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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星耀智囊团为何多是商鞅、张仪等外籍人士？汉武帝如何赚钱又烧钱？隋炀帝南巡开凿了大运河，西巡时又干了什么？李渊何以凭借3万兵马7年定天下？战术天才李存勖吃了哪些战略短板的亏？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之变的背锅侠？胡惟庸为何必须死？崇祯是如何远程“帮倒忙”的？袁世凯为何策划了清末“PS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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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戏剧，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不仅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浓缩了每个时代承袭、变革和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本书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以时间为脉络，以“变化”为核心，精选制度、经济、军事、战略、朝堂5大主题、53个有戏又有料的话题，由点着面地纵向梳理了古代中国多个领域的承袭与变革，以动态的思维挖掘其背后的逻辑与本质，不仅还原了一个个鲜活多元的大时代，道出成败兴衰之理，更以诙谐的语言、独特的视角、严谨的考证，勾勒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文化思想、经济格局、风俗人情和法度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脉络。

细节决定成败，格局决定结局。翻开本书，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就能读懂中国几千年的风云流转，更能读懂中国何以传承至今，历久弥新。

《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荣获“中国最美期刊”、国家记忆“年度历史文化品牌”、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等荣誉。

中国，是历史之国。历史，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信仰。

中国，有清晰而连续的悠久历史，历史典籍和历史著作的数量，堪称世界第一。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看不够的历史。看不够的中国史，究竟怎么看？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可以看制度篇。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可以看经济篇。人心不如水，平地起波澜，可以看朝堂篇。内强外柔，才能进退自如，可以看战略篇。攻人以谋，用兵以智，可以看军事篇。延展开来，人物、思想、风俗、器物……一篇又一篇。一部中国史，永远看不够。

——著名秦汉史专家、作家 李开元

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有史的意义。只有从中找到跟自己的连接，找到自己的坐标或起点，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局限，获得某种历史感。这部《看不够的中国史》从多角度把历史和当代做连接，非常值得读者参考借鉴。

——著名文化学者、作家 余世存

通俗性和专业性并举，是《国家人文历史》长期以来形成的口碑。这本选集也继承了它的特点，说它是看不够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写得好看，更是因为它力图从制度、经济、人事、战略和军事等五个方面深入剖析中国历史，引导读者去思考许多大问题，这种在故事中得到升华，是本书ZUI&大的特点。

——著名作家、社会观察家 郭建龙

《国家人文历史》的新媒体平台的写作历来选题角度新颖，令人期待，很多文章都是从一个疑问入手，从小切口深入挖掘，把历史讲得环环相扣、生动有戏。这本书是“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即将迎来九周年的精华内容结集，也是三百万粉丝读者的共同选择，好读且收获满满。选它，没错的。

——《国家人文历史》新媒体中心主任 周 斌

看到这本《看不够的中国史》感到特别亲切，又有一种陌生感。因为，这一次我们把上百篇文章集合，经过精心的筛选、淬炼和重组，创造了有趣、有料、有角度的这本《看不够的中国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国家人文历史》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纪 彭

壹 制度篇：审时顺势，以变应变

商鞅缔造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

户口册上的中国史

古代的轻徭薄赋政策，真给百姓减负了吗？

中国古代的征兵制度，为何总是变来变去？

大家都叫“州”，差距为何那么大呢？

古代“全国统考”前的“自主招生”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唐代“公务员考试”的困惑：外挂为何这么多？

“王者荣耀”的封禅制度为何止于宋朝？

宰相制度的终结：胡惟庸为何必须死？

分封诸子，洪武朝最大的失策

古代也有“宅急送”：从前的车马未必慢

奠定中国大一统的制度基础——羁縻统治

贰 经济篇：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古代版的“石油战争”：盐战

为什么古代发生战争后，粮食的需求会大量增加？

汉武帝的烧钱与赚钱

汉末三国谁最有经济头脑？

唐人炫富、宋人增收的香料贸易

成也黄河，败也黄河的开封

大运河：北宋立国的生命线

长江流域的崛起：中国的南北差异从何而起？

生意越做越大、格局越来越小的广州“通海夷道”

