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写作年代大约在战国末年与汉初之间，也就是两千年前。作者不详。郭沫若认为，像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作（郭沫若《十批判书》）。

《学记》是早期儒家学派的教育理论概括和教育实践总结，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学。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篇极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很早而又很全面的一篇。它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学校制度、视导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至教师问题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宝贵资料。除此以外，很难找出更有系统的材料。第二，因为它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意见，虽然相隔两千多年，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还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例如，教学相长与藏息相辅的道理，豫、时、孙、摩与注重启发等原则，以及提问和答问的方法等，无不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第三，它不只是中国的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上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的骄傲。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份祖传的宝贵遗产。

但是，我们对于《学记》的估价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既不可以估计不足，也不可以过分夸大。《学记》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三种成分。第一种成分是古代教育现实的反映。例如，它所称誉的“大学之教”和“大学之法”以及它所指责的“今之教者”，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虚构，不可能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这一种成分是有实际史料与借鉴价值的。第二种成分是作者对于教育的意见。例如，它所提出的“继志”“博喻”“善问”“听语”等主张，就是作者个人及其同派儒者的意见。这种成分是具有思想史料与参考价值的。这两种成分中好的东西很多，但也不能一概搬用，只能批判地加以继承与发扬。第三种成分则是出于一般传述，事实真相尚待考证，我们只能存疑的。例如，援引“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说法，就是一例。古代似难有如此整齐划一的行政区划与学校配备，这是不可遽尔置信的。

把《学记》译成今文，与译其他古籍一样，是有一定困难的。《学记》虽则只是一篇两千多字的短文，但对某些章句，人们的看法是很有分歧的。前人今人，都是如此。甚至句读也不一致。例如：“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王夫之却认为应该读作“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王夫之《船山遗书·礼记章句》）又如“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郑康成原读作“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郑康成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

因此，很多地方，各家说法极不一致。近人中以邱椿教授的译解较为精允，可惜只译解了一小部分，不完全。最近有顾树森教授的译文，其中尚有可以商榷之处。所以，斟酌取舍，颇不容易，只好力求在“文”“理”上说得过去。因为在“文”“理”上说得过去才有可能符合作者的本意，正如王引之引他父亲所说的，“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王引之《经义述闻》）。这段话很使人向往，可惜自己学力不够，达不到这个境地。

1956 年12 月初稿，

1981 年7 月校毕

傅任敢（1905—1982），中国现代教育家、翻译家。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旋至母校长沙明德中学任教务主任。1933年回清华大学任校长秘书，后奉校长梅贻琦之命，先后于重庆、长沙创办并同时主持两所清华中学，积极开展教育实验，探索现代中学办学经验。1950年筹建北京市市立第十一中学，任校长。1954年参加筹建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工作，筹建教育教研室并任主任；1961年调入历史系资料室，从事翻译工作。1978年后重回教育研究与教学岗位。代表作有《〈学记〉译述》 《教育漫话》（译）《大教学论》（译）《生活的科学》（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译）等。

《学记》是中国最早有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全文不过1200字，却提出了丰富的教育内涵，囊括了教育作用与目的，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等，至今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学记>译述》是中国现代教育家傅任敢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学记》进行作了详细的译注和阐述，堪称名著名译。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译注”“述义”，后半部分收《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研究孔子的前提》《<论语>教育章句析解——孔子教育思想初探》《评孔小品四则》等数篇相关文章，集中反映作者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