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西汉风云系列的第三册，记述了文景二帝励精图治、开创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第一盛世“文景之治”的历史，以细腻笔法探讨文景二朝之君臣论对、文治武功、治政失误，以独特视角剖析活跃在历史大幕上的英雄人物，以宏大布局触及两千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
本书采取文史融合的方式，广泛汲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古史资料，以及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保证史实可靠的同时，伴之以适当的艺术创作，颇具《史记》风采，但可读性更强。
本书颇多新见解，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既可为大众读者了解西汉历史提供帮助，亦可为文史研究者研究西汉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以思想助力。

葛俊超，青年作家，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从事历史和文学创作多年，写有历史小说、学术和教育教学论文、随笔及札记等近百篇。

仁政治国
第一章 代王进京
第二章 入主两宫
第三章 丞相之功
第四章 君君臣臣
第五章 新朝外戚
第六章 元从老臣
第七章 彻侯之国
第八章 复定南越
第九章 贾生论政
第十章 天下诸藩
第十一章 辟阳之死
第十二章 干戈不断
第十三章 济北举兵
第十四章 千金一诺
第十五章 绛侯谋反
第十六章 谏铸钱疏
第十七章 多行不义
第十八章 淮南厉王
第十九章 草原之君
第二十章 中行谋略
第二十一章 论治安策
第二十二章 公车司马
第二十三章 不刑大夫
第二十四章 大哀贾谊
第二十五章 太子家令
第二十六章 仁政治国
第二十七章 萧关传檄
第二十八章 皇帝亲征
第二十九章 国思良将
第三十章 持节云中
第三十一章 天命鬼神
第三十二章 申屠丞相
第三十三章 甘泉烽火
第三十四章 亚夫细柳
第三十五章 国有贤君
孝景遵业
第三十六章 新朝新人
第三十七章 峭直刻深
第三十八章 强藩在侧
第三十九章 亲藩诸侯
第四十章 股肱贤臣
第四十一章 兄弟之国
第四十二章 削藩计议
第四十三章 吴楚密谋
第四十四章 高密之约
第四十五章 土崩东南
第四十六章 诛晁清君
第四十七章 棘壁之战
第四十八章 太尉将兵
第四十九章 避实击虚
第五十章 城阳中尉
第五十一章 诸齐谋变
第五十二章 攻守易势
第五十三章 对峙下邑
第五十四章 决战之日
第五十五章 大势已定
第五十六章 藩王徙封
第五十七章 汤武革命
第五十八章 明争暗斗
第五十九章 金屋藏娇
第六十章 废储事件
第六十一章 梁王是非
第六十二章 刺袁案结
第六十三章 新储新傅
第六十四章 孝王薨逝
第六十五章 忠臣难为
第六十六章 北边不宁
第六十七章 射雕英雄
第六十八章 谁可宰执
第六十九章 长者辅弼
第七十章 怏怏非臣
第七十一章 阳陵风雨
后记

