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关于文献、图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逐渐兴盛和以“书籍史”视角对中国古代文献图书史研究成为海外汉学的热点，本书通过梳理、解释本土学术中自成系统的文献、图书研究的“内在理路”及其强大惯性，在引入外来新方法、新视角所发生的观念上的歧异和实践中的困惑，从而从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献做概括式的总论；以专题研究为线索，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总序
前言
绪论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一、传统文献研究的属性与“文献史”研究
二、“书籍史”的核心意义与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
三、中国文献书籍史的问题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第一章 传统与特质
一、问题回顾与反思
二、连续性
三、稳定性
四、精英性
第二章 形制与意义
一、书籍形制进化的动因与文献承载、传播和阅读
二、物质与形式是否影响内容：书籍形制与文献文本
三、文献的物质性与文献生产
第三章 存亡与理势
一、内容决定一切
二、形制影响存亡
三、偶然与必然
四、馀论
第四章 商业出版与社会变革
一、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水平
二、明代的知识商品化及其性质
三、个案研究：明代“日用类书”的性质、内涵与社会功能
四、商业出版与教育普及
五、总结
第五章 文字、书面语、文献语言与文化共同体
一、汉字书写的文化作用及其悖论
二、汉字特性的因与果：书写的兴起及其文化征服
三、书面语、经典文学与早期文化共同体
四、文献共同语：中国“第二语言”及东亚“文化语言”
征引文献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
”项目在提出问题并着手
研究伊始，即由全体研究
者共同确立了一个基本原
则：此一历史课题的研究
既不采取概论通史的论述
方式，也不拘泥于线性的
时间顺序，而是以问题为
中心展开专门的探讨，旨
在通过对诸多重大问题的
深入考察，揭示中国古代
文献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丰
富意义。根据这一原则，
本人承乏撰述的第一卷既
非全体研究的总论，更非
各卷内容的总括介绍，同
样也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专
论。毫无疑问，也正是在
这样一种原则规范的前提
下，本人才有胆量作此首
章，因为我只需要发表一
些个人的心得，而不必要
（当然也不可能）弥纶群
言、折衷是非。
尽管第一卷所讨论的
问题较为宏观，但实事求
是地说，全书的内容恐怕
当不起目前的标题：“中
同古代文献：历史、社会
与文化”。之所以会最终
选定这样的题目，主要出
于两个原因：一是列为整
部丛书的首卷，且论题较
大而与各个专论有所不同
，需要有所区分；二是同
时强调个人的一种思考，
文献文化史研究就是将观
照视野从文献本身的文本
内容挣脱开去，在研究其
作为一种人为创造成果的
历史过程的同时，探求其
社会文化意义。以此，如
果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
词语用以概括的话，这样
一种略嫌空泛却不失标揭
作用的标题，或许也无妨
是一种选择。
个人以为，中国古代
文献文化史研究首先要回
答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
么需要用文献文化史取代
文献史及文献各分支的专
门史，第二是为什么必须
将“书籍”扩大至“文献”。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
的发展问题，与西方新文
化史所以兴起、书籍史为
什么取代旧有研究相类似
。从“百年以后论其升降’’
的学术史来说，胡适在近
百年以前曾指…“专史”有
待拓进，“专史云者，积
累既多，系统既明，乃有
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
之所能勉者，择文化史之
一部分，或以类别，或以
时分，著为专史”，“此则
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于
后来者矣”。不用说，百
多年来“专史”的发展远远
超过了胡适可能的预估，
就文献一端而言，目录、
版本、校勘、存佚、流通
、典藏等专门领域，均各
有史。但百年以后也可以
发现：各种专史如砖瓦遍
地，却不见楼台一寸；集
合诸端之概论，问或有之
，融合文献与社会文化为
一炉之“整体史”，则尚无
作者。显然，如果说文献
文化史是一种纠弊或革新
的学术新探索，其内容就
是尝试成为关于文献的整
体史。第二个问题则是中
国语境中所独有的问题：
“书籍”与“文献”不仅仅是
简单的名词概念上的内涵
外延的不同，而且反映出
某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在
古代中国，社会意义而不
仅仅是文本、物质意义上
的“书籍”恐怕到明代中期
才趋于完整，而全部意义
上的“文献”则自书写产生
以后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
今，并且能够完美地包涵
“书籍”。假如这一显著的
文化特性被有意地忽略，
也就是在研究整体史的过
程中单纯注重“书籍”而不
扩大至“文献”，则无异于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010年我曾围绕以上两
个首要问题撰写并发表了
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对
西方书籍史的各种趋向的
综述深度或有不足，但对
中国本土研究过分偏重于
各专门史的弊端的批评，
以及关于将“书籍史’’扩大
为“文献文化史”的呼吁，
至今似仍不乏意义。此次
将该文进行增订修改后列
为本卷绪论，对上述首要
问题作出回答以引起全书
，同时也再一次予以强调
，因为近十年以来这两个
问题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
人们过多的注意。
“历史”是本卷首先考
虑并着重加以讨论的内容
，分三章对三个问题进行
了综合的思考，即：如何
探明中国文献传统的特色
，怎样分析、评价文献形
制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
认识文献历史过程中的存
亡机制。在一般印象中，
如此闳重紧要的问题不仅
一定会有繁富的讨论，而
且势必已经达成某种共识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对
待文献传统，本土学者往
往以顶礼膜拜之信仰代替
分析、比较之实证，他们
对此一传统的总体评价或
甚到位，而对其历史独特
性特别是比较视野下中西
文献传统不同特色的具体
揭示，却基本付之阙如。
当然，评价是很重要的，
文化研究者都免不了进行
文化评价，但任何评价都
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
础之上，需要首先解决事
实真假和推论对错；如果
总是囿于“民族中心主义”
而不得不“纵目放心”，抛
却对历史过程的实证，评
价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我看来，“形制与意
义”是西方书籍史研究中
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趋向。
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第
一，从“新书志学”（New
Bibliography）到麦肯锡（
Donald Francis McKenzie
）“文本社会
学”（Sociology of Texts
）再到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罗
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极富成效的
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了
关注文本生产过程、物质
载体、呈现形式和历史、
文化情境中接受者的重要
性，并已阐释出其中蕴藏
的丰富意义。第二，这一
视角在极大程度上更契合
于观照由“书籍”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