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比较视角和历史维度研究作为一种帝国现象的恐慌，特别是传染病，如霍乱、鼠疫、流感，以及20世纪末新出现的传染病等引发的恐慌。通过对19世纪初的东亚到21世纪的美国等一系列案例研究，本书探索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其他权威机构为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所做的尝试。本书还研究了从电报到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等多种技术对传播和约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国复杂关系网络和恐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的结论。

白锦文（Robert Peckham），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多学科中心（CHM）的主任和创始人，研究重点为传染病史和医学史。他曾在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St. Peter’s College）获得研究奖学金。2008—201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17—2018年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并是《剑桥现代亚洲健康史》（Cambridge History of Health in Modern Asia）

引言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
原始还是现代？
帝国、网络和对立知识
恐慌危机是一种病
各章节概要
与时俱进的思考
第1章 帝国与恐慌之地
两大恐慌事件
恐慌与非人类
第2章 在中国怒火渐升：广州十三行的火灾与恐惧
易燃的广州
沮丧和无助：1822年大火
火灾与中国人的性格
火灾是（ 或不是）机遇
火灾与不满
第3章 传染病下的机遇：恐慌、检疫和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
霍乱下的机遇：检疫隔离和国际卫生条例
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传染病外交先例
欧洲卫生当局与统一化尝试
国际仲裁法院与主权丧失的恐惧
“东方”的机遇
结论
第4章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的健康恐慌、移民和生态交流——以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例
气候与移民
提议的影响
山间避暑小镇和桉树
可互换的帝国场所
结论
第5章 1896—1919年印度鼠疫和流感暴发：疾病、谣言和恐慌
印度的鼠疫恐慌
从恐慌中退缩
流感疫情
恐慌的需求
结论
第6章 电缆传递的恐慌：传染病和电报世界
电报监测与1889—1992年的流感暴发
香港与电报世界
传播危机：电报文
结论：超越戏剧论
第7章 不要惊慌！——从黄热病到生物恐怖主义“激动又恐惧”的公众心理
黄热病
流感、天花、猪流感
从冷战到反恐战争
结论：评判恐慌
第8章 调解恐慌：1936—2009年的“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回到未来：“新兴”疾病简介
“现代化”的疾病
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疾病的五种图像
调解恐慌与现代矛盾心理
结论：可见性和恐慌
后记 恐慌的过去与全球的未来
参考文献
索引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
统治焦虑》一书是由香港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
大学人文与医学中心联席
主任白锦文先生编选的一
部关于“恐慌”主题的学术论
文集。该书从比较视角和
历史维度，将“恐慌”作为一
种“帝国现象”进行研究，主
要以霍乱、鼠疫、流感和
新型传染病为切入点，展
现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
制定者、规划者及其他权
威机构应对恐慌的尝试，
由此展现了殖民帝国与其
统治地区错综复杂的关系
。
由于本书作者多为英美
学者，个别观点和论述难
免带有一种“东方主义”的色
彩，尤其在论述有关中国
历史和文化现象时，常流
露出一种不自觉的偏见，
还望读者在阅读时多加批
判和注意。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本书重点关注从19世纪早期到现在发生的恐慌反应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及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涉及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方。这是本追踪两个世纪以来不同地缘政治政权和帝国形态中恐慌形式变化的著作。它横跨医学史和帝国史，对两者都有重大贡献。

后记
2013年8月下旬．叙利
亚大马士革以东的古塔
（Ghouta）地区发生化学
武器袭击事件。无国界医
生组织称，当地的三家医
院当天上午共接收了约
3600名患者。无国界医生
组织的运营主管认为，从“
（患者的）症状、短时间
内涌入大量病人、病人的
来源以及对医疗和急救人
员造成的污染来看，这是
大量接触神经毒剂造成的”
①。叙利亚内战中的这一
事件带来了无数死亡，还
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多种恐
慌。很快，情况越来越严
重。当地医院挤满了受伤
的平民。成千上万的叙利
亚人逃到约旦和黎巴嫩，
而那些地方本就已有成千
上万难民。叙利亚政府则
因为失去对军队和军火的
控制，被形容为对袭击感
到“恐慌”。恐慌在该地区和
媒体报道中蔓延。在以色
列，平民争先恐后地去分
发点领取防毒面具和其他
物资。一个焦虑原因是怕
受到来自叙利亚的化学武
器袭击，另一个焦虑原因
则与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
回应有关。哪怕有人猜测
美国不会做出回应，也依
然引发了焦虑。以色列总
