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王方翻译的《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一书中，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细致的描述、缜密的考证将蒲宁与纳博科夫每一处谨小慎微的心理加以放大，一部“较量史诗”生动又活泼。这不仅是二人复杂的文学关系史，也是一部丰富的流亡文化史。

这部“较量史诗”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1933年蒲宁凭借《米佳的爱情》获得诺贝尔奖之时，这一年，蒲宁与纳博科夫终于在柏林会面，后者对前者的敬仰不由分说；第二阶段始于1933年，止于40年代纳博科夫移民西欧，此时的纳博科夫正开启着一个新的“文学界”，一流的声誉不禁让“老师”蒲宁黯然失色；第三阶段始于40年代，止于1953年蒲宁逝世，这一时期，蒲宁凭借小说集《暗径集》激起了最后一片涟漪，在向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前辈回归的同时，也追逐着自己的“子侄”纳博科夫，着实是一场欲罢不能的角逐赛。蒲宁逝后，纳博科夫凭借新作《洛丽塔》又一次游弋到了浪潮的峰尖，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那就是天才派。”

伊凡?蒲宁（1870-1953年），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落叶》《松树》《新路》《乡村》等。1933年其作品《米佳的爱情》获诺贝尔文学奖。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年）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他在美国创作了文学作品《洛丽塔》，这是一部在二十世纪备受关注并且享誉全球的小说。

他们生活于同一时期，也同样是流亡同胞。他们是艺术天才，纳博科夫和蒲宁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是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者，也是极其复杂的个体。在由王方翻译的这本新作《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精）》中，备受赞誉的作家学者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Maxim D. Shrayer）将两人复杂的文学关系与个人关系娓娓呈现，书写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

聚焦于俄罗斯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丰富移民史（从德国和法国移民到美国，后又移居瑞士）。他们的文学传奇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铸就的？文学天才的较量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纳博科夫和蒲宁之间的较量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鲜活了移民文化历史，也给文学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这本书既是一本传记文学，也是一部流亡文化史，将对全世界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吸引力。

前言

序 较量诗学

第一章 “请别太严厉地责难我……”

第二章 “委屈”

第三章 “……在心中鞭策您的后代”

第四章 “……她在日内瓦湖畔死于早产”

代结论 “……连屠格涅夫都不如的无韵文作家”

鸣谢

附录

 人名索引

 插图注解

 缩写说明

第一章

“请别太严厉地责难我……”

为了厘清蒲宁与纳博科夫之间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与文学关系，且让我们来看他们的历史。一切的源头始于蒲宁与纳博科夫父母的结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Набоков）（1869-1922年）与蒲宁同岁，是立宪民主党最显赫的人物①，1920年春季和初夏，他正在柏林和巴黎，为从伦敦迁居到柏林做准备——他的立宪民主党战友伊奥西弗·格森（Иосиф Гессен）和奥古斯特·卡明卡（Август Каминка）已在柏林定居。当时这位作家还年轻，他的父亲来到巴黎后，暂居于弗拉基米尔·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ргутинский-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家中，这位公爵曾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担任艺术批评家，他此时的身份是俄罗斯帝国驻巴黎使馆的二等秘书。

我们凭借直到В.Д.纳博科夫去世前不久这段时间里的一些书面证据，可以得知他们交往的情况。蒲宁之妻薇拉·穆隆采娃-蒲宁娜在1920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晚我们在托尔斯泰【即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лексея Толстого）】府上用餐。纳博科夫是个保有堂堂仪表之人，给我留下一种已超脱尘世的印象。他举止彬彬有礼，很有彼得堡人的风范……昨天谈的是政治话题，其中也谈到了沙皇。谈到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и II），他说谁也不喜欢他，还说他也无能为力。①

1920年6月15日，В.Д.纳博科夫邀请蒲宁共进早餐：

1920年6月15日，巴黎，星期二

弗朗索瓦一世路7号（7, rue Fran?ois I.）

深深敬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若您与尊夫人明日肯赏光与我们共进早餐，我与我的朋友——我寄居之所的主人——阿尔古京斯基公爵②将不胜荣幸。阿尔古京斯基公爵为人温文尔雅，曾是А.П.契诃夫（А.П.Чехов）的朋友，是5个月前从那个苏维埃国家逃出来的。我想，您与他相处是不会感到不快的。若您首肯，不必回书。此处离您很近，乘坐9路有轨电车，在荣军院桥下车，您就可到达弗朗索瓦一世路——午餐安排在中午1点，若有招待不周之处敬请原谅。请赏光前来。

