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楚汉争霸中,处于下风的刘邦在张良、萧何等人的辅佐下,通过广泛吸纳人才,重建制度,打造出一支极具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推翻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神项羽。这样一个出身平民、崇尚侠客精神的人,为何能反败为胜?作者潜入历史的深处,用经济学视角,生动还原了刘邦和项羽两大军功集团的生死较量,为你解读这段历史中令人费解的千古谜团,剖析鸿门宴等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决策经过了怎样的利益考量;戏水分封中,项羽打的如意算盘,为何失算……
这是一本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历史的跨界之作。角度独特,有料有趣,令人耳目一新。
王文剑,1974年生,河南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文汇》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大分流重探》(译著)、《千年维新——从周公到光绪》(合著)、《弓与犁一一中原与草原的和与战》等,在河南电视台《传承》栏目录制50集文化访谈节目,在有声平台“静雅思听”发表50余篇作品。
《不一样的楚汉争霸》:
其次,秦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法家治国理念,导致民间思想被压制,百姓很难对这个帝国产生文化认同。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法家、医学和占卜等方面的书籍,收缴天下其他所有种类的书籍。文化的高度专制导致各地百姓,特别是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不得不面临文化思想被压制或与旧的本土文化割裂的痛苦,自然对秦朝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秦国遇到危机时,各地百姓包括一些当地选拔的官员,很难自发、自愿地支持秦朝。
秦朝之所以搞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因为在秦国延续百年的法家治国理念。这种理念来自商鞅。根据《商君书》所传达出的思想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观念,在秦国或者秦朝,除耕、战以外,任何活动和能力都是多余且无意义的,甚至任何不利于皇权专制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可能威胁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种观念下,秦国需要不断征发民力,要么用于战争,要么用于各个领域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王朝攫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强化对民间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消耗掉国内任何可能毁灭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则可以理解,秦朝建立后,为什么在国内广泛而深入地征发民力,修筑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驱使青壮年到南方的百越和北部的边疆,戍边征伐。
秦国故地已经习惯这种单一文化下的生存环境,但在秦朝新占领的土地上,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已延续数百年,秦帝国在短期内如果强行推行单一的思想文化,必然造成巨大反弹。正如陈胜、刘邦等人为鼓动大家,在各个场合,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这个“苦”既表达对秦帝国无休止役使百姓的愤怒,也表达对秦帝国强制推行单一文化和理念的否定。按说单一的治国理念,如果有其他理念辅助和制衡,会将这种理念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使国家制度过于僵硬,失去弹性,最终因失控而导致国家败亡。但很可惜,秦朝即便想到,也无法这样做。正如上文所述,秦朝上下充斥着信奉法家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稳固而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国家从上到下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操作下,只能僵化地贯彻既定的治国理念,并沿着法家思想形成的制度轨道一直走下去。
法家过于强调利益交换,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各种规章和法律层出不穷,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商君书》第一章的内容认为,在商鞅推行的法家理念下,统治者只需要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法律下发到百姓,由百姓互相监督,各个法律就可完美执行。统治者向担负职责的官员宣布法律,而官员则必须回答其他官员或百姓对法律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能胜任答疑解惑的责任,也将被处罚。“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家的治国理念,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困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法网之中。虽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体系使法律得以高效执行,但这种突出“权力”“制衡力”“对抗力”的国家治理理念,将皇帝、官员和百姓纳入一种互不信任、缺乏尊重、忽视人的个体感受和讲求利益交换的氛围中。国家和社会一旦遇到内部或者外部的突变,很容易由点及面,瞬间形成系统性的“雪崩”。
汉朝汲取教训,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鼓励和默认民间收藏各类图书,尊重文化事业发展。从全国选取文学贤良,作为国家官员。这些政策使国家逐渐争取到宗族大家、工商业者、农民、官僚和文化行业经营者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国家治理结构上,汉朝把封建制度和郡县制“混搭”起来,既有法家治国理念下的严刑峻法,也有封土建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在汉朝草创之初,国家治理结构被注入弹性基因,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
不过,汉朝的国家制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两个多月,但对国家政权的冲击非常大。这说明汉朝采取折中苟且的制度架构,无法真正确保国家稳固,需要再找到另一个“非制度化”的工具,为国家制度保驾护航。
经过艰难探索,汉朝在国家层面上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此找到隐性的“非制度化”工具。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然对皇帝搞专制有制约,但从总体上看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以“仁”为内核的儒学,既通普世性的人性,而且简明易懂,更符合广大百姓朴素的基本价值观,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真心拥护。从此,地方官和老百姓在思想上逐渐有支撑,精神上有信仰,为皇帝服务时自觉性明显提升,大大地降低了皇帝专制统治的执行成本,减少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看似不相容的制度之间的排异性。
当然,历代王朝都看到儒学对治国理政的价值。他们在加紧建立高效的信息、物资传输系统的同时,也加紧改造儒学。改造后的儒学也就越来越受到皇权青睐。随着信息和物资传输系统的完善,以及儒学思想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实施对皇帝专制统治有利的郡县制度就更容易了,其逐渐成为各个王朝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封建制度逐渐成为历史的配角。阳儒阴法,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理念,并全方位渗透到国家战略、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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