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呼吁
以色列人民要保持冷静，
但恐慌还在加剧，可以说
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这种
恐慌：《以色列时报》称“
人民因叙利亚的威胁而恐
慌”；还有诸如“抢夺防护物
资”等报道，让恐慌加剧。
②还有其他媒体的报道：“
因西方攻击叙利亚而产生
的恐惧在中东地区引发恐
慌浪潮。”
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都陷
入了对遭受西方国家袭击
的担忧。然而，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自身更担心的
似乎是任何美国的军事响
应都会带来的金融危机。
实时互联网通信提醒投资
者为市场恐慌做好准备，
这样的提醒几乎等于宣告
必然会发生恐慌。②作为
典型的能产生实际效果的
虚拟恐慌场所，全球金融
市场陷入动荡。在叙利亚
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引发
的后果立刻席卷全球，肉
体上的痛苦演变成了心理
上的恐惧，同样的事件几
乎同时引发了对死亡的恐
惧、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经
济损失的恐惧。这既与交
流传播有关，也与化学武
器有关。
《恐慌帝国》中的所有
章节都与交流及言语接触
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
又和传染紧密联系。传播
交流及其使用的手段——
即媒体——使恐慌不仅仅
与个人或某个地区相关。
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如何实
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
得‘常见’的方式”。一段讲述
恐慌和疾病的历史，最终
变成了一段关于传播交流
和技术的历史。因此，恐
慌也与相对时间有关，某
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不同媒
体的时间性。
如同传染病一样，恐慌
并不总是灾难性的、即时
的或迅速的。本书的一些
章节谈论了恐慌缓慢起到
的作用（即慢性传染）。
约翰·卡罗尔的《在中国怒
火渐升》说到了点子上，
他提到公众持续且低调地
关注着火灾和广州事件，
随时都可以往其中添把火
。公众的恐慌有时也是如
此，有时这更像是一种传
闻而非熊熊大火，更像是
一种长期焦虑而非某种急
性反应。然而，焦虑和恐
惧是两码事。卡罗尔在这
一章中描述了扩散开来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殖民“焦
虑”与可归因于特定原因的“
恐惧”之间的区别。④焦虑
有时候被人们赋予了一个
实际上可能是虚假的因果
关系。
詹姆斯·比蒂那一章着眼
于对因气候和地域问题而
长期存在且持续蔓延的焦
虑，并观察人们是如何反
应的。他认为恐慌本身有
时是由致病的“东方”环境造
成的。作为一种从特定区
域传播开来的发散物，恐
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
环境问题。英国人在印度
格格不入，最好的解决办
法是把他们的人安置至0气
候适宜的澳大拉西亚，或
是照着澳大拉西亚的样子
改造印度的气候。这两种
方式都不会引发恐慌，但
这也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反
思，即恐慌和慢性文化焦
虑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如
果长期被后者笼罩，恐慌
残留的记忆可能随时会被
触发。刚开始可能并不是
什么突发事件，但随时都
可能爆发成为某一突发事
件。正如艾米·费尔柴尔德
和大卫·梅里特·约翰斯所说
的。19世纪为未来的戏剧
性场面奠定了基础，建立
了恐慌时刻的记忆，包括
谁能从中受益，而谁又得
承担损失。
……
格尔·德·阿尔梅达则认
为，无论好坏，这一公约
仍旧为未来国际卫生公约
奠定了广泛的基础。作为
东西方世界之间流行性地
缘政治学的早期实践，《
国际卫生公约》在注重公
共健康的欧洲人和疏忽大
意的奥斯曼人之间建立超
了某种健康边界。就公共
健康而言，奥斯曼帝国的
管理方式被视为异类，该
国被认为是会威胁到西方
国家公共健康的“弱国”之一
。
1851年，叙利亚仍是奥
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因此
也是国际卫生会议的参与
国之一。实际上，它几乎
是当时的讨论核心，因为
大马士革是麦加的主要转
口港，而每年的麦加朝圣
行动对注重卫生健康的欧
洲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问
题。160多年后，叙利亚、
疾病和恐慌再次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这次依然是
东西方之间的问题，尤其
是关于化学武器的讨论已
经引发了有关非文明战争
和文明战争的争论。②几
乎不可避免的是，如今这
被定义

有关疾病、混乱和灾难
的消息或谣言的传播都会
引发殖民恐慌，《恐慌帝
国》一书通过对相关恐慌
传播图景的描绘，让我们
得以及时而审慎地理解，
传染病是如何加剧帝国的
统治焦虑的，新技术在语
言和交流上的应用是如何
加速恐慌的。恐慌会进一
步促使政府干预，并动摇
或巩固全球力量的行使。
书中涉及的多为一个世纪
前的历史，但对今天仍有
现实意义。
——纳扬·萨哈（Nayan
Shah），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统治焦虑会随着帝国的
野心一同膨胀。这项精细
的研究聚焦于由疾病引起
的焦虑。这是本追踪两个
世纪以来不同地缘政治政
权和帝国形态中恐慌形式
变化的著作。它横跨医学
史和帝国史，对两者都有
重大贡献。
——安德鲁·汤普森
（Andrew Thompson），
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
亚洲幅员辽阔，人口密集，民族多元，这些问题引发的焦虑一直是殖民档案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对众多殖民者来说，亚洲广袤的大地似乎无视划分逻辑。例如，19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档案中就反映出统治者认识不清，面对异见者的谣言十分不安。档案文件里非但没有显现出殖民当局精明的集权化运作，反而揭示了其存在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性。