您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①

1922年3月29日，蒲宁娜在日记中专门记述了В.Д.纳博科夫在柏林被刺的事件：

纳博科夫被刺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随时都记得纳博科夫，记得我们每一次匆促的相聚。第一次是在托尔斯泰家，第二次是在我们那里，在圣父酒店里。他也曾邀请我们在阿尔古京斯基家用早餐。……纳博科夫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还不能说使我着迷。听他从容平缓的讲话是令人愉快的。后来我又和他在泰菲（Тэффи）家见过一次，他在那里表现得活泼、率真。……但最主要的是，我欣赏的是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他，他讲起话来既漂亮又聪明……②

后来，蒲宁娜在回忆录中写了一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Набоков）（1934年9月30日），回忆自己在巴黎与В.Д.纳博科夫见面的情形：

我第二次见到他（第一次是在1920年4月8日，在А.Н.托尔斯泰家用餐时）是在圣父酒店（отеля Sts.Pères）的大堂。他前来邀请我们去他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古京斯基家用早餐，他当时暂住在阿尔古京斯基家。

他和我说了几分钟话，谈吐的简捷自如令我吃惊。这种简捷属于俄罗斯贵族，在彼得堡人身上很少见。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古京斯基是个很独特的人，他总是说与您们相识很荣幸——告辞的时候重复了好几遍。

早餐是在阿尔古京斯基公爵的书房进行的，就在没铺桌布的桃花心木书桌上用餐，他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稀罕物与艺术珍品。①

在与蒲宁见面后过了一周，纳博科夫的父亲从巴黎回到了伦敦。1920年夏天，纳博科夫一家迁到了柏林。1920年8月3日，纳博科夫的父亲就一件普通的出版事宜给身在巴黎的蒲宁写了一封信。信件寄出的地址是格吕内瓦尔德，这里在当时是俄罗斯侨民的落脚之地。20世纪30年代末，纳博科夫在长篇小说《天赋》（Дар）中歌颂的就是柏林的这个地区。（P001-004）

较量诗学

1929年11月9日，法学教授兼文学批评家，后来做了修士的基里尔·扎伊采夫（Кирилл Зайцев），在巴黎的报纸《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蒲宁’的世界与‘西林’①的世界”（?Бунинский? мир и ?Сиринский? мир）②的文章。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1929年11月的《当代札记》（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杂志上刚刚开始刊登纳博科夫的小说《卢任的防守》（Защиты Лужина）③。同一期杂志也节选刊登了蒲宁的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1928——1933年；完整版：1952年）。扎伊采夫觉得这两份文本出现在同一期刊物里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位批评家写到：“能给读者带来‘喜悦’（引号内原文为斜体）的书相当稀少……”扎伊采夫把阅读蒲宁的小说比作吸氧，他接着又说：

就这样，您就从蒲宁的诗意高空直接坠入西林的地下精神世界的绝对黑暗。……西林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可不论如何，在您仔仔细细地读完最后一行后，会怀着怎样巨大的安慰合上书本啊。感谢上帝，不必再继续阅读这充满暗示的压抑呻吟，它所出色描画的，是那些无所凭借、也不为什么而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是人，而是似人之物，既不思索他们周围的世俗之美，也一点不去思索人性的灵魂之美，他们是天生眼盲的鼹鼠，在既无意义也无目标的漆黑无底洞里，无助、本能且不负责任地拱来拱去。像西林一样看待生活是多么可怕！而像蒲宁一样看待生活又是多么幸福！①

不论К.扎伊采夫对纳博科夫成就的评价如何偏颇，如何错误，这种比较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纳博科夫是蒲宁在文学上的对手这一命题业已存在。在1929年11月扎伊采夫这篇文章出现之前，纳博科夫已经在柏林出版了两部诗集和两本长篇小说，还在柏林的《鲁尔报》（Руль）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和评论。当时纳博科夫还有一部短篇小说与诗歌集《乔布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即将出版。尽管在1929年之前，纳博科夫也已经在首屈一指的“大部头”侨民杂志《当代札记》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但在《卢任的防守》1929年刊登出来和1930年出版单行本之前，纳博科夫在巴黎还不是很有名。正是这第三本长篇小说的问世，才让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圈里引起了轰动。用妮娜·贝尔贝洛娃的话说，“这位俄罗斯的大作家就像凤凰，诞生于革命与放逐的火焰和灰烬之中。我们的存在从此有了意义。我们整个一代人的清白已得到了证明。”①