叁 朝堂篇：人心不如水，平地起波澜

外籍人士打造的大秦强国智囊

舅爷、公公、书生，谁才是朝廷心腹？

汉献帝为什么不能直接杀了曹操？

“子贵母死”制为何无法遏制太后专权？

帝国番将：唐朝皇帝手中锋利的双刃剑

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大宋第一伯乐”欧阳修举荐了多少人才？

北宋第一名将的巅峰即悲剧

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之变的背锅侠？

“半仙”刘伯温既然那么神，为何结局那么惨？

明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后，于谦为什么选择了朱祁钰？

清末PS 门事件：袁世凯为何要栽赃慈禧宠臣？

肆 战略篇：内强外柔，才能进退自如

六国合纵为何总是铩羽而归？

没有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能赢得长平之战吗？

邯郸之围：战国时代最后一场大国博弈

争雄镇边两不误的三国时代

隋炀帝南巡开凿了大运河，西巡时又干了什么？

李渊何以凭借3 万兵马7 年定天下？

燕云十六州为何如此重要？

北宋为何要设置4 个京城？

吾养百万兵，为何不费百姓一粒米？

崇祯是如何远程“帮倒忙”的？

“亚洲第一舰队”的全军覆没

伍 军事篇：攻人以谋，用兵以智

秦能够统一六国，在地利上究竟沾了多大的光？

“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何以成为秦末最关键一战？

“官渡之战”中袁绍军队突然崩溃背后的军事逻辑

吕布没杀过一个名将，为什么还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

当战术天才吃了战略短板的亏

宋太宗北伐失利，辽人报复南侵，结局却来了个大反转

熙宁开边无愧为大宋第一军功

靖难之役开始前，没人猜到朱棣会赢

抵挡后金功不可没的熊廷弼，为何摆脱不掉被杀的命运？

户口册上的中国史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 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 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儿治罪。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抢美女，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这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远见，后来“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

户籍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汉代：从公民到私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农历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 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他们按照国家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作“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 50 岁，

家有 7 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 13000 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 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 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性别、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关系以及财产状况（包括奴婢数目）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 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 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 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 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算赋”（向 15 岁至 56 岁的成年人征收）、 “口赋”（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户赋”（按户征收）。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 还必须为国家服 2 年兵役、每年“戍边”3 天，并在本县服 1 个月的无偿劳役。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 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所有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 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封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着的。同样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身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当汉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队申报户口的时候，他应该想不到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刻历史变迁，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报或虚报户籍信息，将受到官府的惩罚。两千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便有徐宗的户籍档案。感谢这批在两千年的风沙中保存下来的文物，让我们今日仍有机会见识一下汉代户籍档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 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 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作“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 3 岁以下为“黄”，15 岁以下为“小”，20 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 岁以上为“丁”，60 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 3 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 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唐朝因承创自北魏的均田制，国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18 岁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 100 亩，其中 80 亩为“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后，则由国

家收回；另外 20 亩为“永业田”。口分田与永业田原则上都不允许自由买卖，只有在户籍迁移或无力丧葬时，才准许出卖永业田。女性一般不授田，只有当户主时才得授田 50 亩，寡妻妾也可授田 30 亩。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贵胄与官僚

则可以拥有从 200 亩至 100 顷的田产。获得了国家授田的百姓，需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唐朝的赋役也属于人头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输绢二丈，叫作“调”；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作“庸”，合起来，就是“租庸调”制度。

均田制是一种比较均平的财产制度，大体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抑制了土地兼并。但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老百姓要出个远门，需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公验”（类似于通行证），才可以出入关津。我们以为长安城可以来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门卒若放了没有“公验”的人入关，要被罚服 1 年苦役。

但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还有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 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

唐代良贱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变成垄断政治权力、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门阀世家，他们十分重视谱牒的修订，并只在豪门中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而另一批失去土地与财产的平民，则成了依附于门阀的部曲、奴婢，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有点像先秦的贵族与私属的关系，不过魏晋以后的“封建”并不是国家建制，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想穿越到唐朝，那请先祈祷：别降生在贱户之家。

宋代：迁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我们这里只介绍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变迁：经过五代的厮杀，门阀世族土崩瓦解， 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说，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 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 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 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作“五等丁产簿”， 每隔 3 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 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 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 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 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