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四辑，收入作者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学术发展历程等问题的一些个人思考，有关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随笔，对几位师长的回忆与缅怀文字，为文博考古界著作所写的序言和评论等。这些文章具有另样风格，和写学术论文的“学人”关系密切，生动地体现了一个学人的学术趣旨，学人眼中的人和事、人和书，以及一个学人成长的经历和他眼中的百千世界。书名《江安漫笔》取自四川大学江安花园以及悠久历史的江安河，让人感到自然亲切。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曾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 史前时代》等十余部学术专著，在《历史研究》《考古学报》《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东方学报》等海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序
【探索与思考】
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在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三期上的致辞
考古学与中国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新时代与新史学——在第二届中国史青年学人工作坊开幕式上的欢迎辞
冯汉骥与川大考古学——霍巍教授访谈录
【随笔与点评】
探秘成都：古蜀文化的遗宝
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世界性意义
古代成都与巴蜀文化的外向性格
汉唐时代的成都与“丝绸之路”
天府文化外化于行的文化表达——友善公益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古遗址类新发现点评
【追忆与缅怀】
王尧先生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任乃强先生与西南考古研究
记杨振宁教授参观四川大学博物馆
【序言与评介】
中国史前考古研究探索的心路历程——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读后
《东汉六朝钱树研究》序
《汉代陵墓石兽研究》序
《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序
《四川盆地崖墓建筑研究》序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序
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汉代墓葬艺术》序
中国古代市镇考古研究的一部力作——读李映福《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
山海之间——《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序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藏珍》序
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合浦海丝研究系列丛书》总序
《叙事理论视野下的民族类博物馆展陈设计研究》序
向往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从空间到风格——历史类博物馆展陈设计研究》序
《罗进勇文集》序
用学术理想支撑起一片纯净蓝天
拼缀历史碎片 复原远古社会——读王仁湘、张征雁《金沙之谜：古蜀王国的文物传奇》
吐蕃艺术史研究的新贡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序
中国边疆研究的“它山之石”——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藏《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再版序
《陶然士作品选译》序
《中国藏地考古·西藏卷》前言
《阿坝金石录》序

北京大学历史系朱玉
麒教授是我认识的知名教
授中最有古胆侠气的一位
。我和他认识有赖于荣新
江先生的介绍，然后我们
一起开会，一起喝酒，一
起聊大天，我这才发现这
位仁兄是何等有趣之人，
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还
写得一手好字，兴之所至
可以随歌起舞，也可以脱
衣下湖（还是外国的伊塞
克湖，过去中国人也把它
叫作“热海”）。永远带着
孩子般清纯的脸庞上那道
小胡子，也会随着他情绪
的高涨而起伏飞动。有气
场却并不张扬，动静有致
，温润如玉，让人不知不
觉地对他既敬又爱。
就是这样一位好兄弟
，某一天忽然给我寄来了
一本他的新书《云鹿居漫
笔》，在引言中说这是他
“最近二十年来学术论文
之外的部分文字”。拜读
之后，才理解到他所说的
这类文字，的确与正儿八
经的“学术论文”有所不同
，是一种具有另样风格的
文字，看似散淡，却也和
学术有关，更准确地说是
和写学术论文的“学人”关
系更为密切。透过这些文
字，使人能够从更多的层
面了解和接触到一个学人
眼中的人和事、人和书（
要么读书，要么写书，要
么买书。要么教书……）
，更能读到一个学人成长
的经历和他眼中的百千世
界。
又是某一天，他在短
信中向我约稿，说是可以
将类似这样的文字也收拾
一下，汇成一本书交给凤
凰出版社，并颇富诱惑性
地写道：“……将来凤凰台
喝酒庆功，霍老一定上座
。”原来的计划中，真没
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一
是过去并没有写过太多这
样的文字，二来也自认没
有玉麒兄这份才情，过去
写出来的这些东西怕是难
登大雅之堂。但玉麒兄的
诱惑是常人难以抵御的，
才子加美酒，极具冲击力
。所以还是马上动手了。
扒拉了一下旧作，还
果真搜出了一些大概属于
这类风格的文字，按照玉
麒兄的要求，从中选出了
一部分汇集成这部小书。
没有过多地去精心构思书
名，就用我现在居住的地
方——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把书名定为了《江安漫
笔》。实际上书中的这些
文字并不完全写作于江安
，早早晚晚写作的时间跨
度也超过了二十年。但是
，江安花园的得名，是因
为这个小区紧临江安河，
这可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
的小河，源于秦李冰开凿
都江堰引岷江之水进入成
都平原。它的上游是环绕
成都的两江——府河和南
河，两河在成都南面合流
之后成为府南河，流经著
名的成都平原古镇双流之
后，其中一段便成了江安
河。河面不宽，河水也算
不上清澈，但它每天绕着
我的校园和我的家流动，
让人感到自然亲切。每每
夜半听到涛声轻拍江岸，
心中常常涌起阵阵难言的
柔情，不知不觉在脑海里
就跳出了这么个名字来。
这本小书的内容大体
上分成四辑，对各辑的内
容和编排的思路我略作一
点说明：
第一辑的5篇文章主要
是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
方法、学术发展历程等问
题的一些个人思考，其中
也包括参加学生的学术活
动时我和同学们的一些交
流互动，有些文字是同学
们根据我的讲话录音整理
成文的，当然经过了我的
最后审定。不过为了尽可
能保持当时的语境，除修
改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之外
，语气和文字都未再作大
的改动。
第二辑的7篇文章中，
有6篇是对历史文化名城
成都——这也是我出生、
少年成长和现在工作的地
方——写下的一些随笔，
是我对这座古老而新潮的
城市的点滴感想和粗线条
的描述。这一辑最后的一
篇文章是对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发现的一些历史
时期重要的考古遗存所作
的点评，因为和历史上的
古城多少有些关系，所以
也放在了这里。
第三辑只有3篇文章，
是对几位已故的和健在的
师长的缅怀与回忆。本来
在我原定的计划中，还有
好几篇准备一定要写完的
追思性的文章，其中包括
近年来逝世的北大的宿白
先生、藏族考古学家索朗
旺堆先生以及早年去世的
我的业师童恩正先生等人
，但没想到突如其来的“
新冠病毒”，完全打乱了
写作的计划，有的只开了
一个头，有的还没有最后
完成，很遗憾就没能收进
这个集子当中了。将来如
果还有机会编辑类似的文
集，我想是一定会收入的
。
第四辑共有21篇文章
，是我为学生和文博考古
界同仁们出版的著作所写
的序言和评论。这类文章
虽然不算是正式的书评，
但也可起到评介的作用。
因为这些著作当中，不少
是年轻人的作品，差不多
都是我的博士生根据博士
论文后期修改、增订而成
的学术新作，从而可以从
一个侧面了解到我多年来
所培养的研究生（主要是
博士生）大体的研究兴趣
、选题和论文的基本内容
。从他们的身上，也或多
或少可以折射出一些我自
己的学术趣旨。
最后，我要感谢和我
素昧平生的凤凰出版社，
他们不仅策划了这样一个
选题，能让学者们的这类
“另样文字”公开出版，同
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
敬陪末座。
还要感谢我的学术秘
书李慧女士，她在～－t
＃J编辑过程中协助我处
理了大量技术性的问题，
使得我能够静下心来较为
从容地选出一些我认为还
可读的文字——当然，它
们究竟是否能够为读者大
众所接

