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生动流畅的文字，讲述原汁原味的明朝历史的诸多细节，以丰富的史料解开了很多历史疑团，深度剖析大明王朝兴衰背后的历史密码，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大明王朝。

南宫烈，毕业于北京大学。
作者扎根于中国古代历史，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

第一章 元末起义
红巾军起义
明定东南
第二章 洪武之治
徐达北伐
六征北元
平定川滇
整吏肃贪
取消宰相
屠戮功臣
藩王出镇
南北榜案
皇明祖训
第三章 靖难之役
建文削藩
真定之战
白沟河之战
直取南京
第四章 永乐仁宣
三征安南
五征蒙古
贵州设省
设置内阁
迁都北京
建文下落
汉王夺嫡
仁宣之治
第五章 英宗北狩
王振弄权
麓川之役
闽浙矿乱
土木堡之变
北京保卫战
夺门之变
石曹之乱
第六章 弘治中兴
成化用兵
宪宗反正
万氏专宠
开办西厂
弘治中兴
刘瑾专权
正德起义
达延统蒙
应州大捷
武宗南巡
第七章 嘉靖修道
阳明平叛
大礼之议
嘉靖修道
庚戌之变
东南倭乱
严嵩专权
海瑞上疏
第八章 隆万新政
隆庆开关
俺答封贡
徐高罢相
张居正摄政
第九章 万历党争
国本之争
万历三大征
开征矿税
三大案
魏忠贤擅权
奢安之乱
第十章 崇祯殉国
温体仁弄权
陕北起义
思宗杀相
张献忠入川
李自成称帝
崇祯殉国
结语

大致是在大学毕业前夕
，突然有一天，笔者意识到
虽然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在学
业上，却没有一份拿得出手
的专业作品。虽然无志于学
术事业，但不得不说是个遗
憾。恰好那时正在翻看《资
治通鉴》，所思所想良多，
不过一来《资治通鉴》是三
百卷文言文，阅读和批注起
来终究不便，二来《资治通
鉴》非常纯粹的编年体体例
普通读者读起来很吃力，所
以萌生了自己写一本较为简
单但是更易于阅读的书。
提笔之前，大致就确定
了本书的写作原则和体例，
即以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为
主，兼顾笔者的个人习惯，
采取以史料史论相结合的方
式行文。之所以这样做，原
因有三。一是了解和分析中
国古代史，必然要使用很多
传统史学工具，加之当代史
学也脱离不了对传统史学的
继承和发展，即便是新引入
的研究范式，也需要就中国
古代这一大的背景条件进行
修改和调整，所以本书自然
要以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为
主。二是笔者没有接受过完
整的传统史学训练，所以整
理与分析史料的时候，在不
违反学术规范的前提之下，
还是按个人习惯行文，毕竟
本书的定位并非学术大部头
。三是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
是文献研究，而文献资料的
整理是信息管理专业的基本
功，更何况史料、史论是不
同的文献类型，将两者分开
可以让笔者更好地扬长避短
，所以笔者采取了一种与传
统史学非常相似的史料与史
论相结合的体例。
于是乎，本书就变成了
一份“对照材料”，即以宋体
字为标识的史料与以楷体字
为标识的史论。史料部分以
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
辅，确保在没有遗漏重要内
容的基础上开展对特定重要
历史事件的详细描述；具体
而言，主要是将《明实录》
《明史》《国榷》《明史纪
事本末》等常用资料中的历
史记载整理至对应年月，并
佐以文白翻译，只求信达而
不求雅。这一部分基本实现
了可以单独作为一部编年体
或者纪事本末体明史的目标
，每一句都言之有据，都可
以找到对应史料出处。史论
部分则包括两部分。一是对
史料的考据和补充。以“注”
的形式来对史料进行补充是
史学常见做法，特别是笔者
在史料部分有些过于苛求编
年的形式，很多不便直接放
入正文的内容只能放在此处
。二是笔者对对应史料的分
析。相较于史料部分惜字精
简，笔者的分析较为“哕嗦”
，只求将完整的分析过程记
录下来；而且，笔者用专业
能力和公共研究工具去开展
分析；秉承着探索专业能力
极限的想法，本书所分析的
对象也不以笔者的特长或者
偏好为限，但凡重要的问题
都会竭力做出有价值的分析
。
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以
为顺手就能完成的“小事”居
然如此规模浩大。完本之时
，笔者已毕业工作多年。不
过，能以本书来纪念笔者求
学时的青葱岁月，也是一件
幸事。
受限于能力和精力，本
书内容难免有不足之处，望
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南宫烈
2021年10月21日

本书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明朝是如何从兴盛走上灭亡的，讲述了明朝诸多皇帝、官员的得与失、荣与辱。
从明朝历史的深处，看透人性，看懂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读史使人明智。作者从诸多史料之中抽丝剥茧，剖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让读者不仅了解史实，增长见识，而且提高洞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扩大格局，学到为人处世的智慧。
考据严谨，正本清源，看原汁原味的明史。

全书史实靠得住，对历
史疑团有见解，观点有理有
据，是近年来在严谨性和趣
味性上结合得比较好的明史
通俗读本。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
教授、明史专家 任建敏

