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尼古拉斯·戴利追踪了19世纪人口大爆炸的文化影响。随着拥挤的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相继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一套针对城市生活的、共享的叙事图景在城市居民之间广为流传，包括对城市灾难的幻想、关于犯罪的影视剧以及匪夷所思的公共交通故事，这一切都折射出一种所谓“他人即地狱”的想象情景。在视觉艺术中，偏向于感性的图片开始大量出现，将城市大众浓缩成了少数弱势角色：报童和花童。在19世纪末，甚至出现了认为这座庞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破坏者的原生态故事。

尼古拉斯·戴利，都柏林大学英语、戏剧和电影学院现代英美文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主义、浪漫与世纪末》（1999）、《文学、技术与现代性》（2004）、《19世纪60年代的感性与现代性》（2009）等。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火山之下：大规模毁
第二章 处处可见的街道：法国通俗剧和英语本地化
第三章 幽灵来到城镇：闹鬼的城市
第四章 大众时代的识读狂热
第五章 毛皮和羽毛：“人类世”时代的动物和城市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杂糅与跨界：这样的
文学评论有“一套”
本辑丛书，从确立选
题到翻译审校，经年轮更
替和时势变化，就要面世
了。付梓之际，有些话想
要说一说。
一
或许是当读年月缺书
甚至无书可读染上了阅读
饥不择食症，或许是大学
后期抢座阅览室形成了阅
读狼吞虎咽的陋习，或许
是求学过程中广泛涉猎养
成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偏向
，每每遇到内容杂富、视
角多维、述论复调、方法
跨界、见解独特的读物，
都会产生一种必欲厘清的
冲动，恋恋不舍的情愫。
细究起来，这种遇杂而珍
、向杂而趋、融杂而合不
只是个人的阅读偏好和价
值取向，也不仅是学科发
展走向繁荣之途，还有着
更为普遍的客观依持，存
在于自然世界的演化过程
，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点
到面、从聚到散、从低到
高、从单一到复杂的嬗变
过程，尤其是贯穿于文化
产生、传布、交汇、融合
的全过程。
自然界中生命体的存
活和延续是这样的，因杂
生、杂处、杂交而生万物
。动物繁衍需要异性相交
，种群存活和扩大既需要
不同类别同处一域之间的
共生共荣或相生相克，又
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和
地貌环境。树木因杂居连
片而成森林，森林因不同
种类相互交杂而得以丰盈
。花类植物因相互授粉而
繁茂自己且滋生新种，又
因单性繁殖而逐渐走向衰
亡。即使是稻谷，也只有
杂交才可以达到如科学家
袁隆平团队培植的那样高
产量。
人类从自非洲大陆的
迁徙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和交攻，或和平共处，
或冲突伐杀，或彼此融通
。正是异族和异类之间的
竞争、冲突、妥协、共存
、融通所形成的持久张力
，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演
进、发展、繁荣和壮大。
从中到外，这样的例子实
在很多。
中华文化所以能延续
五千余年而不断、不衰、
不霸、不淫，可以从其不
断融合民族文化之流、一
贯持守融合等核心观念并
由此指引其发展过程里找
到答案。起源于中原大地
和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化
，在逐渐融积成中华文化
的过程中，因其聚集人类
观念精华的内核、融汇开
放的基因和广采博纳的胸
怀，不断吸纳来自中华大
家庭几十个民族的文化元
素。自汉以降，更是不间
断地吸收来自东西方异域
文化中的优秀异质，无论
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还是
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无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还是自由民主的人文精
神，只要有益，都可“拿
来”，终至蔚为大观。举
隅其中观念数项，或可知
其一二。天人合一，万物
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的哲学观念；仁政以
施、民贵君轻、水载舟亦
覆舟的政治观念；仁者爱
人，各得其美、美美与共
的人际共同体观念；尊老
爱幼、孝悌友朋的伦理观
念；独善兼济、先忧后乐
、内外兼修的人格观念；
等等—综观这些观念，贯
穿其中的一点就是存异和
容杂。正是这种不拒异道
的各种城市病，如环境与
卫生状况恶化导致疾病流
行，失业严重引起犯罪猖
獗；另一面则是因人口增
长而出现的物质消费与精
神消费的兴旺，比如出版
业的繁荣，文学市场中鬼
故事、侦探小说的走红，
犯罪书写及其舞台表演，
以《庞贝城的末日》为题
材的灾难描写跨越了通俗
表演、歌剧、诗歌、散文
、小说和戏剧的类型界限
，以“多模态”形式呈现，
供观众和读者消费。作者
还用了一章篇幅来介绍畜
禽和野生动物在城市化和
人口猛增过程中遭受的苦
难和灾难，具体列举了它
们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
悲惨遭遇。作者最后引用
了威尔斯的《时间机器》
和《世界大战》的内容来
警醒疯狂增长的人类及其
欲望，认为这些才是人类
毁灭自身的力量。“无论
人类的数量增加多少，我
们居住的地球毕竟不是以
人类为中心；其他物种，
也许是新物种，在我们消
亡之后会拥有这个星球…
…”（193）
《鬼魂目击者、侦探
和唯灵论者》在超自然书
写上与《人口想象与十九
世纪城市》中第三章关于
鬼故事的内容形成互证，
而在理论视角上又与《维
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
想象》形成呼应；如上述
，后者采用的是热力学定
律视角，而该书用的是光
学及其相关视觉理论的参
照，但也涉及哲学。随着
托马斯·杨的光波动理论
及詹姆斯·麦克斯韦的电
磁学理论被广泛接受，维
多利亚人对超自然现象提
出了众说纷纭的解释和各
种质疑，鬼故事（哥特小
说）就应运而兴，畅行一
时，爱伦·坡也首创了侦
探小说，呼应这一时期广
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本书
作者选取几个在当时争论
不休的问题作为导入：鬼
魂存在吗？若存在，是怎
么形成的？有人看见吗？
眼见是否为实？以寻找鬼
魂为线索的侦探小说有什
么语言特征？围绕这些问
题，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十
三章。第一部分从司各特
的鬼故事《有挂毯的房间
》入手，围绕鬼魂是否存
在的争论，引用卡莱尔、
罗斯金等人的观点，从心
灵光学和生理光学角度去
探讨鬼魂生成的心理成因
，讨论外视觉与内视觉之
间、古老信仰与现代怀疑
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
解读这一时期的鬼故事，
要从光学原理和心灵感应
，也就是外视觉与内视觉
的结合上去进