本书是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先生的随笔集，书名《江安漫笔》取自四川大学江安花园以及历史悠久的江安河。书中谈论考古学、新史学、藏学的独特魅力，记叙前辈学者冯汉骥、王尧、任乃强、杨振宁的真实风采，对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还评介了文博考古界诸多优秀的学术新作，生动展现了一个学人成长的经历和他眼中的百千世界。

回顾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一近代从西方传人中国本土的学科，一旦被中国学者所掌握运用之后，很快便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现实意义也十分重大。
如同葛剑雄先生所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为何中国会在世界上具有这样的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被中断过，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吸纳来自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精华，将其乳水交融般地融会到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两个重要的维度上，与浩若烟海的中华文献典籍的书写方式不同，考古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考古学的发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久远根性。以往的文献记载至多只能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五千年前，我们平常所说的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大约就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的历史而言。但是中国考古学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早已将中国历史的远古时代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举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与世界上其他早期文叽相比较，农业的起源是文明演进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曾将农业起源称为“农业革命”。中近东两河流域和中亚一带，是麦作农业的发源地；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过去多认为主要是南亚印度，因为在那里曾经发现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稻谷遗存。中国考古学者从河姆渡文化发现距今约6000年前的古稻遗存开始，随后相继发现湖南城头山、彭头山，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等多处遗址，将我国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起源从距今8000多年前，再上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后，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稻作文明起源地。近年来长江上游的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也一次次地改写了过去仅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进程谱系，让世人看到一个以独特的玉器、祭祀、神灵体系等为特征的“文明共同体”正逐渐地在中华大地上形成，“早期中国”的若干根性已经深植于这些远古文化之中。
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与延续性。与世界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与延续性不仅通过文献记载，更是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让每一个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由此传递而来的历史信息。首先是文字。中国的汉字历史上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而考古学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青铜器上遗存的“金文”，证实了汉字至少在商周时代已经成为王家祭祀实际使用的文字，后来陆续在山东丁公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文”，或许也与这种文字体系的起源相关。秦以后，秦帝国统一文字，汉字正式成为国家统一文字而推广流行到帝国疆域之内，无论其书体如何变化，但其造字、语法等基本体系却一直延续流传。试看今天世界古代文明诸国，多数曾经流行过的古文字或者变成了“死文书”，成为消亡的语言文字，或者被融人到后起的诸语言文字当中，没有一例可像汉字这样一直作为国家官方文字使用至今。其次是统一的制度。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石家河、良渚文化，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集君权、神权和军权“三权合一”并且世袭传承的制度文化开始萌生；商周时代青铜礼器、棺椁制度、车马制度、殉葬制度等考古发现体现出这一制度已经形成；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不断加以强化，无论历代王朝疆域、人口、统治者如何变化，各民族对于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认同度却从未减弱。各族之间所谓“华夏正统”之争，恰恰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对这种文化同一性与延续性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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