殖民地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环形空间，即“确定的飞地”，以减轻“迷失在帝国中的普遍焦虑”。正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观察到的那样，“焦虑”，而非“恐惧”，或许更适合描述这种殖民反应，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除了不确定的预兆，即一种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对于殖民地的不安，通常没有确切理由。
在香港（见第六章），少数英国人管理着众多中国人，这种数量悬殊引起了潜在焦虑，在零星的反西方示威中凸显出来。在关于1891 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中，香港总登记官指出，欧洲人开始把香港视作“永久的家，因此，所谓的‘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但在总人口221441 人中，只有795 名英国男性和300 名英国女性。尽管大多数西方人不懂中文，但当地的中文“揭帖”和相伴而来的流言蜚语，还是引发了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呼声。这就是1894 年鼠疫大流行时的实际情况：反英揭帖首先在香港街头出现，并逐渐传播到内地的广州，虽然港英政府当局试图实施严苛的卫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发——包括挨家挨户搜查，在私人宅邸强行消毒（印度的鼠疫中就有记录，见第五章）等措施。
时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谴责“文人墨客”制造了“毫无根据的恶意谣言”。“为了阻止鼠疫，政府决定从每个学校中挑选一些儿童，摘除他们的肝脏，作为能够治愈鼠疫患者的药方。”相关谣言在香港学校中的中国人之间流传，结果使得当地人的“恐慌，就像野火一样蔓延”。港英政府向广州地方衙门频频施压，要求其遏制“在港治疗鼠疫的谣言”，以防止“ 谣言歪曲事实”，并要求下令逮捕“ 造谣生事者”。恐慌具有传染性，由谣言产生，又进一步滋生谣言，并产生恶性循环。“惊恐万状”的中国人让港英政府也高度紧张，后者一直对煽动性言论和反动分子的叛乱保持警惕。鼠疫又助长了谣言蔓生，中国人和欧洲人都陷入恐慌，纷纷逃离。1894 年5 月31 日，英国什罗普郡团（Shropshire Regiment）的乔治·维思（George Vesey）上尉感染鼠疫，几天后死亡，这证明即使华人为此次鼠疫的主要患者，欧洲人也不能幸免。香港“市民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主管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owson）在其日记中写道：“欧洲人和日本人也纷纷搭船离开香港回国，这几乎演变成了一场逃港的大恐慌。”正如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对印度谣言的描述，这种“引发恐慌的谣言创造了一种镜像，侵略者开始在镜像里进行身份认同，甚至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当香港媒体报道坊间出现的煽动性揭帖时，港英政府收到了来自印度的情报，说在印度，树木被神秘地抹上了泥浆。这让人不禁想起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前的情形，当时作为起义信号的“印度薄饼”（chapatis，一种未发酵的印度面包）逐渐在印度土兵中传递，并在短短几个月内传遍了印度北部广大农村。涂上泥浆的树木被多疑的殖民者解读为暴动前的不祥征兆。因此，此时将香港出现的恶意揭帖和印度涂抹树木的单个奇异事件列举在一起，似乎暗示了某种时空的连续性。对某时某地暴动迹象的解读可能会迁移到另一个情境，以解读类似的神秘迹象。达斯写道，谣言和恐慌“在过去的某些区域，在两件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创造出一种连续性”。
殖民当局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凸显了殖民协议的不确定性及对殖民协议的错误认识，也凸显了沟通（或误解）在恐慌制造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艾莉森·巴什福德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恐慌与“交流及言语接触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又和传染紧密联系。恐慌，在人群和区域中的蔓延，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地方的现象，离不开交流和传播媒介。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实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得‘常见化’的方式”。然而，这种交流的确切内涵常常受到质疑。正如1871 年《弗雷泽杂志》上一篇《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真实看法》的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友好相处，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极其厌恶老外。”这就是在殖民背景下交流的模糊性，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图总被认为是有差异的，即使社会治理也是根据种族差异进行严格划分的。殖民国家的代理人往往认为，有效治理要透过“事物的表面”洞彻本质，以预见当地反动分子的煽动言论和公开暴动的表现。这就需要建立起集监管、信息收集和情报评估的一套完整体系，即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义“研究模式”的三要素。
1894年香港和印度相继爆发的恐慌阐明了本书所探讨的一些主题：，历史事件如何在大英帝国中发挥解读现在和预测未来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