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里的中国史》是一部讲述故宫历史的作品，围绕故宫展开，兼及元明清三朝历史。全书分元明卷和清代卷上下两卷，共十八章。上卷从忽必烈初建元大都开始，一直写到永乐十八年迁都紫禁城，最后到明崇祯帝之死。以紫禁城的兴建和成熟为轴心，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发生在这座宫阙里的悲欢离合，以及被紫禁城所见证的诸多历史事件，同时结合古建筑的知识，介绍了主要宫殿的修建和背后的故事。下卷从沈阳故宫写起，直到晚清时期紫禁城所经历的历史黄昏和曲折命运。同时进一步明确故宫的历史体系，通过辛酉政变、第二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等事件，将颐和园、西苑、避暑山庄的建筑纳入其中。最后以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和故宫文物在战乱中的辗转为补充，全面展现了故宫六百年的兴衰变迁。

翟晨旭，景德镇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毕业，主修陶瓷史和明清古文物鉴定修复，策划主编历史文物期刊《陶泉文苑》，并被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所各大博物馆认可。在考古实习工作中走遍全国许多省市，接触到大量一线的古器物标本，对各地博物馆以及考古工作有深入了解。

目 录

上卷　元明卷

第一章　紫禁蓝本 003

天文学家的艺术 004

无瓮之都 013

北方有战，南方有城 023

第二章　永乐的逆袭 033

隆福宫里的燕子 034

庆寿寺之谋 041

从北平到南京 048

午时三刻一把火 056

第三章　仁宣之治 067

仁君朱高炽 068

文渊阁里的春秋 077

遗恨钦安殿 085

『西内』的囚徒 089

第四章　定都前夜 095

蟋蟀罐里蛐蛐叫 096

太监与卫士 104

重修『三大殿』 116

第五章　兵临城下 123

司礼监里王公公 124

土木堡里明英宗 132

德胜门上于少保 141

东华门外太上皇 149

第六章　依稀中兴年 157

状元走过承天门 158

贵妃坐镇昭德宫 166

太子生在安乐堂 172

父子艺术家 182

第七章　修修补补三十年 191

孝治天下 192

西边有『豹房』 202

一个名叫杨廷和的男人 210

第八章　道君驾到 221

礼仪之辩 222

壬寅年里不太平 234

『火德星君』 241

第九章　帝国黄昏 249

内阁起风云 250

天子万年，皇上没钱 258

木棒、红丸、九千岁 265

一月天子 271

第十章　京师悲歌 277

今天邮差不上班 278

煤山之上望烽烟 286

下卷　清代卷

第十一章　关外疾风起 297

复仇者之火 298

驰来北马多骄气 306

第十二章　辽东之虎 317

蒙古爱情故事 318

永福宫的幸运儿 329

第十三章　入关？入关！ 337

城头变幻大王旗 338

普渡寺的阴影 346

新人新房新气象 356

一树梨花的凋谢 365

第十四章　盛世之基 375

皇帝成长日记 376

乾清门外立规矩 387

太和殿外平三藩 396

修复的风雅 407

第十五章　雍正亮剑 415

九子夺嫡见真龙 416

四爷的新政 429

园里宫内 437

第十六章　最后的盛世 445

乾隆朝之民族大不同 446

乾隆朝之后宫流年长 457

乾隆朝之文艺两开花 465

第十七章　风起萍末 475

盛世危言，刺王杀驾 476

道光三十年的黄昏 486

第十八章　太后垂帘 495

小印新携同道堂 496

宫廷内外话同光 508

黄龙旗的降落 516

终章　文化殉节与皇城奥义 523

参考文献 528

北方有战，南方有城

在忽必烈去世后不久，元朝的统治迅速陷入了动乱和黑暗之中，一个巨大的王朝，在元大都的纸醉金迷中轰然倒塌，只留下一群仓皇逃窜的身影。而与此同时， 两座新城将在南方大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未来北平的建筑滥觞。

壹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正月，八十岁的忽必烈病逝于他所兴建的元大都中。在他之后的三十多年，元朝陆陆续续地换了十个皇帝，平均三年一任，算起来比县长换届都快。

而产生这种奇葩现象的原因，在于之后各个王位继承人之间还是停留在草原上抢位子的思路上，大家都是“黄金家族”，谁兵强马壮，谁就想上来混一混。等于说忽必烈费劲巴拉地给他们建了一个汉族的都城，而后世子孙还是当成蒙古包去住。

