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明成祖朱棣组建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内阁，内阁制度由此进入明朝。本书讲述的是在明朝阁臣制度下，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四十余年，开创仁宣盛世的一段明史，“三杨”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宋立杰，汉族，先后在西南大学、吉林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晚明政治史、明清商人传记。

上编 盛世的序幕
第一章 三杨生平
第一节 三杨其人
第二节 三杨的政治理念
第三节 互补的三杨
第二章 新机构的酝酿与发展
第一节 新机构的诞生
第二节 阁臣：皇帝的智囊团
第三章 旧朝与新朝
第一节 变异的宗藩制度
第二节 新朝的政治构成
中编 开拓盛世
第四章 君臣同心
第一节 三杨与太子朱高炽的关系
第二节 三杨的帝师经历
第三节 三杨与皇室内部问题
第五章 三杨的政治角色扮演
第一节 三杨与永乐政局
第二节 三杨与仁宣政局
下编 盛世的落幕
第六章 三杨联盟的危机
第一节 帝王的御臣之术
第二节 内阁与部院的矛盾
第三节 三杨的內部分歧
第四节 宦官权力的提升
第七章 三杨谢幕
第一节 少年帝王明英宗
第二节 三杨的无奈与妥协
附录 三杨年表
延伸阅读书目
后记

传统中国行政结构是一
个垂直结构，最高统治者
是皇帝，他顺承天意统治
天下、统治万民。面对庞
大的领土与纷杂的事务，
皇帝一人实难处理，于是
便要设官辅佐。文武群臣
中最为重要、权力也最大
的便是相。在漫长的发展
演变过程中，相逐渐成为
外廷百官之首，是政府首
脑，与皇权产生了“离心”。
历史上确有擅权、祸国殃
民的相，但也有力挽狂澜
、针砭时弊、对国家发展
起到巨大作用的相。最高
统治者不能离开相的辅佐
，故而设有相，但从汉武
帝开始，又在不断限制相
的权力，于是乎，皇权与
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直
至明朝。
鉴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拥有绝对权力的明太祖
废除丞相，并下旨后世子
孙不得设立丞相，如有朝
臣奏请，则“文武群臣即时
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
处死”。此后，直至明亡，
明朝统治者再没有复设丞
相一职。但凡对《明史》
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
道“明称贤相，必首三杨”这
一说法。既然没有丞相，
那为何又有“贤相”之称呢？
“三杨”又是指代谁呢？是否
是《明史》编纂者的失误
呢？答案显然不是。出现
这一局面，与明朝内阁制
度有密切关系，也与明朝
官员内心对相的留恋与追
忆有关。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一
个棘手问题随之出现：在
皇帝与六部等行政机构之
间，形成了权力真空，外
廷没有了丞相这一决策机
构，六部只是执行机构，
秉承皇帝旨意办事。进一
步地说，明朝皇帝集国家
首脑与政府首脑为一体，
故而国家各种事宜都必须
由其躬亲为之，否则朝政
无法有效运转，甚至会瘫
痪，此种情形万历朝最为
常见。明神宗怠政，不视
朝、不批阅奏折，以至于
机构完全停摆。史载，仅
仅在八天之内，明太祖朱
元璋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
件公文，共计三千三百九
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批
阅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
件事情。这对于帝王是非
常严峻的考验。可见，废
除丞相之后，凭皇帝一己
之力是不可能处理如此多
的朝事的，毕竟一个人的
精力与才能都是有限的。
明太祖废除丞相原本是想
加强皇权，杜绝权臣干政
现象，自己直接处理政务
。原本以为如此为之能提
高办事效率，但事与愿违
。在繁忙的政务面前，明
太祖朱元璋言道：“人主以
二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
臣。”但他又不能复设丞相
，如此则是自扇耳光，于
是他与谋臣遍览历朝故事
，希望在古制中寻求帮助
。洪武十三年九月，也就
是废除丞相制度仅仅半年
，明太祖仿古制设立四辅
官制。但是因为限制太多
，四辅官制没有实现明太
祖的目的，于是，明太祖
又废除四辅官制。明太祖
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而告
终。
然其一人实在无法及时
