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执掌南洋大学，曾是中国年轻的大学校长。
詹天佑之后，中国现代铁路第一人。
中国现代铁路先驱者80年生涯的全面回顾。
从天才神童到工程界巨擘。
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到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早期发展。
从粤汉铁路，到陇海铁路、湘桂铁路，再到天成线，16年筑路经验甘苦秘辛。
从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员到首届院士，丁文江、胡适等—代人杰逝世的现场目击记。
低调的回忆，娓娓道来，如听家常。

出版说明
第1章 家世与教育
我的家世
广州中学五年
和铁路结初缘
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五年
1．南洋公学的缘起
2．监督唐文治先生
3．学校生活
第2章 赴美实习
命运的另一次转变
美国桥梁公司实习
留美学界
美国介入欧战
第3章 任职交通部
回国初任事
交通部的景象
铁路技术标准化的开始
亲眼目睹“五四运动”
任教南洋大学
黄河铁桥
离开交通部
第4章 出掌南洋大学
重执教鞭
主持南大校务
东南战争的另一幕
国父逝世
五卅惨案
筹备吴淞商船学校
中山陵的设计
艰苦中求进步
南洋大学三十周年
永留去思
第5章 苍梧一载
第6章 任职铁道部
铁道部成立
回到铁路界
勘查平汉铁路桥梁
接掌陇海铁路工程局
中原战事
第7章 欧美之行
赴欧美出席会议
西伯利亚路程
莫斯科车站的一幕
欧洲大陆掠影
英伦之游
美国两月之考察
第8章 陇海铁路的展筑
灵潼段复工
潼西段的筹划
民国二十年的内忧外患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筹组陕西实业考察团
陕南考察
第9章 粤汉铁路的完成
我与顾孟余先生
出掌株韶段工程
借用英庚款
工程局迁衡阳
路工的进展(上)
路工的进展(下)
共军西进的骚扰
丁文江先生之死
续弦
两粤局势的变化
粤汉铁路管理局的成立
黄埔支线与广九路接轨
第10章 战时湘桂铁路的兴筑
“七七”前后
湘桂铁路的筹筑
初抵南宁
铁路企业化
中法南镇铁路借款合同
广西的征工筑路
接办桂南段路工
广州沦陷与重庆之行
空袭下的湘桂路工
撤出南宁
抢筑桂柳段与运兵阻敌
贵阳会亲
离桂入川
第11章 我与西北交通建设
天成铁路的筹筑
兼掌西北公路管理处
宁夏之行
宝天铁路的经营
河西之行
西北建设考察
战局的发展
第12章 四年从政
出任交次与筹划交通复员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丧失国权
交通部接收及善后事宜
津浦铁路的破坏
政治协商
督修粤汉路
马歇尔调处与恢复交通之商谈
行宪前之政局
东北之行
学潮迭起
欧洲之行
东北局势恶化
金圆券的发行
台湾之行
金融波动与大局逆转
和谈声中的苦斗
迁都广州
退出政途
第13章 香港一载
第14章 台湾二十年
台大任教
转业石油
出席远经会内陆运输会议
出席国际劳工会议
美国之行
各项建设沛然而兴
日本访问
《中国铁路志》及《四年从政回忆》
交大在台复校
我与石门水库
出席第四十二届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
出席第五届国际石油会议
中油公司的转投资事业
光隆油轮爆炸案
日本铁路考察
参观马尼拉炼油厂
参观美国海湾油公司
参加日本油轮下水礼
参观美国莫比油公司
中油公司自备油轮的开始
中油公司业务猛进的开始
赴日参观轩辕油轮
退休
附录
我与中国工程师学会
我与中央研究院——并记几位院中故友
凌鸿勋年表
淩鸿勋主要著作目录
人名索引

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
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地访问一
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回忆口
述，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
贵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
的支持。
口述历史很重要。《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一前
479）的著作，而是口述。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
470一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那个时代学者们
还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
由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
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
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
，流传两千多年，一字值千金。我们当代人的所见、所闻
、所历，不能与之相比，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贡
献出来，流传下去，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司马迁著《史记》，上古部分文献太少，主要根据“
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即口述、口述、
再口述），准确的年代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
起，这不仅给年代学留下了一个空当，因而有今日的“夏
商周断代工程”，还给后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辛亥革命
前后，国内外出现了疑古思潮，提出“东周以前无史”论
，企图把中国文明史砍去一半。幸而这时在河南安阳殷墟
发现了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
先王考》及《续考》，指出甲骨文中发现的殷商王室的世