想必忽必烈自己晚年也很绝望，在位三十多年，教育出来的这群后辈还是天天烤全羊，压根学不会拿筷子。

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继位的时候，离忽必烈的时代才不到四十年，但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控了，特别是民族矛盾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妥懽帖睦尔”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在蒙古语里翻译过来是“铁锅”，等于上来就是“背锅”的。

元朝建立的时候，把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肯定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

也就是最早被蒙古族征服的西域人，眼睛不是黑的都算，包括维吾尔族等，马可·波罗这种来旅游的理论上也算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就是我们说的北方人。第四等是“南人”，就是忽必烈时代征服的南宋那一带的人，主要在长江以南。

我们乍一听，感觉是“汉人”要比“南人”高级一点，其实正好相反。“南人”是最后被忽必烈征服的，他很注重保护南方的世家大族，包括当地的手工业等，都单独给了政策上的扶持。所以，我们如果看元代经济史，很多创造性的手工业在南方都得到了创新和发展，比如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元青花瓷器等。

最惨的其实是“汉人”，从蒙哥汗时代就被虐，离蒙古贵族又比较近，很容易被欺负。包括修建元大都这样的大工程，都是从北方征调的徭役，人家“南人”山高皇帝远，想找还得过长江，蒙古人鞭长莫及。

这下北方的“汉人”不乐意了，天天修工程，再加上北方本来就缺粮食，蒙古人动不动就圈地养羊，一来二去，“汉人”们忍无可忍，决定造反。

元顺帝至元十一年（1351年），民工刘福通在修黄河的时候挖出来一个石人， 背上刻着字，叫“挑动黄河天下反”，刘福通带着一群民工起义了。那时候没军装，一人拿根红布条往身上一扎，自称“红巾军”。

没几年的时间，起义的烽火就开始燃遍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三个人最成气候。

元顺帝也开始感到压力了，哪还有祖宗忽必烈的迷之自信，紧急在城门外面修筑了瓮城，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其中，肃清门和健德门的瓮城遗址现在还有，就剩下一截土墙了，就在北京的北三环以外。

不过，元顺帝想得有点远，因为那时候起义军内部还在抢地盘，所以瓮城一时半会还用不着。

在所有起义军里面，张士诚是私盐贩子出身，占据淮北，一开始实力最强，地盘大了就开始嘚瑟，直接自称“大周皇帝”。后来《水浒传》里的“宋江”就是以他为原型，因为作者施耐庵当时是张士诚的军师。

而陈友谅就更别提了，和张士诚是差不多的货色，一看见张士诚称帝，立马急了，非得给自己弄个“大汉皇帝”，势力主要在江西一带。

和这俩人一比，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贰

朱元璋最早是安徽凤阳的农民，家里人都饿死了，被迫出家，其实主要是化缘，也就是所谓的乞讨为生。之后加入了红巾军，靠着一身本领，给首领郭子兴当了女婿。

现在有人考证的朱元璋画像，说这位后来的开国皇帝是“鞋拔子脸”，又瘦又长，明显不靠谱。因为朱元璋的妻子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女儿，而是战友的遗孤。自己的亲闺女可以嫁给一个长得丑但有才的，但要是敢给战友的女儿找个“鞋拔子脸”，那郭子兴就等着被别人戳脊梁骨吧。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手了郭子兴的起义事业，在浙江一带开始拉拢当地士族和文人，地盘也拓展得很快，几年时间就拿下了应天府（今南京）。这时候，文人给朱元璋提出了三条意见，分别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我们倒着来分析一下这三条近乎开天眼的建议。 “缓称王”，就是让朱元璋别跟张士诚、陈友谅一样嘚瑟，才拿了多大点地方就

开始嚷嚷当皇帝，出头鸟先死，乱世之中不是比谁叫得响，而是比谁活得长。所以，朱元璋一直自称“吴王”，很长时间都没称帝，后来更低调，干脆叫“吴国公”。 “广积粮”就是得有后勤。这一点江浙一带的人看得很明白，打仗就是打后