处理繁杂的政务。明太祖
又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仿
照宋朝制度，设置殿阁大
学士，大学士的职权主要
为“侍左右，备顾问，然不
得平章军国事”，也就是做
好皇帝的参谋秘书，没有
实际职权。此种规定主要
是为了限制大学士的权力
，防止出现权臣专政的现
象。尽管此时大学士的权
力与政治地位都比较低，
但殿阁大学士成为一种常
设制度，它的顾问功能与
秘书定位成为内阁制度的
范本。至明太祖去世，一
直设有殿阁大学士。建文
帝朱允蚊在位期间，对殿
阁大学士制度做了一些调
整。由于此时特殊的政治
背景，即靖难之役的爆发
，建文帝与殿阁大学士之
间的政治关系日趋紧密，
从而使后者的辅政力度和
顾问功能有所提高。明成
祖朱棣时期，命解缙、胡
广、杨荣、杨士奇、金幼
孜、黄淮、胡俨七名翰林
官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
，以备顾问。此举一般被
认为是明朝内阁制度之始
。但是，终永乐朝，阁臣
依然如洪武朝，没有实权
，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办
事；阁臣官衔也仅为五品
，连独立的办公场所也没
有，用印也是翰林院的印
章。至明成祖中期以后，
内阁的职权渐重。
一般认为仁宣两朝是内
阁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
其原因在于时任阁臣与两
任帝王之间特殊的关系。
明仁宗为太子时，深受明
成祖的猜疑，赖东宫府僚
的鼎力扶持，才得以保全
，最终继承皇位。故而明
仁宗对杨士奇等人非常信
任，在不打破祖制的前提
下，以设置三公三孤、兼
任六部尚书等方式提升阁
臣的政治地位，加大他们
的辅政职责。阁臣的品秩
虽然还是五品衔，但通过
加官的方式，其品秩已然
为正_一品、二品，与六部
尚书平起平坐，甚至凌驾
其上。但阁臣只是皇帝的
秘书，拥有六部尚书头衔
只是提升他们政治地位的
方式，而不是给予实权。
正如《明仁宗实录》载：“
荣、幼孜、士奇、淮，俱
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
明宣宗朱瞻基时期，阁臣
权力进一步提升，阁臣拥
有了票拟的权力。在宣宗
中后期，逐步形成三杨辅
政的局面。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
年仅九岁，无法亲自处理
朝务。太皇太后张氏鉴于
祖训，不能“垂帘听政”，考
虑到三杨等阁臣与先帝的
特殊关系，于是便委政内
阁。朝廷一切政务先经内
阁商议，再由太皇太后张
氏核实，最后交由部、院
衙门执行。此外，明宣宗
时，除阁臣外，吏部尚书
等人也享有票拟权，但从
此时开始，内

本书主要讲述明朝的内阁制度——三杨内阁。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明成祖朱棣组建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内阁，内阁制度由此进入明朝。本书讲述的是在明朝阁臣制度下，“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历四朝、辅政四十余年，开创仁宣盛世的一段明史，“三杨”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在写本书之前，我的研
究重心是万历朝内阁首辅
沈一贯。为了更好地开展
研究，梳理了明代内阁制
度的演变，对明初内阁制
度的创立及其背景有所涉
及，但对杨士奇、杨荣与
杨溥三人并不了解。因本
书，我查阅相关文献，对
三杨有所了解，他们具有
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品质，
事功显著，与万历朝的阁
臣有很大的不同。万历朝
阁臣，诸如张居正、申时
行、王锡爵、王家屏、沈
一贯等人都有一番建功立
业之心，在品性方面可谓
一时之人选，但他们所处
的时代环境与三杨的时代
背景已经有显著的差异。
他们没有来自皇权的坚定
支持，在朝堂中步履维艰
，空有一身抱负却无处施
展。史家多认为自申时行
以后的诸阁臣多婉转顺承
皇帝，在职无所事事。综
观申时行等阁臣的政治行
迹，事功确实不明显，也
没有扭转明朝弊政，但他
们真的只是谄媚皇帝吗？
显然不是。他们为“得君”，
必须顺承帝意，只有得君
才能行道。对比明初与明
代后期的内阁，我们可以
明确阁权必须有皇权的支
持，否则一无是处。三杨
之所以能够在仁宣时期大
放光彩，很大程度上是因
有皇权的支持。
第一次尝试写传记，文
笔架构虽然不是很成熟，
一些地方词不达意，但也
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才把
这本不成熟的小书完稿。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他人的
帮助。感谢两位编辑的耐
