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到疗养院的，现在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他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达尔曼带着幸福和些许昏眩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他记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以及质朴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
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ls Borges，1899一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文学大师。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随家人旅居欧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随笔集《探讨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坛的地位。代表诗集《圣马丁札记》《老虎的金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随笔集《永恒史》《探讨别集》等更为其赢得国际声誉。译有王尔德、吴尔夫、福克纳等作家作品。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福门托国际出版奖、耶路撒冷奖、巴尔赞奖、奇诺·德尔杜卡奖、塞万提斯奖等多个文学大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序言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刀疤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死亡与指南针
秘密的奇迹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结局
凤凰教派
南方

这个集子里的小说虽然
写得不那么笨拙，性质和前
一个集子没有什么区别。其
中两篇，《死亡与指南针》
和《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也许需要稍作说明。后者是
长夜失眠的隐喻。前者尽管
有一些德国或者斯堪的纳维
亚的专名，背景却是梦幻中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弯曲的
土伦路是七月大道；特里斯
勒罗伊是赫伯特·阿什所在
的旅馆，他在那里收到了，
但也许没有看那部并不存在
的百科全书的十一卷。那篇
虚构小说写完后，我曾考虑
是否把它涵盖的时间和空间
加以扩展：报复的可能是世
仇；时间可能以年或世纪计
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可能
在冰岛念出，第二个字母可
能在墨西哥、第三个字母可
能在印度斯坦念出。我是不
是还要补充说哈西德教徒包
括圣徒，要牺牲四条人命才
能知道构成那个名字的四个
字母，那才是我故事的形式
所决定的幻想？
一九五六年补记。这个
集子增加了三篇故事：《南
方》、《凤凰教派》和《结
局》。在最后一篇短暂的时
间过程中，除了一个人物—
—雷卡巴伦（他的动弹不得
和消极起对比作用）——之
外，其余都不是或者不都是
我的杜撰；它叙说的一切都
包含在一部名著里，我只是
第一个琢磨出来，或者至少
是第一个把它说出来的人而
已。在《凤凰教派》的隐喻
里，我学会了如何以犹豫不
决和逐步深入的方式提出一
个最终不容置疑的普通问题
。《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
的故事，我要说的只是既可
以把它当作传奇故事的直接
叙述来看，也可以从别的角
度来看。
我经常阅读叔本华、德·
昆西、斯蒂文森、毛特纳、
萧伯纳、切斯特顿和莱昂·
布洛瓦等人的风格各异的作
品，我认为在那篇题为《关
于犹大的三种说法》的涉及
基督学的幻想小说中，可以
看到布洛瓦的遥远的影响。
豪·路·博尔赫斯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杜撰集》收短篇小说九篇，一九四四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为《虚构集》出版，延续虚构的传奇故事题材。其中作者声称“最得意的故事”的《南方》，被视作博尔赫斯写作的转折点。主人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达尔曼在上楼时前额莫名地被什么东西刮破，竟至高烧不已，噩梦不断，住进了疗养院，病情好转后他决定回祖辈留下的南方庄园休养，他一路坐出租马车、乘火车、步行，最后临时起意走进一家杂货铺吃饭，却卷入一场决斗，死在对手刀下。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里，又有另外的读法：达尔曼没有死，回南方庄园的旅程其实是他躺在病床上做的梦，他在梦中死于决斗，一个庸常生活中的人在梦中选择了他所向往的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一八八七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子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一八八四年三月或二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色，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
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连名带姓的称呼。
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园拐角的地方。
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一八八七年，我们又去弗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他们说他躺在小床上动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他作为永恒囚徒的处境：一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道年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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