勤，别看张士诚他们在那里乐呵，真要打起来，你卖盐能换来大米吗？无论什么时候，粮草才是王道，而储存粮草，就得需要“高筑墙”了。

当时的谋士叶兑就劝朱元璋：“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 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 以守则固。”建康和金陵说的都是南京，大致意思是南京城这个地方，连接着长江和广陵江，往北能打，往南能守。更何况这里龙盘虎踞，一直是帝王之都，靠着这里聚集的财力、人力，攻守都很方便。他强烈建议朱元璋把南京打造成根据地，方便以后开拓进取。

当时的朱元璋就住在应天府的南唐旧城里，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不过，朱元璋的心里还是有点膈应，南京城是六朝古都不假，问题是六朝都是些什么东西，除了残兵败将就是割据政权，于是就提出“六朝国祚不永”，想在旁边单独建一座宫城。以前在南京建都的政权，皇宫都是建在玄武湖往南的中轴线上。虽然现在的南

京城市急速扩展，但是最繁华的地方，如新街口、夫子庙等，依旧不离这条中轴线左右。之前朱元璋所住的南唐宫城也在这条线上，就是现在南京市张府园地铁站旁边。但是，朱元璋决定另辟蹊径，在当时旧城的东边，即钟山山麓之南建城，而工

程的负责人，正是在民间有着“神机妙算”之称的刘基刘伯温。

叁

刘基接了这活，心态都爆炸了。他就是再神机妙算，也算不到这个地方能建城，因为朱元璋圈出来的这片地，是一个湖。

湖的名字叫作燕雀湖，面积很大，除了龙王爷，一般人根本住不了。但是，朱元璋的犟劲上来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就看中这一带了，指示刘基把这湖给他平了，非得在这上面建皇宫。无奈之下，刘基只能“移三山，填燕雀”，把湖的大多数水域填平，再修建宫城。

现在考古发现，在这一带的夯土之下挖掘出了许多大木桩子，最长的可以达到十五米以上，排列得非常整齐，正是当年刘伯温填湖的宫城遗留，木头都是杉木， 防潮，几百年来都没有烂掉。我们今天去南京明故宫的遗址附近，能看到一片叫“月牙湖”的水域，就是以前燕雀湖的遗留水域之一。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王宫，也就是最早的明故宫。从一开始就是反“风水”的，只不过鉴于朱元璋强势的个性，什么天文地理都得在他面前让路。

这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此时的朱元璋刚刚消灭了陈友谅，正准备和张士诚一决雌雄，王朝已然初具规模，所以底下的臣子们建议：“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既建宫阙制度亦宜早定。”让朱元璋赶紧把宫城的内部规划提到日程上来。

朱元璋那会儿已经不差钱了，也想赶紧换个新房子住一下，就让手下的人着手开始动工。

关于吴王宫的最初建设，能够参考的资料已经不多了，但根据万历年间的《明会典》，我们可以找到如下记载：

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为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

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

资料很长，不用翻译，看里面的名词我们也能发现，现在北京故宫的许多建制，尤其是所谓的“三朝两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当时负责修建的官员拿着图纸，让朱元璋批准。朱元璋还是比较务实，一看装修得花里胡哨，当时就掉了脸子，跟手底下的人指示：“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 何必过为雕斫。”意思是，宫殿这玩意儿，届时能住就行，搞得这么精细干吗，没必要。

接着再后面又跟了一句：“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 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我早就说过嘛，珠宝玉器这些都不是宝贝，节俭才是，这些建筑都搞得朴素一点，别因为这些耗费民脂民膏。不愧是大领导，这话一说，立马把修宫殿材料的经济问题上纲上线了，底下的人只能照办。

朱元璋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明朝修皇宫的一个指导思想。在之后明朝的头一百年里，许多宫殿都没有特别精细的雕梁画栋，可以看出朱元璋的“节俭是宝”思想还是传承了蛮久的。

而由于用料节俭，新的宫城修建得很快，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动工，到了次年九月就建好了。从无到有，一共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想见是相对简陋的。

但无论怎么说，有了宫城，朱元璋就开始着手准备称帝了。

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新建的宫城之中正式登基，定国号为“大明”，宣布当年的年号为“洪武”。

一个新的时代，已然在新的宫城中开始。

肆

建国后的朱元璋，加快了自己统一全国的脚步。在吴王宫的修建过程中，他已然战胜了最大的敌人张士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捣黄龙，向着元大都进军。

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八月，抑或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的八月，意气风发的大将军徐达，一路北伐，来到了元大都城下。对于此时的徐达来说，元大都是这趟征程的终点；而对于未来的徐达而言，这座之后被改名为北平的城市，将是他无

