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通过16篇人物故事，重点反映沙河街道辖区数千名归国华侨在侨居他国的风雨历程、回国之路的艰辛、回国后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情况。这些归国华侨大多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回到国内，主要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印度等侨居国，也有少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末回国的越南难侨，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全省28个华侨农场来到深圳华侨城的各企业工作，为沙河地区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安抵祖国
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
华侨城里说归侨
与特区一起成长
月是故乡明
大雁归来
“共产党，就是你今后的靠山”
从电机工程师到纸包装专家
等不到相见
夫妻双双把家还
游子的深情
一对特殊的婆媳
我等了你30年
失去的家园
蹚过这条河
难忘的回忆
附录
沙河街道历史沿革
沙河街道成功创建优秀“侨胞之家”
后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喜闻沙
河街道主编的《风雨归乡人
——深圳沙河归国华侨纪实
》正式出版，这是一件令人
振奋的大好事，值得庆贺。
于1985年11月11日成立
的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
部（现为华侨城集团）位于
深圳湾畔的沙河街道辖区，
依山面海，著名的深南大道
贯穿其中，拥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条件。集团从成立之初
定位的“新时期侨务工作的
窗口和基地”到1990年代中
期集中发展家电、旅游和房
地产等几个优势重点产业，
再到2009年主营业务的整
体上市，一路披荆斩棘、历
经艰辛，有汗水，也有泪水
，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上
述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华
侨城集团一向秉承“在花园
中建城市”的理念进行开发
建设，沙河华侨城片区在很
长时间里都是深圳城市建设
的典范和样本；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客户至上和科技领
先原则，培育出了华侨城地
产、旅游、酒店等产业，以
及康佳集团、锦绣中华、世
界之窗、欢乐谷等一批人们
耳熟能详的著名企业和知名
品牌，是深圳市综合实力最
强的企业集团之一。
华侨城之所以能取得以
上成绩，广大归侨侨眷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
，在深圳市侨联、南山区侨
联、沙河街道党工委和华侨
城集团侨联的支持帮助下，
邹丹女士走进这一普通而又
特殊的群体中，将他们独特
的人生故事书写出来，意义
非凡。在这一群体身上，我
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
的深切关怀之情，也看到了
广大归侨侨眷浓浓的爱国情
怀，他们为深圳的改革开放
事业、为华侨城集团的建设
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
水，他们深爱深圳这片热土
，这是他们的根。
感谢撰稿人，用文字表
达、记录下这一切，16篇文
章不多，但把沙河华侨城归
侨群体形象有血有肉地塑造
出来了，这既是对他们最好
的心灵慰藉，也将给他人带
来启迪。应撰稿人的邀请，
我很乐意为本书作序，主要
是因为近20年的华侨城工作
经历，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深厚
的情感印记，书中所写的这
些归侨都曾经是我的同事，
我了解他们，感谢他们，并
在此深深地祝福他们！
不忘来时路，不忘先行
者！
2021年4月29日

采访是辛苦的，需要多方求证、寻找资料、阅读相关书籍。本书作者与采访人像朋友一样深入地沟通与交流，需要作者对采访人进行全方位的、细微的观察，需要他们敞开心扉，说出隐藏在内心的话。有些故事的主人公，与他们接触八九次，才最终完成采访；有些刚开始只愿意泛泛而谈，谈话有所保留；有些因年事已高，已不记得几十年前的往事。

我想，这本书是需要有
一篇“后记”的，因为有太多
的东西需要交代。首先，本
文所录的16篇文章均是以“
第三人称”写成，作者一直
