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是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早期短篇小说集，收入作者1947年至1950年发表的作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德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摧残和欺骗，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肉体和精神上无法抹去的创伤。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当代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战后德国最重要、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科隆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学毕业后在波恩的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古典哲学，不久即被征召入伍，经历了六年的战争生活。伯尔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并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数月，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战后，他一边当木匠和统计员，一边继续在科隆大学深造，并开始发表作品。
伯尔的早期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表达他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如《火车正点》《亚当，你到过哪儿？》及不少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后，他的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批判和揭露社会的不公，他也因此被称为“德国文学的良心”。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一声没吭》《无主之家》《小丑之见》《莱尼和他们》《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和《保护网下》等。
伯尔曾获包括毕希纳奖和诺贝尔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并担任国际笔会主席数年。

在桥上
长发朋友
飞刀艺人
站起来，站起来吧
在敖德萨那时候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在裴多茨基喝酒
我们的好勒妮，我们的老勒妮
孩子也是平民
游乐场
在桥边
告别
消息
在X城的停留
与德吕恩的重逢
取餐兵
在林荫道上重逢
在黑暗中
我们扫帚匠
我的昂贵的腿
洛恩格林之死
生意就是生意
咬钩
我的悲哀的面孔
献给玛利亚的蜡烛
译后记

本书收入伯尔的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作品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普通士兵作为炮灰充满痛苦、恐惧、血腥、空虚而又饱受良心困扰的境况。一个个年轻生命被战争摧毁。伯尔也写了战后回到故国的退伍士兵，他们衣衫褴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有的身患残疾，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他们沮丧、绝望。
这些作品虽篇幅短小，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堪称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

海因里希·伯尔是德国
战后文学的杰出代表，他
于1951年获“四七社”文学
奖、1967年获得毕希纳
文学奖、1972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伯尔是德国“
废墟文学”的旗手，被称
为“德国的良心”。
伯尔1917年出生于德
国科隆，一座“因哥特式
大教堂闻名”，却同时又
是世界上拥有罗马教堂最
多的城市。伯尔出生在一
个天主教家庭，“在世界
大战中饥馑最严重的年头
”，他作为家中的第八个
孩子来到了这个兵荒马乱
的世界。学生时代，伯尔
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拒绝
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学生
之一，除了自身信仰的原
因，也因为“我不喜欢他
们的制服，而且我对行军
也不感兴趣”。1937年，
伯尔中学毕业，来到波恩
的莱姆佩茨书店当了一名
学徒，并开始尝试文学创
作。1939年夏天，伯尔