数月前，俊超告知我他
的第三部著作即将付梓，并
托小序，我感到十分高兴。
2006年7月，我于安徽师范
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
任教，并担任兼职辅导员，
正好带俊超他们班，并给他
们上“中国古代史”课，一晃
我们已经相识15年了，前年
他又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
，可以说我一路见证了俊超
在学术上的成长。本科学习
期间，俊超就显示出了对学
术特别是历史学的热爱和敏
感，他不仅时刻与书为伴，
且功底好，问题意识强，总
能从传统文献中看出新问题
，提出新观点。
本科毕业后，俊超回到
家乡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在日常工作之余，他不仅
继续大量阅读正史、古人文
集等传统历史文献以及今人
论著，还将自己读《史记》
《汉书》《资治通鉴》等的
心得写成一篇篇读书札记，
数年间写了近200万字，并
整理成数部书稿。在安徽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资助下，
他于2018、2020年出版了
《西汉风云之大风起兮》《
西汉风云之长乐风雨》两部
著作，在学界和社会上均产
生了一定的反响。这次出版
的《西汉风云之文景之治》
就是他的“西汉风云”系列之
第三部，听他说该系列的第
四部书稿也已完成。俊超能
够取得如此成绩，怎能不让
人欣喜！作为他的老师，我
由衷为他高兴。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
了东平王刘宇上疏向朝廷求
《史记》的故事：有战国纵
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
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
：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不许之辞宜曰：‘《五经
》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
。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
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
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
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
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
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①
《史记》成书后存正副
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
师”②。虽然司马迁死后“其
书稍出”，但民间并无完整
的本子流传，所以即便是藩
王亦不能窥其全貌③。正因
如此，刘宇才向朝廷求取《
史记》。不过，因大将军王
凤反对，刘宇未能如愿。值
得注意的是，王凤反对的理
由是他认为《史记》一书“
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
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
地形厄塞”，若授之藩王，
则不利于朝廷。由此观之，
司马迁本人虽多次谦称不敢
以《史记》与孔子之《春秋
》相提并论，但《史记》确
实是一部具“帝王之术”色彩
的著作，诚如司马迁在《报
任安书》中所谓“欲以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④。可以说，《史
记》凸显了中国史学的一个
重要传统，即主要为政治服
务。后来司马光编写《资治
通鉴》也主要是供统治者借
鉴，宋神宗就认为此书“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经
世致用，特别是资政功能，
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家的一
种学术自觉。由此，中国传
统的史学作品主要是面向精
英特别是政治精英的，它们
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距离。
近代以后，传统史学开
始遭到批判，1920年梁启
超在《新史学》中就指出：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
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
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一批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出现，更
使中国的史学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后，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史学
研究日益呈现出繁荣发展的
局面，中国史学与普通大众
之间的关系日益拉近。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
史学研究仍然未能完全脱离
传统史学的藩篱，其“精英
化”的倾向依然存在，与人
民大众之间的距离依然较大
，这既是史学学科性质和学
术研究本质使然，也与史学
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不
够接地气有关。由此出现了
一个后果，史学研究成果往
往较难得到社会大众的回应
和共鸣，从而降低了社会大
众对于史学的兴趣，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学的影
响力。史学如何走向大众，
遂成为了史学研究者不得不
认真思考的问题。俊超的“
西汉风云”系列，正是对这
个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
《西汉风云之文景之治
》凡七十一章，生动细致地
勾勒了高后八年（前178）
至孝景后元三年（前141）
西汉前期三十余年的历史，
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较为具
体而直观地展现了文景时期
中国的社会风貌。这七十一
章内容既各有主题，又前后
连贯，如从第四十二章《削
藩计议》到第五十五章《大
势已定》，以十余章篇幅完
整呈现了“七国之乱”的原因
、过程和结果，但每章本身
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
因本书基本以《史记》《汉
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
依托，所以内容相对较为客
观、可信。例如，第二十一
章《论治安策》大体以《汉
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所
载贾谊的奏疏为框架，深刻
剖析了文帝前期严重的政治
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本书
还大量征引了《史记》《汉
书》中经常被忽视的篇目，
例如《史记》卷十八《高祖
功臣侯者年表》、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以
及《汉书》卷十九《百官公
卿表》、卷二十三《刑法志
》、卷二十八《地理志》等
。例如，在第三十六章《新
朝新人》

《西汉风云之文景之治》凡七十一章，生动细致地勾勒了高后八年（前178）至孝景后元三年（前141）西汉前期三十余年的历史，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较为具体而直观地展现了文景时期中国的社会风貌。这七十一章内容既各有主题，又前后连贯，如从第四十二章《削藩计议》到第五十五章《大势已定》，以十余章篇幅完整呈现了“七国之乱”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但每章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因本书基本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依托，所以内容相对较为客观、可信。