红巾军起义
一三四四年正月，黄河决口曹州、汴梁；五月，又因接连大雨，河水溢出河道，积水两丈，曹、濮、济、兖等地被淹。十月，元朝商议修筑黄河、淮河河堤。一三四八年正月，黄河再次决口，阻断漕运，威胁河北、山东盐场；二月，元朝在郓城设立行都水监，由贾鲁负责。次年正月，元朝又在山东、河南等地设立行都水监，专门负责治理河患。
自一一二八年南宋东京派杜充留守，滑州河堤决口，致使黄河夺淮入海以来，黄河每隔几年就会决口泛滥。但是受限于元朝国力，河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一三四三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接连遭受天灾，河患问题更加尖锐，严重威胁元朝中央财政（漕运、盐政），治理河患因此被提上日程。
一三四八年，浙东盐贩方国珍起兵，劫掠沿海。方国珍兄弟以海上贩盐为生，结果被仇家诬告通寇，被迫逃亡海上，聚集数千人，劫掠船只和沿海民众。
盐商反叛、宗教起义、淮海流民逃亡等都是古代中国王朝更替时的必备剧目。元朝立国以后，至少在一三二五年就已经开始频繁出现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起义），但因为规模不大或旋即被平的缘故，元末农民起义一般都以坚持到明朝建立前夕的方国珍起义为起点。
一三四九年闰七月，脱脱起复为中书左丞相；一三五。年四月，又为中书右丞相，商议钞法，试图解决财政问题；十月，元朝中央议定钞法，次月执行。此前，左司都事武祺认为，元世祖以来，钞法败坏的原因是流通量不足，导致民间伪钞流行，所以应当加印纸钞。此时，吏部尚书（一说工部尚书）偰哲笃提出钱钞兼用，即发行“至正交钞”和“至正通宝”，与旧钞、旧币并行，规定交钞一贯相当于铜钱一千文，或者“至元宝钞”二贯；获准。结果，新旧钞钱兼行，引发货法混乱和通货膨胀，民间被迫进行物物交易。
以元朝此时的情况来看，发行宝钞虽然是在国库枯竭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其结果必然是扩发滥发，加剧财富集中，激化官民矛盾。实际上，在元世祖忽必烈开印中统元宝交钞（一二六。年左右）以来，元朝中央只在最开始的时候根据财政收入和国库情况发行宝钞，至元世祖晚年改印至元通行宝钞（一二八七年）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滥发而引发抵制、通胀等问题。
一三五一年四月，脱脱命贾鲁治河，恢复黄河故道，解决河患。此前，贾鲁提出两套治河方案，其一是修筑黄河北堤，防止河水泛滥，好处是可以节省费用，坏处是难以根治河患；其二是疏塞并举，恢复黄河故道，虽然开支巨大，但是可以根治河患。脱脱起复后，采纳了贾鲁的意见，决定恢复黄河故道。但是工部尚书成遵等人巡河后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在地势高低已变，根本无法恢复黄河故道，且治河必然征调大量民夫，极易引起民变。脱脱不听，命贾鲁为河防使，征调十五万民夫和两万士兵治河，自四月开始，历时五月有余，八月引水，九月通舟，十一月筑成诸堤，至此全线完工。
虽然贾鲁治河有成，但是两年之后黄河又开始泛滥，一直到元末也没有解决。所以其知名度有限，评价也很一般。之所以贾鲁治河的效果不如王景、潘季驯，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贾鲁治河虽然规模宏大，但是考虑到元朝上下贪污昏昧、红巾军起义旋即爆发的情况，实际上投入治河的人力、财力、物力实在不敢高估，这跟初建的东汉、中兴的大明投入巨款治河有巨大差距；二是贾鲁治河的基本思路就是疏通距离最短、走势最直的金代黄河故道（汴道、惠民河、贾鲁河），同时堵住其他岔口，引黄河经过淮河入海，完全回避了黄河泥沙含量大的关键性问题，所以即便救得了一时，也不可能救一世。按照历史经验，即便投入了足量的人工物料，也只能维持三五年。
脱脱是元代末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历史评价极高，但是其复出后积极推动的变钞、开河却被认为是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变钞看上去是增加政府收入，实际上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只能使占据物资的富人大肆掠夺百姓仅有的财产，加剧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开河不但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同时还变相将分散无序的百姓组织起来，一旦有异动，便是山崩地裂。虽然脱脱的出发点很好，而且采取的措施也算是有所针对，但是不合时宜。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次，在之后的历史中也出现过很多次，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五月，白莲教众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此时，白莲宗在全国流行，主张“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河南、河北也有民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借此机会，韩刘等人在河道埋下一个独眼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结果人心更加动荡。于是，五月初一，韩山童在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阜阳）会合教众三千人，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发动起义，结果县官率军袭击，韩山童被捕杀。但是，刘福通突出重围，集结教众，攻克颍州，站稳脚跟。因为起义军以红巾为号，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又因其烧香拜佛，亦称“香军”。
八月，白莲教众徐寿辉与邹普胜、彭莹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