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英国、法国、美国的核心都市，切身体验19世纪人口大爆炸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关于火山爆发的灾难叙事，到将都市想象成一个破坏者的原生态情境，再到繁荣的都市对各类动物造成的伤害，尼古拉斯·戴利在书中展示了19世纪的欧美城市文化在人口增长压力下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不仅适合人口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专业读者，也适合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的社会巨变感兴趣的读者。

戴利的研究非常值得
称道，在其笔下，读者们
可以通过英国、法国和美
国的不同文化视角，拥抱
漫长的19世纪……本书关
于“人口想象”背景下的各
色人物形象的阐发，以及
基于文化文本的比较研究
，也是对19世纪的各种物
质和审美文化的一种适宜
参与。
——凯瑟琳·莫里斯 英
国文学与科学学会评论

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现代文化中出现了“人口想象”。换句话说，本书所关注的多模态叙事和大众形象，出现在人口革命中：突然间，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非常熟悉19世纪人口变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城市化。早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于该年举行），英国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主要城镇及其近郊”。1861年人口普查报告的序言指出：“虽然仍保有其乡村……英国已经具有城市人口占优势的特征。”到了19世纪末，法国、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城市人口也超过了各自的农村人口。但是，除了这一被大量引用的历史转变，人口层面上也发生了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即一次名副其实的人口革命。医学、卫生、交通、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带来的繁荣，促使人口急剧增加。在欧洲各地，人的寿命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在法国，如果出生在1800年，你活到二十八岁以上，就超过了平均水平；但若出生在1910年，你很有可能活到五十岁。在英国，从1800年到1910年，平均寿命从大约三十六岁提高到五十三岁。（长寿的维多利亚女王，虽然生于1819年，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婴儿的高死亡率使这些数据有些水分，但那整个世纪的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大多数人的人生变得更长、更容易预测。正如迈克尔·安德森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再担心自己会因突发的、不可预知的事件而大规模死亡。”当然，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似乎使人类社会回到了古代。但是，这只是人口增长过程中的短暂中断。
这种人口革命通常被社会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轻描淡写为“人口转变”。从长远来看，它涉及欧洲与北美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较小的家庭规模）和低死亡率（长寿）的转变。但是，整个19世纪，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直线下降，这意味着人口爆炸：不仅仅是城镇居民增多，实际上就是人多了。在英国，这个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错误地想象其乡村人口日渐稀少。理查德·塞内特唤起了人们的担忧：伦敦人口暴涨的必然结果是“大片荒凉的田地和无数破败的村庄”。事实上，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所增长，虽然没有城市那般惊人的增长速度。1901年，英国仍有超过700万的农村居民，大致相当于1801年的英国农村居民人数。农村看似人烟稀少，这只是因为城镇增长过于迅速。1801年，伦敦居民不到100万，到了1901年，其居民人数达到450万（大伦敦都会区的人口为650万），而英国总人口从880万增长到3200万以上。尽管法国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从2900万增至3800万（众所周知，法国是较早进行生育管制的国家），而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从1801年的54万多，飙升至1851年的100万，到了20世纪初达到约270万。当时各国总人口一直在增长，间或大规模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取代农村生活就成了常态。在欧洲，英国一马当先，其人口总量几乎翻了两番。整个19世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德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到原来的三倍。（爱尔兰人口因饥荒和大规模移民锐减，在人口普遍呈上升趋势之时，这明显是个例外。）20世纪初，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被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视为“统计事实”以支撑其所谓“大众的反叛”。
事实是这样的：从公元6世纪开始到1800年，也就是说，在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总人口没有超过1.8亿。而从1800年到1914年，仅一个多世纪，欧洲的人口就从1.8亿增加到4.6亿！……历经三代人，便扩展成一个如此巨大的人类群体，像一股洪流般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奔涌、泛滥。
虽然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百多年欧洲的人口变化是从1.88亿增加到4.58亿，但这种巨大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几乎有250%的增长。我们无须深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对大众社会的令人沮丧的分析，而应该认识到他指出的是意义深远的人口变化，这一变化的方式同法国革命或工业革命一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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