本书之起源为读《史记
》《汉书》及《资治通鉴》
之余所作的札记。原本内容
甚为散乱，文字亦较为随意
。其后交付出版前，虽有意
重构，以令二百余万字的四
百余篇札记体例统一、先后
有序，但仍不可避免存在诸
如长短不一、文字晦涩、注
释繁杂等诸多问题。作为札
记，以备遗忘，体例稍微随
意固然并无问题，然交付出
版，独立成书，则有诸多不
便。因此，按出版社建议，
全书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
文字亦进行了润色。
本书是札记第三部分的
重构，初稿十七万字，完成
于2016年。此后，在繁忙
的工作、学习之余，断断续
续抽出时间对原有文字进行
了粗浅修改。自2017年春
至2018年夏，书稿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删改与润色，全
书增至二十四万字。三稿完
成于2019年春，最终定稿
的修改则在2019年冬基本
完成。
在修改、润色时，不可
避免想到一个问题，即精彩
的故事与无趣的札记，应当
何去何从？其实，无论是今
人还是古人，提笔著史时可
能均会面临这一矛盾，即“
故事性”和“学术性”的冲突
，或者说文学与史学的冲突
。以受众范围而论，除少数
经典外，多数学术著作固然
深刻，但难免存在阳春白雪
、曲高和寡之弊。因此，若
欲赋予史学长久生命力，则
需以文学形式对其进行修饰
，以令其不脱离大众。然而
，史学本身则是严肃、厚重
的，若修饰太过，则难免令
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
此，学术性的史学对此种“
修饰”似并不认同。
然则，史学、文学是否
确实难以融合？亚里士多德
有一个观点，意思是诗往往
比历史更真实，其所谓的诗
即文学。诚如亚氏之言，西
方历史确实源自于壮美瑰丽
的英雄史诗。西方如此，东
方亦是如此。兹举《史记》
之名篇《李将军列传》片段
如下：
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
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
，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
中贵人走广。广日：“是必
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
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
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
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
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
奴射雕者也。
短短一百余字，勇猛敢
战的戍边将军形象跃然于纸
上。于是，一篇列传，令李
广之形象传承千年。以精妙
绝伦笔法去讲述精彩故事，
再将诸多故事连缀成一部史
书，终成就“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然而，真实
历史中，李广是否确实有过
此射杀匈奴射雕者事迹？
其实，司马迁虽为史学
家，但却颇喜民间逸闻。例
如《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司
马迁听闻冯唐论将之事时，
即曾言：“冯公之论将率，
有味哉！有味哉！”因此，
《史记》中虽有采录自秘府
档案，但亦多有趣闻轶事。
《史记》中此类事例极多，
如项羽东城快战、荆轲刺秦
等莫不如此。因此，《李将
军列传》中这段射雕者的故
事与李广射石虎一般，也许
不过是民间流传的趣闻而已
。可既是传说故事，则其真
实性恐不能保证。即便此故
事确实真实无疑，司马迁本
人亦不可能回到六十余年前
，至上郡亲眼目睹李广神射
。所以，此记载其实并不符
合史书“学术性”标准。既然
如此，为何还要将此段故事
记录至书中？若仅因精彩“
有味”，即将无法考证之事
录于史书，岂不草率？
司马迁并非草率之人。
《汉书·司马迁传》载与司
马迁同朝代的学者刘向、扬
雄即曾盛赞司马迁有“良史
之才”，且称其文“不虚美，
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需
知，“良史之才”是对著史者
的极高评价，非秉笔直书者
不能称之。自先秦以来，良
史者无不视史书逾生命，如
春秋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
弑其君”以致兄弟皆死。司
马迁本人确实因秉笔实录汉
朝之事，亦曾遭西汉朝廷之
打压，其所著《史记》亦曾
多遭删削。
司马迁既确有良史之才
，《史记》亦为秉笔直书之
良史，则《李将军列传》所
记自然不是突发奇想而成。
为何如此？其实，司马迁自
有主张。
《史记》即将完本之际
，司马迁以《太史公自序》
为全书进行概括，谓“扶义
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
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故
列传者，多为当世扶义傲傥
之英雄人物。具体论《李将
军列传》，李广“勇于当敌
，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
徒乡之”，为时人称道，故
不可不记。《史记》以纪传
为体例，以人为本，以人而
阐明历史“成败兴坏”。而这
段射雕者的故事在当时流传
极广，正足以表明李广为戍
边之良将。可是，如此“自
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奉其一生于边郡的将军至
六十余却不能封侯。反之，
西汉朝廷却将高爵厚禄授予
毫无斩将骞旗之能的如王信
这样的外戚，岂不怪哉？试
想，如《李将军列传》照直
实录，记日：“其秋，胡入
上郡，广斩首二级，生得一
人。”固然客观，然作《李
将军列传》之意义何在？
在《史记》全书完成时
，司马迁给好友任安任少卿
写了一封书信，即《报任安
书》。在书信中，司马迁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
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其所谓“倜傥非常之人”，
即指笔下之人。司马迁用其
“非常”之笔，将古之圣贤英
雄赋予灵

深入而能浅出，通俗而
能严谨，文采斐然可观而不
流于虚饰，不违史传原意亦
非照本宣科，这样的历史普
及读物，当下非常需要，市
面上却很少，葛俊超的书当
属此列。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胡
宁