不过还在1926 年时，后来任伯克利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的格列布·斯特鲁韦（Глеб Струве）就曾在巴黎的《复活报》（Возрождение）上为纳博科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Машенька）（1926 年）写过评论，称纳博科夫是蒲宁的“徒弟”：“对于那些喜欢比较和追溯作家所受影响的人来说，如果不算屠格涅夫，那对西林的长篇小说影响最大的就得说是蒲宁了。蒲宁可以当之无愧地把西林当做自己的徒弟。”②两年后，巴黎《当代札记》的合作编辑、后来与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共同创立纽约《新杂志》（Новый журнал）的批评家、诗人米哈伊尔·采特林（阿马里）【Михаил Цетлин（Амари）】在评论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王、后、杰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1928 年）时，明确指出了纳博科夫与蒲宁的创作之间的关系：

作者感受到了大城市（此处指柏林）及城市生活、街道、小夜店和大商场的丑陋、粗俗及梦魇般的气氛。的确，这就是柏林，俄罗斯人眼中的柏林，一个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蒲宁笔下的彼得堡的作家眼中的柏林。想必西林看过《绞索耳》（Петлистые уши）①，这是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也会像蒲宁作品常见的情况那样令他感到意外。②

1929年，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亚历山德罗·阿姆菲捷阿特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мфитеатров）在贝尔格莱德的俄文报纸《新时代》（Н о во е в р е м я）上对纳博科夫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玛申卡》和《王、后、杰克》做出了评论：

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者西林，是位充满幻想的唯美主义者和抒情诗人，有着美妙的印象主义倾向，他将会拥有相当远大的前程。他是个擅学之士。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中，他时而模仿Б.扎伊采夫，时而模仿И. А.蒲宁，不过也以“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展现出了自己的风貌。西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后、杰克》——一部力作：聪慧、才华横溢、富于艺术性的心理分析之作——是深思熟虑和发自内心的东西。既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整个场景都不是俄罗斯的（作者观察的区域是柏林的德国布尔乔亚富人区：若不是因为西林典型的俄罗斯式文笔，人们简直会以为这是一篇译著），那么他也应该去掉在这类我（可能不够准确地）概括为“外国味儿”（экзотическое）的异域文学中那种过于屈尊纾贵的派头。①

20世纪30年代初，包括弗拉基米尔·魏德勒（В л а д и м ирВейдле）、亚历山德罗·库普林（Александр Куприн）、格列布·斯特鲁韦、格奥尔基·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Федотов）和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Ходасевич）在内的一整批作家和批评家都将纳博科夫看成了蒲宁实实在在的文学对手。

《卢任的防守》给格列布·斯特鲁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纳博科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西林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Сирина）（1930年5月）。这时，斯特鲁韦开始为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中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进行辩护了，谈及纳博科夫的文学导师问题时，反驳了对纳博科夫模仿蒲宁的责难：“尽管《卢任的防守》中仍有个别地方授人以柄，让人把西林向着蒲宁拉近，但在这里已完全不能说是模仿了：整篇小说的构思中丝毫看不到蒲宁的影子。”②1931年4月，在巴黎《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的调查中，库普林选出的“近十年最优秀作品”为蒲宁的《中暑》（Солнечныйудар）、瓦伦丁·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Катаев）的《盗用公款的人》（Растратчиков）、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尤里·奥廖沙（Юрий Олеша）的《嫉妒》（Зависть）。在这次调查中，霍达谢维奇选出的是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奥廖沙的《嫉妒》①。宗教哲学家和时评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在巴黎的杂志《数》（Числа）的调查中指出：“就在最近这几年，无比贫弱的海外文学倒使我们拥有了非常重要的作品：蒲宁和西林的作品。②1932年，历史学家兼批评家尼古拉·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在当期的《当代札记》文学栏发表评论，精辟地概括了批评家们是如何看待纳博科夫在侨民无韵文界的地位的：