数次征程的起点，他将以此为人生的坐标，建立不亚于汉代霍去病、唐代薛仁贵那样的功勋。

朱元璋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和他从小玩到大的至交好友：“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这么高的评价，徐达是当之无愧的，至少对于洪武元年的元大都来说，很应该感谢一下徐达的“不矜不伐”和“财宝无所取”。

在八月之前的时候，元顺帝没敢拿自己的性命去赌一把临时修建的瓮城的稳定性，提前跑到了上都开平。这要是忽必烈活着，大概会被气疯了，当年搬家“农转非”多不容易，这后代的败家玩意儿说跑就跑了，“汗八里”你都守不住，开平那地方能守吗？

于是，徐达兵不血刃，拿下了元大都。进城之后，徐达并没有为此狂喜，而是马上告诉部下“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让这群大头兵们千万别进城以后打砸抢，都是咱们的东西了，得爱惜。也幸亏徐达的理智，才保存了元大都的完整，为之后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提供了思路。

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欣然地把元朝的“大都”改名为了北平。而在之后的十八年里，徐达都以北平为前线根据地，出发征讨已然跑到草原上的蒙古人。最后，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病逝于北平城。

后世有说法是徐达当时有背疮，不能吃“发物”，朱元璋觉得徐达功高震主， 派人送了只蒸鹅，把徐达害死了。这说法其实出自于一本名叫《龙兴慈记》的文人笔记，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明朝版的“儿童睡前故事”，绝大多数是子虚乌有。最起码的，徐达在北平，朱元璋一不会真空包装，二没有飞机空运，从哪搞一个蒸鹅给老兄弟送过去。当然这个是后话加笑话了，暂且不提。

拿下北平城之后的朱元璋，开始不满足于金陵一个都城了，决定把北宋的开封市定为“北京”（是的，“北京”最早说的是开封），同时定老家凤阳为“中都”，自己住的金陵为“南京”，本来还想有个“西京”，在长安。总而言之，朱元璋是希望像金朝一样，搭建一个多都城体系。

不过考察了一圈，朱元璋以一个战略家的理智暂时按下了这个念头，他认为“北京”汴梁城地处中原，属于四面受敌之处，而西安则是“漕运艰难”，容易断

粮，也不好办。最后只定下了在中都凤阳和南京建皇宫。

在这其中，南京的是改建，比较容易，但改建得有个章程，以前是“吴王宫”，现在是“明皇宫”，规格绝对不一样。于是，朱元璋想了个主意，先在老家凤阳建一个“试验品”，建起来之后再修南京的皇宫，这样不但建起来稳妥，老家还能有个“度假别墅”，也算是回馈故乡了。

伍

关于明“中都”凤阳的建设，历史遗存的资料不是特别多，只能从《明实录》和凤阳当地的史料里面挖掘一二了。但基本上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朱元璋确实是按照都城的标准设计的，规模很可能超过最早的吴王宫。

这次建的时间就不是九个月了，而是三至五年。明代有一本《中都志》，里面记载：“洪武三年，建宫殿，立宗庙、大社于城内”，这个“大社”说的就是社稷坛。如果我们结合考古资料去看这个配置，基本上和现在北京紫禁城的配置一样， “宫殿”应该对应的是午门以内的区域，然后东边为祭祖的太庙，西边就是“大社

（社稷坛）”，位置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售票处后面那一带。

此外明中都的营建，大多采用砖石构建，比如午门以及城墙都是如此，这个又和元朝不同了。之前说过，忽必烈比较横，除了宫城城墙是为了保护家属用的砖墙，其他都是夯土筑墙，有的地方连墙都没有。

朱元璋跟忽必烈完全是不一样的性格，早年靠的就是“高筑墙”起家，本身就是走的低调奢华路线。再加上元大都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从祖宗开始自信不修防御工事，到最后了才开始临时抢修瓮城，直接被徐达一举拿下了。朱元璋绝对不犯这个错误，来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宫殿可以“节俭是宝”，

但宫门包括城墙都必须要包砖，越结实越好。

现在考古发现，明中都凤阳的城砖，几乎都是用桐油、石灰、糯米浆浇筑的， 有些地方甚至还用了矾，数百年过去了都是乳白色半透明的样子。这绝对不是纯粹为了气派，内在的防御实用价值很高。