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相吻合，《殷本纪》中的
口述记载只有个别错误。这就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由东周上推了近千年。由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他又于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
第11卷第6期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
文，指出中国历代出现的新学问大都是由于新的发现。他
举了很多例子，最重要的是汉代曲阜孔壁中古文和西晋汲
冢竹书的发现，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的推动作用。与此同
时，胡适于1928年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写了一篇《治
学的方法与材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是要找埋在地
下的古书，更重要的是要面向自然界找实物材料。他说：
“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
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他用1600年到1645年间的一段历史，进行中西对比，
指出所用材料不同，成绩便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段时间，
中国正是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
这些大师们活动的时代，他们做学问也走上了新的道路，
站在证据上求证明。顾炎武为了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
读做“逼”，竟然找出了162个例证，真可谓小心求证。但
是，他们所用的材料是从书本到书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
方学者则大不相同，像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列文虎克
、哈维、波义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仅是书
本，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东西。哈维在他的《血液循环论
·自序》中说：“我学解剖学和教授解剖学，都不是从书
本上来的，是从实际解剖来的；不是从哲学家的学说上来
的，是从自然界的条理上来的。”结果是，他们奠定了近
代科学的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呢，只
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300年来的学术成绩。
1915年，《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标志
着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落地、扎根，但成长、壮大、开花
和结果，还有待于努力。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
究院（1929年）、中央工业试验所（1929年）、中央农业
试验所（1931年）等国家科研机构的相继建立，《大学组
织法》（1929年）、《大学规程》（1929年）和《学位授
予法》（1934年）等的颁布，都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必要条件。至1949年，全国已有700多位科学家在200余
所高等院校、60多个科研机构、40多个学术团体中工作。
用卢嘉锡半开玩笑的话来说，“这是一支物美价廉、经久
耐用的队伍”。李约瑟把他记述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工作
的一本书，取名《科学前哨》（ScienceOutpost）。他在
序中说：“书名似乎应当稍加解释。并不是我们中英科学
合作馆的英籍同事远在中国而以科学前哨自居。我所指的
是我们全体，不论英国人或中国人，构成中国西部的前哨
。”“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
了一类记录（虽然不甚充分）……看到中国这一代科学家
们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我们
以和他们在一起为荣，今天的前哨就将成为明天的中心和
司令部。”
李约瑟的预言即将实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956年制
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通过
十几个重大项目、几十个重点研究任务、几百个中心课题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科学和尖端技术都涵盖于其
中，下决心，攀高峰。据杨振宁搜集起来的10项产品的年
代比照，我们的赶超速度是很快的。从原子弹到氢弹，我
们所花费的时间最少：法国8年，美国7年，英国5年，苏联
4年，中国3年，爆炸在法国之前。还要注意一点，别的国
家的科学家，是全力以赴搞科学，中国科学家要政治学习
、劳动锻炼、下乡“四清”，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
干扰，更是史无前例，就连“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也不
能幸免。1978年以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把书
桌子放稳，安下心来搞科研，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下，也有新的问题。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科学家是