心校读。感谢潘雪松、侯
嘉伟、程丞为本书的撰写
搜集整理了一些文献资料
；感谢吕成震、杨昊哲、
肖秋池提供了本书所需的
照片。感谢爱人与家人对
我的理解与支持。

修身以至“内圣”后，儒家又主张积极实践，经世致用，实现“外王”。如何“外王”，或者如何经世呢？孔子推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认为实施德政，会得到天下民众的爱戴欢迎，国家就会稳定太平。历代政治家也不断将德政由理念转换为政治措施。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人都主张推行德政，杨溥便指出，“古昔盛时君臣图治，必推其德以为政于天下，使其政之所施，皆本乎德，良有以也”。那么应如何推行德政以天下大治。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人认为应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便是修身，也就是上文所言先内圣。这里的内圣不是针对个人而言，而是从帝王至各个官员。每个人都应克服私欲，诚意修身，提高德行，做到洁身奉公，德位相配，才能一心推行德政，才能尽忠职守。每个人“修身”，实现“内圣”只是第一步。每个人的品德提高了，人伦之义便可明了，便可以礼义兴，从而使人际秩序得以和谐稳定。杨士奇与杨溥曾为帝王师，他们利用这一身份，积极向储君灌输儒家思想。杨溥“以经训大义、诚意正心、修己治人之要为言”，以及择取历代帝王事教导储君克己修德，以历代明君为模范效仿他们的所作所为。明仁宗为太子期间，曾沉湎于诗词，杨士奇为此规劝其不要沉迷于诗词，而应以阅读六经和两汉诏令为主，掌握明君的执政理念。明宣宗时，杨士奇指出，“帝王勤学问，则宗社生民有赖矣。惟愿陛下始终此心”。明英宗以少年登基，杨士奇、杨荣与杨溥力促开经筵，希望通过经筵进行儒家德政教育。而这一切，在于他们认为“古昔盛时君臣图治，必推其德以为政于天下，使其政之所施，皆本乎德，良有以也”。
第二步，便是推行具体的德政措施，进一步言之则是民本思想。明太祖起自草野，因为生计问题，投奔红巾军，故而深知民众之疾苦，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事关国家安定，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民生，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因此关注民生，是施政者必须考虑的事情，也是德政的一大核心。杨溥认为：“万民之得其所者，本乎人君。人君立政而万民以乐育。”杨溥所言虽较为笼统，但体现了其爱民思想，也蕴含着辩证思想。统治者推行德政，民众才可以安身立命。假设统治者不推行德政，对民众采取压迫、剥削政策，便不会得到民众拥护，统治就不可能稳固。杨荣的理念与杨溥大致相同，相较而言，更为具象化。他指出：“牧民之道，贵于恺悌平易，优柔不迫，使之安于休养、乐于生遂。而无束缚驰骤之患，则民得其所矣。设若恣其志意任其性情，轻重之不审，缓急之不察，休戚利病漠然不经于其心，若是而欲民受其惠以相安于田里者，岂不戛戛乎其难哉！”“牧民之道”也就是治理之术。杨荣认为统治者应宽厚待民，轻徭薄赋，爱民、惠民，使民众安乐。杨士奇也一贯主张推行惠民政策。永乐、洪熙、宣德时期，杨士奇起草了一些诏书，尤其是明仁宗与明宣宗的即位诏书皆是杨士奇所写，从中集中体现了其民本思想。在灾荒之年，杨士奇等人更为注重民生，推行救灾政策。
这些德政需要人来施行，杨士奇等人深知此点，不仅将儒家思想灌输给储君，竭力劝谏皇帝推行德政，更在意官员队伍的选拔。杨溥指出，“丕惟弼直之功，阜成之效，咸在得人”。也就是指出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杨士奇曾向明宣宗建议扩大荐举资格与范围，并严格程序。杨溥认为选拔人才应注重德才兼备，荐举者应“无间戚、疏、新、故，惟贤、不肖以为可否。其有益于国者甚要”，不以此谋私。杨荣也认为，“贤才，致治之本也”。在严格选拔官员的同时，杨荣更为注重人才的培养。他指出人才出自学校，建议当权者重视学校的建设，“学校，育材之地、风化之原，为国者之先务也”。而学校应坚持以向国家输送人才为宗旨，应着重培养学生通晓圣贤之道与治国之术，以忠信孝悌、诗书礼义为教育内容，当然学校教师自身应品行俱佳，在儒家思想与治国之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如此才能言传身教。
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三人都不是埋头苦读儒家经典而不闻时事，或者眼高手低之人。他们将自身从儒家经典著作中所领悟的精华，结合人生经历，积极践行。如杨士奇曾多次向明仁宗、明英宗建议减免岁例。三人具体的执政措施，后文再具体阐述。P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