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创造性地将农村“三变”理念和经验引入城市，率先探索推动“三变”改革向城市拓展，初步闯出了一条由农村到城市、城乡一同发力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市）民变股东”（即城乡“三变”）的改革新路子。这是新时代贵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不断探索中形成并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重要改革举措、改革经验和改革成果，是贵州继关岭县顶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湄潭县农村改革试验、毕节试验区建设、六盘水农村“三变”之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的贵州新方案，创造的贵州新经验，贡献的贵州新智慧。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勾画了从顶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贵阳城乡“三变”改革的逻辑，对贵阳市探索打造城乡利益联结共同体，通过建立“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新机制实施城乡“三变”改革的模式、举措、效果进行了初步总结，对相关改革的合法性、正确性、正义性及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深入推进城乡“三变”改革的基本思路、实施路径和对策措施。

第一篇 不断求索：从“包产到户”到农村“三变”
第一章 “顶云经验”：“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第一节 改革前夜的贵州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第二节 顶云的改革探索
第二章 湄潭试验区：撕开土地制度变迁的口子
第一节 一次初探改革的实践：金沙开展土地制度建设试点
第二节 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央建立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决定
第三节 轰轰烈烈的湄潭试验区
第三章 改革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第一节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
第二节 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第三节 推进市场体系建设
第四节 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第五节 城市改革的下半场：正视城乡二元结构
第四章 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鲜活的要素革命
第一节 农村改革后的现状
第二节 突出重围：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困扰
第三节 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的做法与成效
第二篇 新的征程：贵阳城乡“三变”改革
第五章 “三变”由农村进入城市
第一节 农村“三变”改革背后的逻辑
第二节 “三变”为何进城
第三节 “三变”的城市版本
第六章 城乡齐变天地宽
第一节 城市的应有能耐与困境
第二节 “三变”促进以城带乡
第三节 “三变”促进城乡融合
第七章 “三变”促万变
第一节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第二节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旧城改造
第三节 激发沉睡资源新动能
第四节 以“三变”促进社会治理
第三篇 路在何方：城乡“三变”改革的理论思考
第八章 城乡“三变”改革的法理依据
第一节 城乡“三变”改革的合法性
第二节 城乡“三变”改革的正确性
第三节 城乡“三变”改革的正义性
第九章 城乡“三变”改革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节 法制问题
第二节 道德风险
第三节 经营风险
第四节 自然风险
第五节 股权问题
第六节 社会问题
第十章 城乡“三变”改革的前路考量
第一节 改革拒走“回头路”
第二节 改革不能“绕道走”
第三节 改革必须抓落实
第四篇 前路漫漫：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十一章 城乡“三变”改革的主要效应与基本经验
第一节 主要效应
第二节 基本经验
第十二章 深入推进城乡“三变”改革的基本构想
第一节 基本思路
第二节 改革目标
第十三章 深入推进城乡“三变”改革的实施路径
第一节 从特殊到一般，逐步构建共同富裕新格局
第二节 先易后难，确保“三变”改革阻力最小成效最大
第三节 由点到面，扎实推进城乡“三变”改革
第四节 坚持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五节 坚持各司其职，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
第十四章 进一步促进城乡“三变”改革的对策
第一节 加快推进“资源变资产”
第二节 加快推进“资金变股金”
第三节 加快推进“市民（农民）变股东”
第四节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第五节 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
第六节 加强城乡要素流动
第七节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八节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本书全面生动记述了贵阳城乡三变改革的始末，讲述了由包产到户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持续成长空间的城乡“三变”，理顺了改革与制度变迁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城乡联动的视角做了初步探讨。2.城乡三变改革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系统性改革，其结果不仅可能撬动贵阳市的全面改革发展产生历史性“裂变”，还可为全国探路子并提供示范。

第一章 “顶云经验”：“阳关道”和“独木桥”
之争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
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仅仅填饱肚子而已，一遇到灾年荒年，连吃饭都成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悄悄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与小岗村的改革一样，顶云公社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实践。顶云的改革并非凭空出现，其产生和发展既有历史机遇，也有历史主体的主动选择。实际上，它根源于广大群众为了吃饱饭的基本需求和一场思想解放大潮的同频共振。在人心思变的大趋势下，许许多多干部群众敢于突破制度桎梏，在变革中求得命运的改变，实现了人民选择和政治承认的契合，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大逻辑。
第一节?改革前夜的贵州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改革前夜的贵州
贵州地处祖国的大西南，资源丰富，其中许多资源储量排在全国前列；民族众多，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广阔。
1949年前，贵州长期处于交通闭塞、封闭落后的状态，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4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只有11.2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a。这是一个曾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省。
1949年后，贵州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中央对贵州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从1958年到1978年的21年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经过“三线”建设，贵州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为贵州打下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但总的来说，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1978年前的几年里，由于全省上下对省情认识不足，缺乏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精神，照搬照套全国的一些口号和指标，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要求过急，超过了地方财力、物力的负担，使本来就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严重妨碍了投资效益的提高，致使贵州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建设、流通领域中效益差的状况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城市公共事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农村贫困面继续扩大。在生产组织层面，“一大二公”的体制使得生产者缺乏必要的正向激励，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并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各方面问题的长期积累，使社会生产力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压得贵州喘不过气来。
“穷则思变”。贵州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作出改变。于是，一场发端于农村的改革悄然提上了日程。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其中思想解放在改革发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6年，全国范围内人心思变，百业待举，社会各个领域都孕育着重新焕发生机的萌芽。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际上，拨乱反正也面临着“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阻碍。这种持续状况越来越遭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反对，社会孕育着冲决罗网的爆发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
这个时候，党内外有了拨乱反正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1978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阐述，真理检验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实践检验，理论不能进行自证和自洽。经过国内重要媒体的转载，这篇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大多认可文章所提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人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并进行了指责。
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顶云公社的改革就已经在当年的3月“悄悄地”展开了。1978年9—10月，中共贵州省委正在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为了参加中央会议，事先到黔西南等地农村进行了调研，希望掌握相关情况，通过调研把农村的问题向中央汇报。回贵阳途中，他在关岭县听取了县委汇报。县委试探性地汇报了该县顶云公社实行定产到组效果很好的情况，引起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的关注。在关岭进行了初步调查了解后，他表示可以试验，并要求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会议的参考。他回贵阳后就召开了两天省委常委会，向常委会汇报了顶云公社情况。11月11日，《贵州日报》就对顶云公社的做法做了报道。这一报道在贵州历史上开启了顶云改革的大幕。但省委高层的某些领导同志，却不能理解这个改革的意义。其时，省委常委会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意见。据《贵州日报》的老编辑回忆，实际上，这篇报道未经请示省委就编发了。但是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会议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顶云搞“包干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