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括：古文是何时死的？白话文学的背景；汉朝的民歌；汉朝的散文；汉末魏晋的文学；故事诗的起来等。

在几十年学究中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同盟：中国资产阶级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革命和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

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

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社会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的。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第一章古文是何时死的?

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日，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大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琊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

《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

人所说。《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娘，好也。秦日娥，宋魏之间谓之娘；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姑，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日妹。或日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日妍。好，其通

语也。

“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

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厖，夺，憔，般，，奕，戎，京，类，将，大也。

凡物之大貌日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日夺，或日憔。

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日京，或日将，皆古令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

胡适(1891-1962），曾用名嗣糜，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一生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