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著的《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立足于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观察“中国的近代”，述说一个大国如何从历史转身。全书大体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偏重古代的通论、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历时性大事件评述、一组重要著作的书评以及近代的学术和教育。本书着重处理“中西新旧”四字的关系，展现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及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先后在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新书有《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三联书店），另《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即将出版。

自序
引言：大国的历史转身
前言：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
守先待后
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
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
革命加转化的过渡时代
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与中西
走向世界的新中国
废科举和晚清新政
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
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转折时代的历史叙述
叩其两端：浅议抗战史研究
近代中国研究的可能转变
史学远航的路线图
清代思想、学术与心态中的权力作用
构建兼容并包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近代文化史的启示
能见其大的世纪通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
道出于二之后：从中学到国学再到四部之学
学无常师
大学的精神与定位
且惭且下笔：从史学想象世界

我的上一本非学术文字的文集，是2007年1月出版的
《昨天的与世界的》。此所谓“非学术”，不少就是把已
有的学术文字简化改写，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因为总觉
得学人研究的心得应与更多人分享。这类文字十余年间一
直断断续续在写，且常有出版社的朋友在提醒和敦促将其
整合出版。但不知为什么，近年好像比以前还忙，总没时
间来做这样“不急”的事；同时也希望这些文字能有关联
相近的主题，让读者更容易“一目了然”。结果是积下了
几十万字，也没有组合成集。
不过，一直有些买过这类拙作的朋友递来关切，说好
久没见我这方面的书了，问我是不是忘了他们。任何写作
，永远是一个读者参与的长程。尽管江湖有大小，术业有
专攻，学人终是社会人，躲进小楼，也成不了一统。这些
读者，叫我如何能忘呢！适有身在大学却常为出版社做事
的朋友，发来设计编排漂亮的书样，提示这样的机会也可
能为我所有，于是编成了这个集子。
史学之外的朋友怎样看历史和史学，是我向来想要了
解的。在与各类不学历史的专业学人的接触中，我常注意
探寻他们的历史知识来自何处。结果有些令我吃惊，即历
史学人不太看得上的教科书，影响似乎很大。进而推广到
学界以外的一般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对历
史的热情一直浓厚，但不计“戏说”和“穿越”者，说历
史的书，卖得好的往往不是所谓“历史学界”看重的（即
使在“历史学界”之内，销量大的也往往是那些敢于下判
断愿意给出“答案”的书）。不知一般人所谓的“历史知
识”，是否就这样形成？
为什么学界看重的研究新进展，却常疏离于那些对历
史有兴趣的人，是一个特别值得反思的大问题。今日大学
这种教育方式是外来的，实际到20世纪才引进（尽管京师
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故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是国人面对的新课题。就学问言，历史教育与历史
研究的关系，关系到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
两者都亟须进一步探讨。抛开这些往小了说，主要的责任
应在我们这些史学从业者身上。我们何以不能让内行觉得
好的作品，也能为一般人所接受，是很需要检讨的。
或许我们一些人误解了学术规范，把最低的起码要求
当成了终极目标。不少研究通篇都在“规范”地回应学界
对具体问题的争议性见解，几乎面面俱到，而对所研究的
史事本身，则很难说是否推进了我们的认识。不幸这样的
论著最容易通过所谓的“同行审查”而发表，但显然不能
满足行内行外对“历史研究”的要求，反而把对历史有兴
趣的人拒于千里之外。
其实史学以至于整体的学问，本在大千世界之中。傅
斯年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即大学应为社会“供给学术”，
以唤起和强化国人对于学术的“爱好心”和“自觉心”，
进而改善民德（详正文）。也只有爱学的自觉丰沛于社会
，学问才能在涵泳中进步。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改进自己的
研究取向，不仅与同行对话，更当直面历史本身，至少面
对行内外对“历史知识”的要求；同时，无论专业压力有
多大，都须适当“拨冗”，与非专业的人分享自己的读史
心得，让学术可以贡献于社会。
当然也还有文字能力的问题。我自己的学术文字，总
想在有限的篇幅里，表出尽可能多的意思，往往压缩得很
厉害。养成习惯之后，甚至给报纸写的文字，也追求言简
义丰，每被认为信息太“密集”，不利于阅读。后来也曾
反省，文字或如网格，压之太过，就看不到间隙了，有些
像我们四川话说的“一饼粘”；或许还是张弛有度，多少
留些喘气的余地更好。其实还是辞达意的能力不足，若是
功夫到了，即使意境深远的话，也可以说得风韵疏淡。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近代”，借用一本流行
史书的名讳，说的是一个大国不得不转身的“那些事”。
所收各文，基本维持原样，仅做了个别的修订，希望能使
文字稍更通畅，让读者看得舒服些。原来有不少注释，为
适应一般的读者，所有关于出处的都已删去，仅留下少数
说明性的注释。
全书立足于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观察中国的近
代，述说一个大国如何从历史转身。但并不如一些青年学
生喜欢的那样“系统全面”，而更像是一些具有个别特质
的事，相互联结成一个组合体，甚至像是一串“事故”。
当然，事既有“故”，便皆有因缘，背后自有其逻辑关系
。不妨既注重其个别特质，复探索其互动关联，顺理以成
章，庶几展现近代中国一些有特异色彩的面相，以及那些
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尽管以前的“天下”已经转化，后来的“世界”仿佛
外在，眼前“中国”这个文化生活区，却是我们自己的。
近代的中国，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要了
解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就需要重新
审视“中国的近代”。把自己的读史心得与有兴趣的朋友
分享，是我们这些专业学人之所愿；从历史中认识自己，
进而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是所望于读者。
2018年7月28日于江安