隐身其问。其实这样的文体
并不好写，但为了客观真实
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者最
后选择了这样的叙述方式。
另外一个问题，读者也许会
问，为何只选取了这十几名
归侨人物进行描述？是不是
不太全面？会不会有遗漏？
答案是肯定的。肯定会有遗
漏。这也是令采访人非常遗
憾的一件事。
我从来未想到自己会有
这样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会与沙河街道的“归国华
侨”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打交
道。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
就从两张“安抵祖国”的船票
开始，看看里面有什么动人
的故事，但随着采访的不断
深入，接触不同的归侨，慢
慢产生了新的思考。在跟市
区作协有关领导进行汇报后
，他们认为沙河这个归侨群
体确实值得书写，这让我受
到很大的鼓舞。后来，我又
把想法向当时街道的党工委
书记李威同志进行了汇报，
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
对居住在街道的归侨进行了
统计和梳理，确定了三个采
访原则：一是所采访的归侨
应有在沙河辖区工作的经历
；二是尽量能采访不同国家
的归侨；三是采访不同岗位
的归侨。采访还得到了华侨
城集团侨联、中新街社区、
光华街社区、华夏街社区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当然更多
的是来自归侨们的配合，他
们都很热心，尽力地满足我
的采访要求。在此深表谢意
！
波折是难免的，主要是
自己的原因。首先是时间问
题。因为平常要工作，只能
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问。其次
就是创作方面有些力不从心
。毕竟自己没有那样的人生
体验，不能虚构，不能掺水
，甚至不能有太多的文学想
象。而又要求作品有较强的
可读性，难度就产生了，曾
经想过放弃。但这些人生故
事实在是太珍贵了，他们吸
引着我，我想如果不记录下
来，未免太可惜了。我不断
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既
然让我碰上了，就坚持吧，
看看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
结果。这是一次无法预见未
来的写作，我怕自己陷入太
深，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
陷入”了。
我有时想，也许这一切
早已注定。
我对“南洋”这个词留下
深刻印象最早可追溯在18岁
那年，我的父亲给刚参加完
高考的我讲了一个故事。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长
沙女子中学有一位教国文的
老师是本村的一位爷爷，他
有一位叫“刘时芝”的女学生
，才华横溢，后来远嫁到了
南洋。1942年她回乡探母
，正欲回去，传来了惊天噩
耗：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被
炸死在“金马寺”车站。我后
来一直想寻找这个车站，它
到底属于东南亚的哪个国家
？终是没有查到。曾经的家
已经不存在了，刘时芝想死
没死成，最后到我老家停留
了半年时间，写下了一首我
认为堪称为佳作的诗：“朝
阳红劝桃花醉，宿雨寒禁柳
絮狂。日夜资江流向北，柔
波不抵别愁长。”她最终带
着我爷爷的骨血离开了我的
家乡。
这个故事一直存在我的
心底。它告诉我，那些腥风
血雨、无数的家破人亡，不
仅仅只是写在纸面上的历史
，而是浸透了无数人的血泪
呼号。所以，一经与这些归
侨们接触，记忆立刻复活。
它也是构成我坚持写下去的
动力之一。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我
正式采访的归侨家庭约30来
户，共接触归侨侨眷近百人
。越接近他们，心里越是感
到一种紧迫：他们的故事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饱含了岁
月的沧桑，几乎每个归侨家
庭都是一部血泪史、辛酸史
。有的亲人永远留在了异乡
，有的与父母分离30年不曾
相见，有的一旦离开就再也
没有见到自己的爹娘。他们
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对
自己的祖国、对派出船只接
他们回国的中国共产党同样
充满了感恩之心，他们说，
是祖国向他们敞开了温暖的
怀抱，是共产党让他们过上
了安定、富足的生活，还让
他们来到深圳特区，使自己
的事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
。他们很感谢，很知足！在
一次又一次的接触谈话中，
