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集自传、政经评论和法律评论于一体的随笔集。作者陶景洲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是法国律师界第一位中国人、国际商会仲裁院第一位中国国家委员会代表和第一家境外驻华律师事务所的华人首席代表，是将欧莱雅、家乐福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引入中国的知名律师。

陶景洲，1982年初取得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公派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学习，1991年取得法国执业律师资格。自2018年起担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委员。目前还担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仲裁律师实务基金会（FIAA）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业务领域包括国际兼并收购、国际仲裁、税务计划、战略联盟及知识产权保护。曾以英文和法文撰写多本法律专著，包括《收购和兼并——中国的法律框架》（英文，合著）、《中国仲裁法律和实践》（英文）、《解决在华商事纠纷》（英文）、《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英文，合著）、《中国商事法律总论》（法文）、《当代中国法》（法文）等。

同学少年
1.乡村岁月
2.燕园的苦与乐
3.“去，是为了回来”
4.助力开放的点点滴滴
5.北京“双奥”之旅
6.《未名的七柒》画册序
7.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忧国忧民
1.你的钱呢？
2.老师，您在哪？
3.看淡G20
4.铁矿砂迷住了我的眼睛
5.买酒记
6.“3T”难题
7.三下美国
8.由房价和地下经济说开去
9.留住咱们自己的污染
10.国外的野鸡大学和国内大学的野鸡
11.万里长城和泰姬陵
12.学费何时了
13.“少年犯”乔布斯
14.再话中国企业“出海”
15.城市的灵魂
16.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功课为先
17.窗外即景
18.文物一定要留在中国吗？
毕竟法律人
1.可乐的事件
2.“绿坝”和“红线”
3.平等就好
4.重庆房产税合法吗？
5.河南的一锅粥——从诈骗368万元高速公路通行费案说开去
6.死刑难解
7.减少投资审批代价
8.维C反垄断败诉启示
9.中国并购未来展望
10.如何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11.应对光伏双反二三计
12.试点应当法制化
13.中国需要新型双边投资协定
14.行政放权倒逼商誉养成
15.国内纠纷国际化的启示

三十五年前第一本拙作
问世，那是在巴黎用法文编
纂出版的书；三十年前，我
又为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
道什么？”丛书用法文写了
一本《当代中国法律》的小
册子。其后，一直期望能有
时间用母语中文写一本随笔
集，但是，由于律师职业业
务的繁杂和洲际商务旅行的
繁多，一直未能如愿。
近二十年来，财经媒体
不少朋友时常让我就经济社
会中涉及法律的问题进行评
论，或者干脆为我开辟专栏
。当时答应去写，一是因为
盛情难却，二是希望未来能
够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集，找
一个出版社出版。
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各
位的帮助，特别是蒋浩先生
和杨玉洁女士的鼓励和鞭策
，以及他们在编辑过程中的
辛勤劳动，这个小集子得以
问世。本书汇集的文章不加
粉饰和修改，以保持文章问
世之时的原貌。
母校出版社能在我毕业
四十年的当下，出版这本小
书，无疑十分完美地圆了我
自己用中文出书的梦。
陶景洲
2022年6月于北京香江花
园

本书作为陶景洲先生的第一部中文随笔集，对全面了解大时代中陶先生别样的法律人生，从微观角度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程，具体了解投资、并购、知产、反垄断、跨国诉讼等法律服务和商务实践的细节具有独特的意义。

1 乡村岁月
我的祖籍是安徽阜南，出生在安徽亳州，小学时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安徽界首。在19岁之前，没有离开过皖北这个黄土地上的三角地带。现实里我所有关于家乡的童年记忆，和土地上从先秦到三国的传奇无关，契合的是时代的轨迹，无不打上了皖北那几个偏僻的小县城的烙印。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他头戴高帽的形象成为我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象。而我能得到的最好的学习机会，就是反反复复背诵那时候的畅销书——《毛主席语录》。我的记忆力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锻炼。
作为高中毕业生，我未来的职业选择是当兵、当工人或者下放到农村。由于当兵和当工人都是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的职业，1975年，我只能成为一名下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也实实在在地学会了不少农活，一天能挣到一毛多钱的工分。我是个挺容易知足的孩子，把一毛多钱的工分换算成各种实物后，那种感觉很得意。因为爸爸以前积攒的好人缘，我插队的生产队的乡里乡亲都对我很关照，他们看我这么一副瘦弱书生的样子，干起农活也不那么利索，索性就让我在大队里记工分，然后，每餐每顿就把我“摊派”到不同的农家吃饭。在计划经济下的农村，物质尤其贫乏，家里突然多了一双吃饭的筷子是很大的负担，而那些老乡们对我在他们各家各户里轮流搭伙所表示出来的宽容和欢迎，让我又感激又惭愧。虽然经济上困窘，但在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姐姐妹妹都宠着我，家里有肉都会省着给我吃；后来下乡，老乡们对我的照应也多，我也没吃什么大苦头。父辈老说是我命好，总有贵人为我担待着。
记得孩提时每逢过年，为了整洁好看，家里就会用糨糊在土墙上新糊一些报纸作为装饰，有时候也会奢侈地贴几张彩色的年画和有当时时代特征的宣传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水彩画，画中是一个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的少年在北京天安门前敬队礼。北京对当时的我而言太遥远了，最直观的感觉是那个少年把雪白的衬衣扎在蓝裤子里面的样子真好看。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是有一天我也能穿上这么清清爽爽的新衣裳，在蓝天之下佩戴着红领巾，脚下的白球鞋一尘不染地走在灰砖铺成的马路上。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从这座县城走出去，去遥远的首都，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
完全是人生的各种偶然使我从皖北的一个下乡知青变成一个北大的学子。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被正式录取的大学生。认真说起来，我参加高考是被爸爸妈妈强迫去的。在1975年年底到1977年年底下乡的那两年时间里，我很快就随遇而安地融入了当时的生活环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日子过得也挺滋润”。那时也有点儿小追求——我曾经满怀憧憬地去报名参军，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我那时的梦想。这个梦想破灭后，我也没有特别的沮丧。身边的同学陆续返城开始准备考试了，我的父母不得不严令我这个有点小聪明、但又似乎还没完全睡醒的孩子把通过高考当作我的最高人生目标。
作为母亲膝下唯一的儿子，妈妈一方面有着望子成龙的期盼，同时又不舍得我远游。所以，在我填写高考志愿表之后，她偷偷地把我的第一志愿从“北京大学”改为安徽大学，她希望借此木已成舟，搞个既定事实。不料一个熟人一句无心的提醒戳破了母亲这层窗户纸，我获悉后赶在卷宗送到省城之前，又把它改回了北大。
所以，在父母的眼里，我既乖巧、听话，又任性、固执。和天下所有的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一样，他们想把他们所有的人生智慧传递给我，让我少走弯路；而我又总觉得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思考能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就在父母严格而又温暖的家教下，一边冲撞着、又一边妥协着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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