迄今为止，西林仍是许多人所反对的作家。或许还有着某种蔑视他的风气……对于他创作的性格，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很不喜欢，可以称他为蒲宁的继承者，也可以把他与低级趣味的西方小说家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法既不可信也无关紧要），但诚实地就文学事实而言，却既不能否定他画家般的异禀——他发掘人们习以为常的死气沉沉的视觉形式，并用发掘出的东西来展现世界的精湛技巧，也不能否定他了不起的布局谋篇的艺术——他在组织这些引人入胜的材料时，在细节与复杂性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③

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博科夫和蒲宁的对立平衡甚至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引起了几次反响——他们被放到了老一代俄罗斯侨民作家和年轻侨民作家的对立平衡这个更大的尺度之上。美国批评家艾伯特·帕里（Albert Parry）在一篇对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概述中称赞了纳博科夫，同时将蒲宁斥为文学界的遗老之一：“对于像蒲宁、伊万·什梅廖夫（Иван Шмелев）和米哈伊尔·奥索尔金（Михаил Осоргин）这些化石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创作出与他们置身的侨居环境相关的令人难忘的出色作品了。他们过分拘泥于俄罗斯的传统和过去，而西林、阿尔达诺夫、贝尔贝洛娃等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还能够创作出非俄罗斯题材的出色作品。”①

帕里对蒲宁却是大大地看走了眼：他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7月，可没过几个月蒲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最终为蒲宁赢得了赞誉，一时间把他变成了世界文学名流，也提高了他在侨民界的知名度。蒲宁的获奖对俄罗斯的海外文化气候造成了一次“电击”。这次颁奖之前，在从巴黎到里加、从哈尔滨到芝加哥的侨民出版物上就已经兴起了一股批评讨论的浪潮。批评讨论的基本话题是流亡中俄罗斯文学的未来。能否在与活的语言环境隔绝的情况下创造或保存文学文化？俄罗斯侨民文学与苏联文学有什么区别？在最近几十年里俄罗斯的海外文学发生了什么变故？谁会继承老一代侨民作家努力从布尔什维克的毁灭之下拯救出来的俄罗斯文学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这些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批评家和作家们在出版物中展开了讨论，年轻的俄罗斯诗人们也在巴黎的咖啡馆和布拉格的酒馆里发起了辩论。①

蒲宁荣获诺贝尔奖的事件一时间改变了批评界讨论的目标。②怀着不可调和的反苏情绪的蒲宁成了最重要的俄罗斯作家，赢得了最高的国际知名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由于纳博科夫已经成了首屈一指的侨民作家，所有的批评家——不论如何看待蒲宁——都开始倾向于将纳博科夫与蒲宁作比较。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缔造纳博科夫传奇的人物之一——格列布·斯特鲁韦，虽然仍坚持认为纳博科夫是蒲宁的文学弟子，却断言除此之外这两位作家就再没有更多的差别了。①1934年，季娜伊达·吉皮乌斯（Зинаиды Гиппиус）和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Мережковский）的秘书弗拉基米尔·兹洛宾（Владимир Злобин）在一篇讽刺性的评论中对蒲宁与纳博科夫作了比较：“您可认识西林之手？大师之手啊！早已着了蒲宁的先鞭。但仍不出老套：‘我的手在写，可不知为何……’”②在出版物和俄国文学沙龙里，纳博科夫的名字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他开始被承认为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新领军者，对于刚赢得诺贝尔奖的老师而言，既是继承人，也是对手。

如果不算那些————说蒲宁是影响过青年纳博科夫的作家之一的————只言片语，那么在战后这些年里，人们对这两位作家跌宕起伏的关系可谓是研究得极少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学者还不能自由地研究纳博科夫的创作，也没有途径接触到保存在西方的档案。对于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关联，在苏联解体前的官方文学研究界我们可以找到两种基本观点。1965年，亚历山德罗·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在九卷本的蒲宁作品集前言中称纳博科夫为蒲宁的“追随者”①。8年后，蒲宁研究者奥列格·米哈伊洛夫（Олег Михайлов）在一篇泛泛介绍蒲宁“文学遗产”的文章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在纳博科夫的俄文版自传《彼岸》（Другие берега）中有个著名的段落，写的是纳博科夫与蒲宁在巴黎的餐馆里会面，米哈伊洛夫在评论这一段时写到：“这位侨民文学的彼得·施勒米尔②，连与祖国相连的影子都丢掉了的纳博科夫，除了技巧与天赋，和其他作家——甚至是最一般的作家——也没什么差别。”③在这里，纳博科夫被冠上了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Адельберта фон Шамиссо）的小说《彼得·施勒米尔奇遇记》（Необычайнаяистория Петера Шлемиля）（1814年）主人公的名字，这个人物做了桩胆大包天的交易并失去了自己的影子。显然，苏联批评家把纳博科夫比作施勒米尔，指的是他转向英语创作这件事。