后来，南京的明城墙也是这个配方。所以，我们看南京明城墙的修建和元大都只差了一百年的时间，但后者只剩下一截土墙了，但明城墙依旧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如今我们从明城墙下走，依然会被其雄伟和完整所震撼。归根

结底，这是忽必烈与朱元璋两个皇帝思想上的区别。

明“中都”凤阳的修建，一直持续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但朱元璋这个时候的思想已经改变了。这一年的四月，朱元璋亲自回了一趟老家，感觉中都的建设实在是太浪费了，本来就是一个试验品，没必要搞得这么正式，因此“诏罢中心都役作”，把这工程停掉了。理由后面也给了，“以耗费罢”，说明朱元璋开始心疼钱了。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朱元璋觉得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凤阳修得热火朝天的，但自己一年到头去不了几回，反倒是自己现在住的南京城看上去差得比较多，因此想把人力、物力抽调回来，正式开始改建南京的皇宫。

说动手就动手，当年四月把中都的工程停了，到了九月就“诏改建大内宫殿”。同时，鉴于“中都”建设的铺张浪费，朱元璋再次强调，“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看来朱元璋艰苦朴素的本性没有丢掉。

陆

既然要求节俭，加上朱元璋就在南京亲自监督，建起来自然很快。两年后的洪武十年（1377年），就有了“改建大内宫殿成”的记录了。当然，所谓皇城的体系， 并不仅仅是一个皇宫，后来陆陆续续又增添了许多外围的建筑，比如詹士府等。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改建后的南京皇城的体系，会发现几乎和之后北京故宫的形制完全一样，一条中轴线，一开始是承天门，往后依次是端门和午门。

午门呈“凹”字形的形制也是从这开始的。《明会典》里说“阙门曰午门，翼以两观”，就是打这开始的。不过，这个也不算是朱元璋的首创，北宋皇城就有， 应该是朱元璋去开封参观以后觉得不错，直接搬了过来。午门前面有所谓的“T” 字形广场和千步廊，用来安置官署，实用性很强。这个也是从北宋皇城拿来的创意，看得出来朱元璋对于迁都开封还是正儿八经考虑过的。

过了午门，还有奉天门，再往后就是内金水河。元大都只有金水河，这里算是明代紫禁城的一个创举，上面有五龙桥，过了桥就是所谓的“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这个属于办公区域了，基本保留了之前吴王宫的建制。

“三大殿”的起名都很有意思，“奉天”指的是“奉天承运”，之前提到的“奉天门”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太监颁圣旨开头嚎一嗓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其中，奉天殿是整个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其他的都好商量，这个不行， 相当于核心办公大楼，必须要标准，是朝廷的门面。奉天门到奉天殿这一片区域被称为奉天殿广场，在当时的利用率非常高。

朱元璋不到四十岁能统一全国，能力先不说，精力旺盛那绝对不是吹的。当了皇帝以后，他定了个规矩，所有大臣每天早上要在奉天门前集合，汇报工作，被称为“御门听政”。这个制度自打朱元璋制定以后，明朝除了朱元璋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只能说有些人确实是天赋异禀，模仿不来。

华盖殿和谨身殿也很有说法。“华盖”指的是古代天帝座位上的九颗星星，和奉天殿的意思差不多；谨身殿则是提醒君王别嘚瑟，凡事得谨慎。

过了“三大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宫城”了，后面有皇上住的乾清宫以及东西六宫。这个规制也在之后得以保持，臣子不能进入，只有皇帝和后宫妃嫔能住。

再往后就是御花园了。南京故宫的御花园，其具体规模可能和现在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差距比较大。朱元璋本人可能也不太喜欢花园，比较朴素，反而喜欢“农家乐”。

《明太祖实录》里面有这么一个细节，说的是朱元璋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在皇宫里溜达，指着一片空地特意告诫这群孩子：“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意思是，这里不是不能造个亭子作为游玩的场所，但是我让太监们在这里种菜搞“农家乐”，真的是不忍心再劳民伤财了。在“大内”皇宫自己种地，而且是强调实用且并非作秀的人里面，朱元璋大概是古往今来第一个。

