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民间重教兴学的风气和广大士民对教育的热心，为晋商的成长和崛起提供了沃壤，晋商“弃儒经商”的普遍经历以及经商以后对儒学的倾心，尤其是晋商以传统伦理道德指导其经商行为的史实，都表明晋商是从传统文化教育中走出来的一支商帮，传统教育对晋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本书是从教育的视角对晋商的追踪，试图追随着晋商成长的脚步，寻觅被人们忽略的晋商教育在晋商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晋商对山西传统教育的积极参与及对山西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全书以翔实的史料展现晋商重教崇儒的传统，说明晋商能称雄商界的文化背景，从世人相传到家谱记载，从文人笔记到院落文化，无不透露出浓厚的儒学情怀；从自设家塾、亲教子侄到出资办学等，无不彰显着文化气息，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晋商崇儒重教的传统和晋商教育的作用。

前言
第一章 重教设学 内容丰富
第一节 浓郁的教育氛围
一、官员重教士民热心
二、设立学校举办学塾
第二节 多元的教育内容
一、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二、崇尚儒学 传道育德
三、进学修德 不唯仕进
四、躬行实践 追求实用
第二章 从儒到商亦商亦儒
第一节 普遍的"弃儒服贾
一、幼而学儒 长而服贾
二、弃儒从商多是无奈
第二节 浓厚的儒学情结
一、为学不能恨意绵绵
二、身在商海情系读书
三、争取商籍创办运学
四、礼遇儒生结交士人
第三节 儒雅的商人风范
一、待人以诚 经商重信
二、重义轻利乐善好施
第三章 崇儒重教亲教子侄
第一节 严格的家训家规
一、日常说教读书为要
二、家训家规鼓励劝诫
第二节 理性的教育行为
一、既为父兄 身兼教师
二、不惜重金延聘名师
三、配合塾师严加督责
第四章 道德经世兼及科举
第一节 传统的伦理道德
一、经史百家尤重儒典
二、仁义礼智孝悌忠信
三、勤以修身俭以养德
第二节 经世的致用之学
一、崇实黜华注重实用
二、算学书法实用技能
三、相时观变商战技巧
第三节 应试的科举之术
一、延师教授 出资鼓励
二、巨商望族科举连第
?第五章 家塾书院量材施教
第一节 多样的家教形式
一、家塾族塾启蒙之地
二、书院教育 培养提升
三、庭院环境耳濡目染
第二节 鲜明的家教特点
一、量其资材 施以教育
二、晋商妇女不可忽视
三、以商养教以教推商
第六章 为商所需重视职教
第一节 德能兼求的教育内容
一、职业道德立业之本
二、职业技能创业之术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
一、选拔任用学徒制度
二、店铺商号明定规章
三、编写读本 供人习诵
四、膜拜关公推崇信义
第七章 兴学设教服务乡梓
第一节 普遍的助学之举
一、设立义学贫寒受教
二、捐资书院资助官学
第二节 积极的教育参与
一、任教乡邑教授生徒
二、教谕训导 主管文教
三、收藏图书 保存文化
第八章 改造家塾走出国门
第一节 新式的教育观念
一、学用一致 强调务实
二、富国强民教育为要
第二节 积极地改旧从新
一、改造家塾 更新内容
二、举办学堂 树立典范
三、倡导女教首开风气
四、捐资捐书物质支持
五、管理任教 人力投入
六、出国游学回国从教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
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
前，山西匿河西侯度出现了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
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
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
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
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
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
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
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
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
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
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
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
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
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
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
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
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
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
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
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
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
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
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
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
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
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
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
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
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
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
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
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
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
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
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
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
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
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
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
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
，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
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
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
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
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
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
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
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
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
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
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
、大阪、横滨、仁川，西涉
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
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
、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
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
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
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
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
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
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
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
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
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
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
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
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
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
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
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
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
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
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
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
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
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
、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
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
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
，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
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
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
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
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
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
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
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
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
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
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
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
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
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
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
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
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
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
号、镖局、会馆、家族、大
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
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
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
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
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
业文化。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崇儒重教》一书为《晋商五百年》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写作视角独特，从教育的视角，从晋商关注教育这个角度，寻觅被人们忽略的晋商教育在晋商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晋商对山西传统教育、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
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
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
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
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
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
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
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
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
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
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
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
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
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
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
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
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
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
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