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
文学，可惜数月之后他便
被征召入伍，不得不中断
了学业。伯尔参军上了战
场，辗转法国、罗马尼亚
、匈牙利等地，亲身经残
酷的战争。1945年战争
结束，伯尔由战俘营回到
家乡科隆，在从事了几份
短暂的工作以后，最终成
为一名自由作家。
伯尔的文学之路是从
短篇小说开始的，他试图
通过这种文体来为战后的
德国社会寻找一种“赖以
生存的语言”，在他看来
，当时政界的语言空洞无
物，教会无能为力，文学
肩负着重建生活的责任。
伯尔认为文学作品不
能仅仅成为一个内行间的
游戏，文学应该面向所有
人，对此他曾经有过一个
精彩的说法：“教堂落成
，举行庆典，不是通过这
一典礼将教堂关闭，而是
将其开放，对所有人开放
。”他曾要求家里的孩子
和保姆阅读福克纳和卡夫
卡，因为在他看来，这些
作品并非为内行人而写，
“难以理解’是相对的，格
林的童话也很难理解。”
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观时
，伯尔将其称之为“人道
美学”：道德和美学是完
全一致的、密不可分的，
“文学是人道的最低纲领”
。简而言之，道德与审美
应当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
就容易理解为何伯尔会成
为“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
。在《“废墟文学”自白》
一文中，伯尔坦率而详尽
地解释了何为“废墟文学”
，以及为何要写“废墟文
学”：当你从战争中返回
，置身于废墟之中，而你
内心又无法说服自己蒙住
双眼假装身处田园牧歌之
中，那么你能写的不可能
是除了废墟文学之外的东
西。
这本《流浪人，你若
到斯巴……》(1950)是他
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收录了伯尔1947年至
1950年期间创作的二十
五篇短篇小说，主要内容
如伯尔所说的那样，“写
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
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
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
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
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
、回乡文学、废墟文学。
”
在这些作品中，初出
茅庐的伯尔显示了非常宝
贵的叙述能力和对短篇小
说这种文体的掌控能力。
与其说这得益于伯尔的文
学天赋，不如说这是来自
真实的体验。正如赫尔曼
·科思腾(Hermann
Kesten)所言，伯尔“描绘
了联邦德国中与他同时代
的人。他说着他们的语言
，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像在
为他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
《消息》(Die
Botschaft)是伯尔最早创
作的作品之一，完成于
1947年，最早发表在《
旋转木马》(Karussel)杂
志。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从
战场归来，要给战友的妻
子送去战友阵亡的消息，
在这项艰难“任务”的背后
，伯尔写出了幸存者和未
亡人对战死者无尽的悲伤
和无力感，主人公后来意
识到“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了，只要还有它带来的伤
口在流血，战争就永远结
束不了”。这句话像是伯
尔这部作品集的创作纲要
：每一篇短文都是一个流
血的伤口，“都为我们写
下一章希特勒时代的历史
”。
伯尔认为，善于观察
的眼睛是作家必备的工具
，作家应当有足够好的眼
力。他本人便是如此，他
的眼睛犹如一台高速摄像
机，仔细地捕捉事物罕为
人知的细节，再用一种清
晰慢镜头的方式呈现给读
者。在他的笔下，战争极
其残酷，然而他极少直接
描述战争场面，战争只是
他作品里暗色的背景，无
时无刻地投射着巨大的阴
影，战争的残酷性被他用
细节不露声色地讲述出来
，让人不寒而栗。比如，
《在林荫道上重逢》
(Wiedersehen in der
Allee)里有一处看似轻描
淡写的闲笔，却着实让人
惊出一身冷汗来：主人公
用战友的须后水好好地洗
了洗手，而所谓的须后水
竟是“装在铁皮罐里的咖
啡渣”。这是无法在书斋
里臆想出来的，这是踏上
过真正战场才能知晓的细
节。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
，伯尔的叙述让我的内心
一直处于焦灼和不安的状
态，他冷静、节制、精确
的叙述里蕴含着巨大的张
力，他笔下的小人物及其
被时代裹挟的命运每每让
人心生感慨和庆幸。这些
伯尔早期的短篇小说作品
让我想起战地摄影师罗伯
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
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
你离得不够近。”它们足
够好，因为他离得足够近
，近到你能够感受到战争
狰狞的味道。我把译文中
的一些片段读给刚上小学