第一章 代王进京
高后八年，秋九月。
代王车驾自太原郡出，南下河东郡，再折而向西；从河东郡蒲坂东渡黄河过临晋关，即入内史地界；渡河向西一百余里，乃内史之高陵县。时天色将晚，且长安已在眼前，故代王车驾遂于高陵县驻跸休整。
车驾休整之时，代中尉宋昌受命先入城探查。宋昌，楚卿子冠军宋义之孙，宋襄之子。楚汉相持荥阳时，宋昌以都尉随从高皇帝守于城中。其后代王受封就国，宋昌以代中尉从至代国中都。于代国任职十数年，宋昌数领代军戍边，有通晓边事之称。月余前，代国君臣犹疑不定之时，宋昌以高远之智谋力排众议，力陈不可观望，终将入长安即位一事定下。因此，在至长安入继大统的关键时刻，宋昌无疑为代王心腹爪牙之臣。在形势不明之时，爪牙之臣自需为主君效死。因此，宋昌受命后即领数骑随从自高陵县出发，前往长安。
人主顾忌名号未定而不能急于入城，然身为人臣且负有探明形势之责的宋昌却不能不急。试想，若此时长安已生变故，甚至齐王刘襄已抵长安，代国君臣将何去何从？因此，宋昌出发后，一夜策马狂奔百里而不敢停歇。
清晨时分，疲惫已极的宋昌终至渭水北岸。越过宽阔的渭桥，气势宏伟的长安城与巍峨肃穆的未央、长乐二宫已在眼前。极目而视，但见渭水两岸平静如常，长安当无大变。见此情景，宋昌方自度代王人继大统之事不会再有变故。
然而，正欲过河之时，却突见对岸赤旗飞舞，车驾频频。视此仪仗，必为自长安横门出城之公卿大臣。片刻后，据过河使者通传，宋昌方知于长安主政的右相陈平等人已知代王车驾至高陵之事，遂领诸臣前来迎驾。既然城中公卿如此急迫，则入主长安必已万无一失。于是，宋昌遂与汉廷诸臣于渭水之畔交谈。互通内外之情后，宋昌又策马奔回高陵，将此事汇报于代王，并建议当立即入城。
代王车驾遂立即出发，并于次日日中抵渭水北岸。当此之时，渭水两岸警跸已毕，立于桥前恭候车驾之首者乃右相陈平、太尉周勃。紧随其后者，则为大将军柴武、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大略观之，非显贵彻侯即朝廷二千石以上之公卿大臣。不过，诸臣中亦有陌生面孔——御史大夫张苍。
张苍，原为秦御史，后入汉为将，与故丞相安国侯王陵相友善。高帝时，张苍历任恒山守、代相、赵相、计相及淮南相，政绩颇佳。张苍以秦御史出身，既非“砀泗元从集团”①，又非从高皇帝之关东诸侯，在朝中素无后台，故朝中皆传张苍素不争权，不结党，为人谨慎。不过，在此非常之时能以郡国守相而越过列卿直人中枢为御史大夫，当非其为人谨慎之故。需知，御史大夫虽为二千石，但可受公卿奏事，有“副相”之称。汉制，皇帝诏书先下御史大夫，再由丞相下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下郡国守相，布告天下。因此，御史大夫虽位于丞相、太尉之左，却颇为重要，按常理需自能力突出的二千石列卿中迁任，甚少直接调郡国守相为之。此时距诛吕不过一月，朝廷无缘无故突然将立有大功的平阳侯曹参之子曹窑罢黜，且违背惯例，另调张苍为御史大夫，岂不怪哉？再者，淮南国寿春县距长安一千三百余里，即便快马奔驰亦需十日之久，若再加上文书交接等诸项事宜，自淮南调入长安，至少需二十余日。一月之内即强令张苍调任至长安，岂非过急？由此观之，张苍迁御史大夫，在制度上有违惯例，在情理上亦令人生疑。
既然如此，为何强迁之？想来，这其中当涉及诛吕之事。朝中好事者传诛吕事毕后，身为诛吕核心人物并行御史大夫事的曹窑，不知为何与陈平、周勃等主事者就如何安置吕氏“余孽”未能一致，故被罢黜。相较于曹窋，张苍多年未在中枢，又无党无派，在敏感之时代曹窋为御史大夫自当更为合适。再者言，张苍曾久居北方为代相，与代国上下亦算颇有渊源，此时参与迎立代王不至过于突兀。大约正因如此，张苍才得以仓促迁任御史大夫，参与迎立。
不过，如此秘事若非宫中好事者隐约传言，远道而来的代国君臣实难详知其中原委。当然，于宋昌而言，以低调谨慎的张苍为御史大夫总好过桀骜不驯的曹窋，毕竟若以后君臣不和，帝位亦不能稳固。因此，群臣行礼后，宋昌亦领代国群臣按制还礼。孰料礼毕，却见周勃小步前趋，行至代王车驾之侧小声说道：“大王，臣有事上奏，望能私下详谈。”
周勃此人虽出身低微，且“重厚少文”，但位居三公数十载，不当不明朝廷礼仪。需知，丞相乃百官之首。此时丞相尚未开口，太尉却要“私下详谈”，岂非逾礼？而且，天日昭昭，众目睽睽，有何事需“私下”言之？执天下之柄的权臣有如此举动，实时即将入主未央的君主不敬。因此，侍从在侧的宋昌深感不妥，未等代王回话即高声对曰：“太尉所言，若为公事，则无须顾忌，开口直言；若为私事，则王者不受私！”
此语言毕，即见周勃面露尴尬之色，随后长跪顿首谢罪，并正式呈上皇帝所用玺、符。不过宋昌尚未接受，一直沉默的代王却立即拒绝，并要求直入代邸再言他事。
按汉制，天下郡国在长安皆设有官邸，以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