈。”
妈妈有时会写错字。
爸爸和我说起他的合伙人卡斯特拉德时，总是叫他“难缠鬼”。
“宝贝．我下午不能去学校接你了……我和‘难缠鬼’得工作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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