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杰作。本书通过费孝通先生在对江村、禄村等乡村社区调查研究，探索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和内生机理，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作者把中国乡村作为研究对象，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现代乡土经济的主要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提出乡土重建的具体方法及措施。

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年度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代表作品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乡村·市镇·都会
相成相克的两种看法
传统市镇并非生产基地
乡村靠不上都会
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悲剧
论城·市·镇
人口与城乡
衙门围墙式的城
贸易里发达出来的市和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崩溃之谜
小农经济的坚韧
天灾和逃荒
排斥了救济的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题前的话
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
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
政治双轨的拆除
再论双轨政治
批评者的论点
民主和宪法
两橛还是双轨
地方人才
提高行政效率重在地方
问题还存在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
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
流落于东西文化之外的寄生阶层
洪流冲洗下的中国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土地分配和民生
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
地主阶层合理的出路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特权的动摇
寄生阶层的保守性
传统性格阻碍着新生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
为了农业的收入着想
电和内燃机使现代工业分散成为可能
一段历史的教训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规模
手工和机器的配合
乡土工业中的成本问题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传统乡土工业的两种形式
家庭工业的合作组织
服务工厂代替作坊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资本从哪里来
悲观和乐观的两种看法
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
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节约储蓄的保证
沙土上的金字塔
对以政治力量强迫储蓄的过虑
效率和储蓄的保证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提出许多意义重大的地区发展策略，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及研究有重大贡献。
《乡土重建》自1948年出版不断以来不断再版，广受学者学子追捧，书中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今天发展农村经济依旧有借鉴价值。
费孝通语言平实，理据结合论证，并且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帮助理解，增加读者对学术经典的兴趣，减少阅读障碍。
国画留白意境封面，大开本设计，突显简洁淡雅特点；内文采用精致轻型纸，排版更符合阅读习惯，提升读者阅读体验。

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
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
他更通了。他的名字就有一
个“通”字么……费孝通是走
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
，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也能如
此。
——哲学家　梁漱溟
他们（吴文藻、费孝通
、林耀华、瞿同祖等）都是
这些学科在中国历经沧桑的
见证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
同努力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当
今社会得以发展和壮大。
——作家　冰心
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
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见到
农民们怎样把土里长出来的
，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
，很小心地重又回到土里去
。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
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
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
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
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
到什么地方去。
——费孝通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因之，我在开讲之始愿意很明白地交代清楚，我并不想讨论本题所包括的全部，我只想贡献一种见解，希望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我在这次演讲中，并不能把社会各方面，好像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等的变迁情形一一枚举，只愿分析在这些方面所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可说是文化的问题。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我说一“套”，因为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这是成“套”的。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
讲到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位育这个词。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普通也翻作“适应”。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价值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的。处境有变，这些价值也会失其效用。我们若要了解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对于第二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更有兴趣。因之，我在这次演讲中将要偏重于这方面，去分析那些失“时宜”的传统观念。
我这里所说的“处境”其实可以代以常用的“环境”一词。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
对于变迁的概念，我也想作一注脚。变迁是一个替易或发展的过程，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若要描写这过程，最方便的是比较这两种状态的差别。但这是须在后起的局面多少已成形的时候才能有此方便。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所以我只能先说明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关于新兴的方式则除了可以观察者外，只能参考所采取新的要素在其他社会里所引起的变迁了。我并不愿承认中国从西洋传入了新工具必然会变成和西洋社会相同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借镜西洋指出这可能的趋向。
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让我从这一句笼统的说法作出发点，进而说明农业处境的特性和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断的累积和扩展，机会多，事业众（我在《初访美国》中有较长的说明）。在这两种经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关于西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餍求得”精神的关系，已经由今天的主席Tawney教授分析过，我不必在这里详述。我在这里想用同样方法来分析的是匮乏经济和知足观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