我被他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家
国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对自
己说，必须把他们的故事写
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尤
其是让年轻人知道，再不写
，就晚了，他们很多都已白
发苍苍，垂垂老矣。
采访是辛苦的，需要多
方求证、寻找资料、阅读相
关书籍。更需要作者与采访
人像朋友一样深入地沟通与
交流，需要作者对采访人进
行全方位的、细微的观察，
需要他们敞开心扉，说出隐
藏在内心的话。有些故事的
主人公，与他们接触八九次
，才最终完成采访；有些刚
开始只愿意泛泛而谈，谈话
有所保留；有些因年事已高
，已不记得几十年前的往事
。种种，不一而足，对我来
说，都是一个挑战。
这两年多，我很少在晚
上9点前离开过办公室，虽
然如此，但我的内心充实、
快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更重要的是，
我从这些归侨身上学到了很
多东西，明白了很多道理。
人应该懂得感恩，无论是对
祖国，对他人，都要抱一颗
感恩之心。我们能工作生活
在自己的祖国，能过上如此
安宁、稳定且富足的生

安抵祖国
——印尼归侨陈淑黎归国记
家住沙河的陈淑黎夫妇一直细心地保存着他们俩1960年10月份回国时的船票，60年过去了，这两张船票的纸张虽有些发黄变薄，但封面上红色的“安抵祖国”4个大字依然鲜艳夺目，让人看了不禁眼热心跳。与船票一起保存的还有临离开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前她家的全家照、她和母亲等人与外婆姨母的合影、她先生陈良玉在印尼读书时的成绩单等。这些物件，无疑已成为他们夫妇生命中最重要的“行走印记”。
1954年，陈淑黎降生于印尼“泗水”的_个华人家庭。父亲陈明祥，1924年从福建泉州前往印尼。16岁的他是去投靠自己的父亲的。陈淑黎的祖父先前携弟下南洋，先到新加坡，发现华人太多扭食不易，又辗转到了印尼。凭着双手慢慢打出一片天地，便唤自己唯一的儿子前来。到印尼两年后，陈明祥奉父命回国完婚，生下一男一女，将母亲妻儿也带至印尼生活，妻子却因水土不服客死异乡。再婚，娶了陈淑黎的母亲高连娘。那一年陈明祥已30岁，高连娘才17岁，只比继子大8岁。高连娘祖籍福建福清，其家族已在印尼生活了150多年，到她这里已是第七代，家里人丁兴旺。两人结合后一连生下了6个儿女，加上前面两个，陈淑黎在家里排行第六，最后一个妹妹是到汕头下船十几天后生下的。大着肚子的母亲在船上呕吐不止的情景，成为她归国途中最深刻的记忆。
回国前，陈淑黎已在印尼这个叫“泗水”的城市生活了6年，在华人学校上了半年学。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商贸业较发达。她家里像大多数华人家庭一样，开店做买卖，经营米粮杂货燕窝等生活用品。虽然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但祖父和父亲颇有商业头脑，加上勤劳肯干，生意做得很红火。那几年，陈淑黎一家的生活过得较富足，家里不仅请了两个印尼保姆，还有搬运工，一应杂事家务都由他们负责，孩子们平常还有巧克力等零食吃。即使燕窝这种当地的名贵产品，母亲也经常煮给他们吃。
祖父和父亲都是热心人。尤其祖父陈天柱，到印尼后经商很成功，不久成立了“同乡会”，热情招待从家乡来的同胞，免费提供吃住。受祖父影响，父亲也热心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乡，渐渐在华人圈中有了一定的名望，后来担任了中华学校的董事长。20世纪50年代，由祖父和父亲牵头捐款支援家乡的建设，在福建家乡建设了一座碾米厂。在陈淑黎的记忆里，家里经常有“中国画报”看，上面的图片张张精美。父亲还常带着一家人收听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中国”二字，可以说是陈淑黎最早认识和听得最多的两个汉字。
1959年，诸多原因叠加在一起，尤其是不满印尼社会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占当时印尼总人口还不到3％的华人手里，一场由乡村开始、渐渐到大城市的“排华”“反华”浪潮一浪接一浪地掀起。首先是关闭所有乡镇的华人学校，让华人子弟无学可上。为了使华人们死心，所有“华校”或被封门或被部队占领。接着从经济上采取措施“掐”住华人的脖子。政府下令在印华人如不愿加入印尼国籍则剥夺其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在华人集聚地张贴公告，广而告之，很快就家喻户晓。事件渐渐发展到“抢店”“砸店”甚至放火“烧店”，恐怖气氛日益浓厚。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