只不过物是人非，明故宫的遗址尤其是后宫以及御花园的部分已经不可考了。我们能够参考的，只有一些出土的琉璃瓦当和残破石雕。

现在我们去南京坐地铁二号线，其中还能看到“明故宫”这一站，这个更多的是定位于“前朝”奉天殿的遗址，而御花园包括乾清宫的部分已然很难辨认了。

历史总是带着遗憾往前走。由朱元璋一手缔造的明“中都”和南京城皇宫的建筑，分别毁于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晚期的太平天国起义，都属于“人祸”范畴， 现在只能依靠考古去做渺茫的追寻了。

不过尽管“肉体”得以毁灭，但是两座都城的“灵魂”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遥远的北平城得以传之后世，并与当时得以保留的元大都宫阙一起，再次获得新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传奇。

而这个传奇的开始，则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一只“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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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以小见大的史观

壹

2020年的6月2日8点13分，我从南京南站出发，乘坐车次为G6的“复兴”号列车来到北京，完成了这本书的签约。那时候这本书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在这一路上， 我联想到我所看过的史料，六百年前的人和物似乎一下子在脑海中鲜活了起来。

就在六百年前，浩浩荡荡的迁都也是从南京城出发，在当时太子朱高炽的带领下，历时三个月，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他将在这里作为太子，见证一座新城的开始。

数年之后，已成为大明皇帝的朱高炽突然驾崩。他的儿子朱瞻基正在南京祭陵，在得知消息后，冒着被二叔朱高煦中途截杀的风险，连夜赶路，拿命和国运赛跑，路上到底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然不为史家所知了。七天之后，朱瞻基赶到北平，就此开辟了“仁宣之治”。

而如今车轮滚滚，走的无非还是历史的轨迹，只不过速度有所差别罢了。

从南京到北京，如今高铁只需用三个小时出头的时间，而这条路，朱棣从登基到迁都，走了足足十八年，朱高炽用了几个月，朱瞻基用了七天。因此难免令人心生感慨，假如明朝能有如今的运输速度，是不是许多历史可以就此改写，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许将不再发生。

那我们是该遗憾，还是该庆幸？

这种感慨或许只是文科生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历史的黄叶，往往并不完全存在于辉煌的律令和浩瀚的史书中，而常常在残垣断壁、古道荒野的秋风中盘旋， 并不为人所察知。

汗青正史固然令人心生向往，然闲暇之时，若能从历史的细节处，考证出一二细节，弥补前者的缺失，形成独特的见解，进而赋予历史最为立体化的视角，何尝又不是读史之人的一大乐事呢？

这本《故宫里的中国史》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以小见大”的史观而写成。

贰

这种史观的来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史家身上，巧的是，两人都与“紫禁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维自己就是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死后亦自沉于昆明湖，我因此将王国维的人生看作紫禁城黄昏的剪影写在了这本书的结尾。陈寅恪的家族则是那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自身也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清点工作。

在这二者的观点中，王国维所倡导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材料相对照”， 与故宫史的构建不谋而合，在这座宫殿之中，明清史书里的种种记载，一下子变得鲜活了起来；而陈寅恪所谓的“史诗互证”，讲的正是于小处入手，挖掘历史潜藏的必然。

我于治史一途，当然不能及二位先生之万一，但若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史观去看，“故宫”或是“紫禁城”，实在不应该仅仅以建筑物单纯视之。专业的古建筑知识是生硬而陌生的，可古建筑群背后的历史细节，大到砖瓦木石，小到器物摆设，往往都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当我们触摸这些时代的遗存，总是能感受到那些独属于历史细节处的小故事。

《汉书》曾说，天下安危，无非积渐之事。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抛开成王败寇，更多则是由日常的琐碎与平庸构成的，这一点，对于紫禁城内外曾经生活过的大多数帝王将相都适用，这套书从忽必烈千里奔赴燕京城写起，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其间无数有名无名之辈粉墨登场，于紫禁城内外，实在别有一番故事。当事人也许对一切并无察觉，但当我们重新回溯历史的时候，却会惊讶地发

现，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些后世的波澜壮阔，往往在紫禁城的细微之处早有体现。不是吗？阙左门等候上朝时，让内阁和翰林院同处一室，已经为之后大学士晋