近代的中国，转身还在继续，却首先是从历史走来。要了解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就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包含的是作者罗志田自己的读史心得，他主张从历史中认识自己，进而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本书的文字大体分为五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偏重古代的通论，明确近代中国是从历史走来，分别探讨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发展历程、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以及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二板块是本书最为吃重的核心部分，直接呈现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主要处理的是前述六字箴言的后四个字——中西新旧；第三部分涉及一些历时性的近代大事件，不少都是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巨变；第四部分是一组极有分量的书评；第五部分写的是一般说大国者较少提及的学术和教育。
书中所收文章，曾发表于不同的报刊杂志发表，现按其逻辑关系相互联结成一个组合体，既注重其个别特质，又探索其互动关联，以展现近代中国一些有特异色彩的面相，以及那些使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

如前所述，孔子创立了历史褒贬应“见之于行事”的撰述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史学据事以言理的传统。而“事”不能离“人”，故以人为中心来构建历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20世纪以前，所有中国正史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各类重要人物的传记。但人物的重要却不一定体现在功业之上，史书不仅记载事业上的成功者，也关注那些能体现道德力量的人。《史记》中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事，他们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两人遂不食周粟而饿死。
在古代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正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事功上无表现，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无意义。没有多少事功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体现的历史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历史记载的一个目的，是要使读史者自身能有道德的提升。伯夷和叔齐能够入史，就是基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其事业的成功。
实际上，中国史学有一项很早就开始并长期持续的原则，即历史叙述之取舍，不以政治竞争的胜负为标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观司马迁对“灭秦”这一政治鼎革中陈涉、项羽和刘邦的处置（胜者刘邦和败者项羽皆纳入“本纪”，曾经推动历史的陈涉也和吴太伯、齐太公一样列入“世家”），可知他在承认竞争结果的同时，更重视的是历史进程中各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在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观念表现得更加充分。苏东坡曾说，“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曹操也在英雄之列。但在民间传唱的戏曲中，曹操最多不过是个奸雄；而关羽和岳飞这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历史人物，以及半人半神的诸葛亮，在事业上都不算很得志，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反特别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其中读书人起的作用也不小）。不过，老百姓喜欢有德者也有事功，有时也忍不住赋予有德者以事功，故诸葛亮等被增添了各类神勇，以特别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另类的“优胜劣败”。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流行说法，最能反证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一历史叙述准则的难得。朝廷的所作所为是否体现了“天命”、是否合于伦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撰写出来的历史所判决的。史书既为官修，则其有意无意间自会代政治上的取胜者立言；但即使官家的历史叙述者，似也有意识地延续着不以胜负定取舍的史学传统。两种取向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新朝在否定前朝的同时，又要表彰忠于前朝的人士，便是在史学这一双重性中寻求平衡。
新朝对前朝人士的表彰，半出主动，半为被动，既体现史学的代言功能，也可见历史撰述体制化之后的约束力。尽管历史记载会使“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日渐化为一个富于想象的憧憬，在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文化中，对具体的帝王将相而言，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仍可能是影响其当下行为的选项。“身与名俱灭”的诗句，恰反衬着身后留名的向往。借历史以定“褒贬”的士人自己，也不乏“青史留名”的诉求。普通百姓虽不能个个留名，也通过仰慕和崇拜、厌恶和蔑视等选择，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形塑。伯夷和叔齐或许只得到读书人的青睐，诸葛亮、关羽和岳飞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雅俗共赏的对象。
比祠庙祭祀更为历久不衰的，是民间那通常黑白分明的口碑。寄予了长存期望的碑刻，未必真能抵御风沙雨雪的冲刷侵蚀；而人与人之间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却是名副其实的有口皆碑。身灭名存，正因口在碑在。而且，民间的口碑虽未必认可正史的叙述及其褒贬，却常常分享着“蓄德”的基本理念。
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野史稗史。这些“私修”的史书在材料上往往不如官修正史可靠，却少了许多忌讳和束缚，常能述及官书有意省略或无意中忽视的面相。而民间历史知识的获得，则更多受到说唱、戏曲和评话的影响（这方面最成功的可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很多故事掩盖甚或取代了《三国志》的正式记述，后来即使读书人也难免混淆）。
若不以准确计，或可以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知识”。从表面看，民间的历史认知不仅与历代正史这类严肃著作关系不大，就是与野史稗史的关系也不大。不过，在一个以读书人为重心的社会中，民间的历史记忆也会受到读书人史学观念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在民间的衍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读书人。在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读书人上及官方之正史，下系百姓之记忆，使整个历史记忆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而史学的地位，也与实际历史的变迁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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