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副部长级），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专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出版专著、译著、主编著作多部，在中央重要报刊和主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长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等，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等领域有重要且广泛的影响。

周淼，1977年3月生，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国外左翼思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

《全球鸿沟，底层的言说：国外左翼学者视野下的南北差距问题研究》：

国外许多学者认识到教育和科技对南方国家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当今，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知识经济”已经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给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化。科技进步和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实力和教育水平高低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制定和实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而南北双方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又是巨大的。新技术革命发端于北方国家，在国际上公认的并列入21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方面，北方国家都遥遥领先。当前，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在21世纪的地位和前途。新技术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弯道超车的巨大发展机遇。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英国，产生了机器大工业，为英国的世界殖民霸权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英国长期保持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号称“日不落”帝国。第二次科技革命为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解决了能源和动力问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美国、德国等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成为世界强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全面铺开，在21世纪还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本已经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南北国家在教育和科技体制方面存在差距。北方各个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教育科技体制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努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传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教育和科技运行机制。国家通过宏观规划予以调节和干预，并以立法给予定向和保障，同时政府运用政策、决策和经济手段加强对教育和科技运行的控制。美国的教育实行地方分权，中央主要起规划、指导和协调作用。在中央与州两级管理中，以州为主。中央主要在立法和拨款等方面对地方教育进行管理和监督，地方对教育行政事务有一定自主性。在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的关系中，也强调学校办学的自主性。对于广大南方国家来说，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目前比较薄弱而且要大大加强的一部分，而教育和科技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这就要求把发展教育和科技摆在公共行政体制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科技的管理和服务。北方发达国家有关教育和科技的法规制度历经一二百年的建设，日臻完善，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法律体制。美国始终重视科技的发展，科技法制建设始终走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前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就大体建成了科技法制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立法机构制定和发布的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20余个。总之，发达国家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既有国家法规，又有地方法令；既有部门法典，又有宪法；既有单行法规，又有基本法；既有立法，又有法规监督，再加上各主管部门的行政条例，这些法规和条例对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对教育、科技机构的设置和管理，乃至具体设施的使用等都有原则规定。因此发达国家的教育科技管理，从宏观到微观，一般都有法可依。绝大多数南方国家的法制还很不健全，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至今尚未制定全国性的有关儿童和女童教育的法律，更没有建立起有效地实施这类法律的组织机构和机制，义务教育的法规往往形同虚设，女童教育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方国家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不合理，未能根据本国国情，确立科学的体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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