对于两次大战之间在欧洲度过的差不多20年的侨居生活，纳博科夫刻意用了一种简略、含糊、拐弯抹角的说法，西方批评家就是受到了这种说法的迷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以及他在美国和瑞士期间接受的采访和书信中，他有意识地弱化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环境——特别是蒲宁的创作——在他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纳博科夫成功地影响了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轻信并耽于感性的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Field）。更难理解的是，纳博科夫大部头传记的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yan Boyd）记述了几次这两位作家间的会面，却没提到过纳博科夫与蒲宁之间的文学对话，也没有提过这段对话留下的档案遗存。“第二拨”与“第三拨”的侨民学者处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优越的地位，但这些批评家同样也从战前的先辈那里部分继承了将纳博科夫视为“非俄罗斯”作家的错误观点。因此，马伊娅·卡甘斯卡娅（Майя Каганская）把纳博科夫“从《玛申卡》到《洛丽塔》（Лолита）”的小说创作动态——从俄罗斯文学转向英美文学——说成是一种本质上的“离弃”，就完全不是偶然的。对战后的研究者来说，那些在书信或私人谈话中人云亦云随口而出的简单教条也没有什么帮助，比如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曾简短地回答过罗马尼亚学者提出的蒲宁与侨民文学关系的问题：“关于年轻的移民小说家我确实没什么可回忆的。蒲宁尽管承认西林——纳博科夫的才华，但却无法忍受他。”（1969年6月24日）③

今天的研究者未必能完整地重构出纳博科夫与蒲宁私人关系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他们二人会面与交谈的见证者们——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妮娜·贝尔贝洛娃、伊利亚·冯达明斯基（Илья Фондаминский）、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米哈伊尔·采特林（阿马里）等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些在蒲宁侨民生涯不同时期接近过他，曾经见证他对那位年轻同代人反应的文学家们【亚历山大·巴赫拉赫（Александр Бахрах）、罗曼·古尔（Роман Гуль）、列奥尼德·祖洛夫（Леонид Зуров）、加林娜·库兹涅佐娃、尼古拉·罗申（Николай Рощин）、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ИринаОдоевцева）、安德烈·谢德赫】也都不在人世了。并非所有的见证者都有机会或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不是所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要成功地重构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收集和对比那些埋在档案馆的“石棺”里、不常对公众开放的发黄书信与日记里的大量事实与细节。特别是借助于一些与蒲宁和纳博科夫创作对比分析相关的档案研究，我还是得以将这二人复杂的关系——从友谊到较量——部分地构建了出来。①

从编年史学的精确视角来看，可将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关系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1933年蒲宁获诺贝尔奖；1933年蒲宁与纳博科夫终于在柏林见了面。第二阶段——从1933年到1940年纳博科夫迁往新大陆；这个时期纳博科夫声名鹊起，也成了文学界第一流的明星，甚至使蒲宁黯然失色。第三阶段以蒲宁创作短篇小说集《暗径集》（1943——1946年）为中心；这个阶段结束于1953年蒲宁去世。而蒲宁去世后，纳博科夫则重新向着他们战前的交会点——也向着蒲宁的作品本身——回归。

在这本精彩而缜密的书中，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用蒲宁和纳博科夫的例证，为两位专情于自己的真理并注定孤独的俄罗斯大作家构筑了一个真假友谊的矩阵。——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作家

马克西姆·且．施拉耶尔能将这段历史讲述得空前详细，是由于他细致地研究了那些迄今为止几乎无人触及的档案文献……这本书为两位伟大作家的肖像又添了新彩。——谢尔盖·伊雷因（Сергей Илъин），翻译家

马克西姆·且．施拉耶尔出色地研究了蒲宁与纳博科夫的文学亲缘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文学较量，他鲜活的思想以及这本书完美无暇的文风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一个人可以迁离俄罗斯却不迁离俄语。——谢尔盖·梅德韦杰夫（Сергей Медведев），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