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
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
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
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
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
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
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
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
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
张沛}弘、杨文两位编辑在
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
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
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
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
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
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
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
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
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
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
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
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
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
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
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
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
盐商、典商、票商、茶商、
粮商等)、会馆、家族、教
育、公司、建筑、经营、镖
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
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
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
。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
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
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
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
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
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
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
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
，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
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
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
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
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
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
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
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
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
，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
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
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
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
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
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
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
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
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
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
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
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
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
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
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
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
片，下了很大工夫，也付出
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
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
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
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
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
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在
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
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
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
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
，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
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
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
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
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
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
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
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
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
——《清实录》康照二十
八年二月乙卵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
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
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
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
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
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
读书。朕所悉知。”
——《雍正朱批谕旨》，
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
十二日朱批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
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
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
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
，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
前。
——梁启超《在山西票商
欢迎会演说词》，1912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
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王士性《广志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
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淛《五杂俎》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
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
最著。
——《清朝文献通考》，
卷十八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山西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和综合性。正如著名晋商研究学者葛贤慧教授在其《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所言：“从历史上来看，山西这片黄土地，始终处于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文化特征，而且有少数民族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性格。厚重的文化积淀给予山西人这些特点。”毫无疑问，这种区域文化是晋商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明清时期，地处内陆的山西，虽然其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及南方一些省份，但是，山西地方官员对教育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
地方上的行政官员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的作用和意义，典型的人物比如明代万历年间曾一度执掌山西军政大权的吕坤，他在位期间就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认为，人们心术道德的好坏，纯系教育的产物。教育对士阶层关系尤为重大，因为他们是封建官吏队伍的重要后备军。学校教育的成败，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废。
兴办学校和督责教育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官施政的组成部分。据《灵石县志》记载，灵石县夏门村人梁中孚在做官期间，“书院、义学有废必兴。有事下乡，闻读书声即喜，亲到塾中与儿童正旬读，语以作文……”主管教育工作的官员更是尽职尽责。嘉庆《灵石县志》记载，灵石县人张攀月，曾经在祁县担任教谕一职，其问，注重训导和奖励读书人，而且积极修建学宫。为了让更多穷苦人家的儿童也能接受文化教育，一些开明官吏还慷慨捐资或积极筹资开办义学。据《山西通史》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阳曲知县戴梦熊在县里筹资办起7所义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榆次知县助民间办起9所义学；雍正三年(1725)，洪洞知县孔传忠捐资兴建义学5所；乾隆二十七年(1762)，崞县(今山西原平)知县邵丰镞捐建义学6所。
地方官重视教育，民间士子也积极行动。他们设立义塾、义学，慷慨捐助书院，注重藏书，便于更多的本族子弟和贫穷的邻里邑人接受教育。
在嘉庆和民国的《灵石县志》中，到处充溢着设立义塾、义学的史料记载。张鸿猷不仅自己“好读书，手不释卷”，而且在村中设立义塾，亲自任教，免费教授前来求学者。酷爱读书的刘敬，在家附近设立义塾以供乡邑子弟就读。乾隆庚子举人陈德溥，“捐资建义学二所”。梁以治，“在村中设课，培养俊秀，多所成就”。
在乾隆《太谷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诸生武文焕，在南席村设立义学，以教贫民子弟。郭里村人白长庚，在村中设立义塾，招收邻人子弟入塾读书，对于家庭贫困者还免费为其提供纸张笔墨等学习用品，对此当地知县曾给予旌表。
同治《河曲县志》记载，河曲人邬大成在村中魁星楼设帐授徒，教学有方，在当时影响很大。
相关史料还记载，解州(今属运城)举人耿膺瑜，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捐银建成州中义学5所。
其实，关于民间士人设立义学、义塾的记载，在当时山西各地的县志中都为数不少，不胜枚举。
义塾、义学的设立，使贫寒人家的子弟可以免费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设立义塾、义学固然可赞可叹，捐助书院更不失为一种督责教育的捷径。比如太谷县廪贡生孟建春，家境并不富裕，从小就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但为凤山书院出钱“万缗”。后来，太谷县修文庙，沟子村建义学，榆次县修孟母庙，元戈村修圣庙，他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还有灵石县夏门村人梁境，曾在村中设立义塾，晚年又产生了独家出资修建书院的想法，后来因病未能实现这一心愿，但对此他仍念念不忘，临终时嘱托子孙一定要替自己做这件事，其后人照办，出资建成竹林书院。梁君将捐修书院作为遗嘱交代给后人，由此可见，他倾心教育和全力助学的热情和愿望。
在中国古代的学校系统中，官学居于主导地位。明、清两代，山西的地方学校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顺治年间，山西地方遵朝廷指令，开办了传统的县学、州学、府学，这些都是官府出资办起来的学堂，校址分别建在县城、州城、府城。根据《大清会典事例》和《山西通志》以及有关府、州、县志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清代山西共有地方学校115所。其中，府学9所，州学16所，县学85所，乡学4所，运司学1所。乡学，即清源、乐平、平顺、马邑4县的建置撤销后，将原来的县学改为乡学，规格降低，待遇不变。运司学是在运城专为商籍学生设立的。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山西各地都设有相应的府、州、县学，不少地方也设立了书院，除此之外，还有社学和义学。可以说，全省所有府州县已经达到“无不有学”的程度。
在清代文献中，社学和义学并称，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是一种基层性的教育组织，也是府州县学的预备教育机构。它们只有一部分设在城市，而大多数设在农村的“大乡巨堡”。据《山西通志》记载，光绪年间，山西共有义学385所，可见义学的设立也是比较普遍的，这就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贫穷子弟的受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