在社会中生活的，科学事业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都有时
代的烙印。与过去300年相比，科学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
是后5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这段历史经验，
对于21世纪科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这项工作国
内有许多人在做。
湖南教育出版社邀请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编委会，派人
准备从人物（包括科研组织管理工作者）、学科、事件等
方面进行访谈和旧籍整理，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形式。口述
历史虽然是历史学的最初形态，但那时没有录音、摄像等
设备，也没有现在的严密组织准备，效果是不一样的。因
此，我相信，这套书一定能成功，故为之序。

《淩鸿勋口述自传/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作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一，顾名思义，讲述了淩鸿勋从事铁路工程多年的亲身经历。
本书包含了“家世与教育”“赴美实习”“任职交通部”“任职铁道部”等章节，讲述了中国现代铁路先驱者80年生涯，80年的人生经历。

第1章家世与教育
我的家世
我的名字叫淩鸿勋。通常的“凌”姓从“冫”旁，但我的“凌”姓则从“氵”旁。究其实，“淩”和“凌”来源一样。我的祖先原来也是姓“凌”，近一百多年来才用“淩”姓，至于如何多加一点，在此也不必去考究它了。有许多朋友往往将我三点的“凌”误为两点“凌”，我通常是付之一笑，偶尔也开玩笑地说：我不在乎这“一点”。
我的家世有族谱可记的始自明末。清初，先远祖由江苏常熟迁到浙江会稽（绍兴）。那时绍兴人到外地游幕及做官者不少，远祖中有于康熙年问任官广州府经历者，在任三十六年之久，遂流寓广州，但子孙仍回会稽应考秀才。在广州，我们凌家既无田产，亦无祠堂，后来就落籍广东为番禺县人（后特设广州市，遂为广州市人）。广东人称我们是“外江人”，就如现今台湾人称中国大陆来台者为“内地人”一样。
我父亲生于咸丰八年（1858），光绪十一年（1885）中了广东省的乡试举人，叔祖考取进士，叔父点了翰林，族中叔父辈也有不少考取秀才者。先父中举后，两次上北京参加会试，但都未得中。先父以每次应试，路途遥远，旅费不赀，从此打消做官的念头。就在广州设馆授徒，先后达四十年之久。我的母亲郑氏是福建长乐县人，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很巧的是大男次女三男四女五男六女，我排行第五。大家兄十几岁就过世了，二家兄从小过继给先叔，所以我等于是家中的独子。
我于光绪二十年（甲午，西元1894）诞生在广州。光绪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年。那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甲午战争期间，广州由于距离北方很远，所以并未直接受到战火的影响。中国经过这次战事后，维新思想已在萌芽之中。以前广东与西方国家接触最早，四百六十多年前葡萄牙人已来到澳门，一百多年前，中英鸦片战争就因广东禁烟而触发的，后来因鸦片战争失败，就将香港割让英国。广州与香港仅一水之隔，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可说是既早又快。同时，光绪甲午那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已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提倡革命，此后中国整个大局面已在剧烈变动之中。
先父一生教书，生活清苦，曾经穷困到无隔宿之粮的地步。我还记得小时候，午餐不举火是常有的事。在我四岁那年，先祖父、大家兄相继逝世，家中遭受重大打击，此后我成为家中的独子。五岁时，家母开始教我念书，不念《三字经》及《千字文》，而是从《孝经》念起。家母一开始就用桂林官话教我，所以后来我学国语和各地的方言比较容易。五岁以后，照理应该出就外傅的，但家境穷困，无力供给我读书的费用。幸好我的几位叔父皆秀才出身，亦在广州设馆授徒，我就在叔父的馆中念书，惰金就可以减免了，要不然连读书都成问题。
我个人总觉得家教相当要紧，是人生的基础。家父一生安贫乐道，家境虽差，但乐于助人。他的助人精神一直深深地嵌在我的脑海中。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族弟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家里已不能举火，要向先父借钱。我父亲摸出钱袋，一看只有两毫，就全数给了这位族侄，至于我家几口人，明天靠什么度日，家父就不计及了。这是我对先父恤亲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当时的情况，对于七十年后的我仍然是历历如在眼前。
广州中学五年
我念过了几年私塾后，当时教育制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代以新式学堂。其办法是每省设一高等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从前的旧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我十岁那年，广州颇有名气的越华书院改为广州府中学堂。我那位过继给先叔的二哥考入第一届广州府中学堂就读。次年，我也去应考，考试两天，第一天初试，榜上有名，第二天的复试就名落孙山了，只好再回到私塾念一年。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我终于考进广州府中学堂。
未进中学堂之前，我已念完了四书五经，对于英文、算学也稍懂得一点。广州府中学堂是五年制，英文从ABC教起，算学也是从最基本的加减乘除开始，与县立小学堂完全一样。我莫名其妙地考入中学堂，就免了念小学堂这一阶段，所以在广州府中学堂里，我算是最年轻的一位。那时我才十二岁，同时考进者通常是十五六岁，稍大的也有十七八岁。学堂中设有监督一人，等于现今的校长。时任学堂监督的是陆伟士（尔奎）先生。（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