升体系的固化埋下了伏笔；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远征”志向，很容易能从御窑生产的瓷器纹饰上得到验证；而乾隆帝弘历于宁寿宫区域另起中轴线，虽不能以“风水”曲解，但确实又与清朝的由盛转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想展现的东西，我希望能把“故宫”的中轴线，写成中国元明清三代的政治的“大动脉”，以一种“诊脉”的方式，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去看待元明清那些所谓的“宫闱秘事”。过程自然很难，但如果读者在阅读中，能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慨，那将是本书最大的幸运。

叁

史料和建筑本身是有趣的，但历史有时并不那么有趣，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关于写作过程中的故事。

大约在写到万贵妃无子那一段的时候，我很想摆脱传统史料的桎梏，我想从我熟悉的考古学上挖掘一些内容，比如说把家喻户晓的“鸡缸杯”与万贵妃迫害后宫的行为联系起来。我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但古籍资料中并无此说，而查到的相关论文中虽有此说法，但都是推测，没法给到出处。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段子，通俗史学想写得有意思，要像讲相声那样，得不断抛出包袱吸引读者；但从史学的角度上， “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出处的说法，就是不能用，哪怕是通俗史学也是如此。

我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还是围绕这个段子写了大概一两千字，写得当然很顺畅。但写完之后就开始“不消化”。我无意用“备受良心谴责”这种矫情的词汇， 但那两天我的状态确实很差，几乎没法把精力专注在后续的章节中。我觉得必须得解决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不然我会持续受到它的折磨。

第二天晚上，我给我的老师、明清陶瓷史专家汪凌川先生发了一个信息，询问他明代官窑制瓷是否会出现私人订制，或者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汪凌川先生从史料和学术的角度否定了这种可能，并提出宫廷之中并无此惯例，瓷器纹饰都有明确的规制，不会因一个贵妃轻易改变。这个结论让我很惶恐， 也很沮丧，在和汪老师交流完后的几天里，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我继续疯狂地搜集

相关资料，盼望着能发现些什么。

但结果是确认无疑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明确的资料表明，“鸡缸杯”的纹饰与万贵妃有关，我们只能提出这种推测，而无法加以引申。

这个晚上，应该是这本书写作的一个转折点，我最后删除了这上千字的内容，过程当然很难受，如今回过头来再想，这其实是“以小见大”视角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正如不是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连接着大动脉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关乎历史大背景。我们没法创造历史，只能尽可能地追寻其中的真实。

肆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还是感谢和遗憾。

这里首先想感谢紫云万象出版公司推出的这套书系，能有这个得以合作的机会。其中特别要提到21世纪出版公司的王彦老师和我的策划编辑安斯娜老师，我于出版物一途，实在是门外汉，诸多懵懂之处，多亏了两位老师的耐心指点。

在写作过程中，良师益友的帮助更是功不可没。汪陵川老师的慷慨作序，以及其逐字逐句的辛勤批改，于本书裨益良多，汪老师本人在创作中的殷殷教诲，也让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深感惭愧；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殿教授和故宫博物院的冀洛源老师不吝提携，为本书寄语推荐，更是令我这个后学感到惊喜。我想在这篇序里向他们表示我真挚的谢意。

此外我的老同学司博、李晓爽、王瑞以及学弟颜顺德，都在文字和图片资料上给我帮助良多，他们大多是文物工作一线的从业者，他们的视角和经历，让我对“以小见大”的史观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的好朋友孙家锐作为语文教师，在文字校对和一些措辞方面给予我指点，而我的母亲作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也提出了非常多的看法，并一直予以我鼓励，这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写完这本书。

最后就是在南京写书的过程中，我的好兄弟兼舍友何程，忍耐了我无数个敲击键盘码字的夜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也认为应该有他的名字。

创作中的点点滴滴，在此一并致谢。感谢之余，遗憾也兼而有之。

史书浩如烟海，明清史的研习，其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在万千史料中寻得只鳞半爪，史书中看尽许多风景，但受限于史观和自己写作笔力的不足，许多精彩之处不

得不舍弃，堪称本书的一大遗憾。

我没法肯定地说，那些我所以为的精彩史料若加入书中，能否让书变得更好或更差，但也许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对于吃不到的葡萄，我们不仅能想象它是酸的，也可以想象它是分外甜的。人有时候需要“贵在不知足”，才能多多少少有些盼头。

在这里，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一点“不知足”的想法，除了这本书之外，历史还有更大更广阔的空间，等待着我们了解和探索，若此书能有一丝丝抛砖引玉之功，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所在。

以上种种，且为自序。

翟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