的儿子听，他听完之

在桥上
我要给您讲的故事其实完全没有内容，也许它根本算不上一个故事，但是我必须得讲给您听。这故事在十年前开了个头，几天前，它有了结尾……
就在几天前，我们乘火车驶过了那座桥，它以前既坚固又宽阔，它像诸多纪念碑上俾斯麦的胸脯一样坚硬，也和工作守则一样不可动摇；它横跨莱茵河，由很多个结实的桥墩支撑着，是一座宽阔的四轨桥，以前我每周都会有三次乘坐同一班火车过这座桥：周一、周三和周六。我那时候是帝国猎犬协会的一名职员；一个卑微的职位，相当于专门送文件的信差。我对狗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我们协会的总部设在柯尼希城，在格吕德海姆有一个分会，每周我要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往返三次。我到那儿取紧急函件、钱和“未决案件”。案件材料装在一个黄色的大文件夹里。我从来不知道文件夹里装的什么，我不过是个信使罢了……
早上我从家里直奔火车站，坐八点的火车去格吕德海姆。车程要四十五分钟。那时候，每次过桥我都很害怕。了解技术的熟人们向我保证过这桥具有多重的承载能力，但是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就是害怕：光是铁轨和桥的连接就能引发我的恐惧；我诚实地承认这一点。我们那段莱茵河非常宽。每次感觉到桥的轻微晃动，我的心里都会泛起微小的恐惧，而这种可怕的晃动要持续六百米；当火车再次到达铁路路堤的时候，才终于传来车轮轧过轨道接口时发出的那种低沉而令人安心的咔嚓声，接着就能看到小果园，很多小果园——终于，在快到卡伦卡滕站的时候，能看到一座房子：它吸引了我全部的目光。这座房子直接建在土地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房子的外墙是淡红色的，非常干净，窗户的边框和所有的基座则是与之相别的深褐色。房子有两层，二层有三个窗户，一层则有两个窗户，沿着一个三级的露天台阶拾级而上便是居中的大门。只要不是大雨天，每次都有一个孩子坐在台阶上看着火车，一个九岁或者十岁大的小女孩，很瘦，怀里抱着一个干净的大娃娃，一点也不开心。每次我几乎盯着女孩看的时候，目光都会扫到左边的那扇窗户，每次都能看见窗户后面有一个女人，旁边放着一只清洁桶，而她手里拿着抹布，正费劲地弯着腰在那儿做清洁。每次都是这样，即使雨下得非常非常大，即使台阶上并没有一个孩子坐在那儿。我总是看见这个女人：她有着细细的脖子，这让我把她认作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抹布来回地动着，这是做清洁时的典型动作。我常常打算看一看那屋子里的家具或者窗帘，但我的目光被这个一直在做清洁的瘦削女人吸引，每当我想起来要看的时候，火车就已经开过去了。周一、周三和周六，每次都差不多是八点十分，因为那时候的火车准时得可怕。每当火车开过，只够我看一眼这座房子的背面，那儿是锁住的，干净、无声。
我当然会琢磨这个女人和这座房子。这列火车沿途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怎么感兴趣。卡伦卡滕——布罗德考滕——苏伦海姆——格吕德海姆，这些站都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的思绪一直围绕着那座房子。我想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一周要做三次清洁。这座房子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多容易弄脏的地方；看上去也没有太多的客人进进出出。这房子看上去几乎是冷冰冰的，虽然它很干净。这是一座干净但不怎么友好的房子。
但是，每当我坐十一点的火车从格吕德海姆往回返，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可以从卡伦卡滕站后面看到这座房子的背面，这个女人在最右边那个窗户那儿擦窗玻璃。奇怪的是，周一和周六她会出现在最右边的窗户，周三则是中间的那个窗户。她手里拿着擦窗户的皮抹布，在那儿擦了又擦。她头上系着一块暗红色的头巾。回程的路上我从来看不到那个小女孩，这会儿差不多接近正午了——马上十二点钟了，因为那时候的火车准时得可怕——房子的正面是锁住的，很安静。
虽然我在这个故事里只想描述我的真实所见，但还是允许我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推断：大概三个月以后，我推测这个女人周二、周四和周五是在擦其他窗户的玻璃。这种推测虽然没有太多依据，但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有时候，从快到卡伦卡滕站开始，直到抵达格吕德海姆站的一路上，我都在苦思冥想，这两层楼的其他窗户都是在哪天的上午或者下午擦的。没错——我安心地坐下来，写下一份清洁计划。我试着根据我在三个上午所观察到的情况，整理出剩余三天里的下午或者全天的清洁安排。因为我有一个奇怪的执念：这个女人一直在做清洁。我从未看过她别的样子：她总是弯着腰，很费劲地弯着腰，以至于我觉得都能听见她的喘息声——八点十分；拿着皮抹布勤奋地擦着，以至于我觉得常常能看见她紧闭嘴唇中露出的舌尖——接近十二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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